见到马伯庸时，他刚结束另一场有拍摄需求的采访。
摄像机撤下，他整个人松弛下来，靠在椅背上，小口喝着瓶装乌龙茶。
新书《大医》出版，采访与签售任务填满他的时间缝隙，但忙碌紧张的日程安排，依旧无法剥离他身上的松弛感。
很多人因为笔名，误以为他是位已过天命之年的老先生。
他笑笑，“这样也挺好，没见到时以为很老，那么见到我本人后，反而会觉得我年轻。”
抛开历史小说家的身份，马伯庸是爱看漫画、习惯健身、喜欢打游戏、接得住热梗的80后。
笔名里的庸，即“平庸”之意。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卷不动的人。卷对我来说太痛苦了。”
这些年，他出版了数十本书，从历史悬疑到古董百科，从权谋争斗到医疗领域，他不断跳出舒适圈，给读者带来全新的惊喜与震撼。
但正如他所说，“离开现在的舒适圈，是为了寻找更大的舒适圈。”
马伯庸是最初一代互联网原住民，开始在网络上写作，可以追溯到新西兰留学期间。
新西兰生活节奏缓慢，下午六点店铺关门，宅家看书、写作，成为他对抗无聊的武器。
澎湃的创作欲和想象力，搅动起他毫无波澜的生活，网友的一个赞与评论，已经足够他开心很久。
某天，一位杂志编辑联系他，想要刊登他的一篇短文，稿费150元。
他请全班同学吃了顿饭，花了三百多，“发现写作真是一个亏本生意”。
马伯庸重回怀卡托大学
回国后，他入职外企施耐德电气，在市场部写PPT、做调研报告，一待就是十年。
白天上班、晚上写作，有时午休或者提前完成工作，他就趴在电脑前敲键盘，用字句搭建想象中的世界。
“很感激那份工作，既能观察生活，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在公司干私活时，你的效率永远是最高的。”
同事们也知道他写作，大家感情很好，如今隔三差五还会聚一聚，《大医》出版后，前同事们还一起团购支持。
在外企做一名斜杠青年，马伯庸最为难的是请假，随着书籍的出版，需要出席的活动越来越多，他不愿给老板和同事添麻烦。
再加上稿费单明显比工资高时，他提交了辞职申请。
他在微博上写下一句话：我已经35岁了，也想尝试一下自由散漫的生活。
辞职后的第二天，他睡到早上十点钟才起床，起来就后悔了——
“早就该辞职了！太爽了！！”
全职写作的困境，是生活与工作杂糅在一起，难以分开。
他在离家几百米处找了间工作室，像上班族一样，每天七点二十送完儿子马小烦上学，便钻进工作室，泡壶茶、拉开窗帘、打开电脑，开启工作状态。
朝九晚五，包含午休时间，下午五点半闹钟响起，他起身回家休息、陪伴家人。
躺在家里沙发上时，再有灵感也坚决不动笔，尽量实现工作和生活泾渭分明。
他不认为自己的写作依赖“自律”，因为——
“自律是针对不愿意的事情，强制自己去努力。但写作之于我，是纯粹的快乐。”
许多人苦恼的健身，对他而言同样如此。
2018年左右，妹妹带着新男友见他，是个健身教练，拉着他去健身。
当时他体重超标，拉了5分钟的划船机，就累到要吐血，体能检测更是一塌糊涂。
为了不给妹妹丢人，只能硬着头皮跟着练，直到感受到身体发生变化，进入正循环。
现在他保持隔一天跑六七公里，耗时 35 分钟左右，“不敢跑太快，担心膝盖受伤。”
跑步也成为灵感枯竭时的绝招，踏上跑步机，思绪自由驰骋，灵感奔腾而出，“有次一口气跑了10公里，因为灵感爆棚，想嗨了。”
五年前，马伯庸应邀去华山医院参加活动，无意间来到院史馆参观。
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掀起他内心的惊涛骇浪——
辛亥革命期间的某次战役，江面波涛汹涌、炮火连天。
在一艘飘摇的小船上，几位红十字会医生，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做人道主义救援。
见右上图
可如今，那些感人事迹和伟大医生，沦为历史的一粒尘埃，埋没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
没有人知道，战士以外，有另一群英雄在战场奔走，无惧牺牲，用生命挽救生命。
马伯庸有一种被使命感击中的感觉：
“现在，只有学术界研究医疗时才会记录下他们的名字，这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
我觉得我既然看到这些资料，那么就有责任让后人知道，他们当年舍命救人的事迹。”
新作《大医》的主角，是三位年少的小人物，他们在清末民初，同时踏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开启纠葛一生的医海生涯。
“他们没有原型，但代表着中国第一代医生的三个来源。”
来自关东农村的方三响，在战争中沦为孤儿，被红十字会收留做约定生，免费上学、学医，之后留院成为医生。
留洋公子孙希，在海外接触过精英教育，因个人兴趣选择医生这一职业。
富家千金姚英子身上，有许多第一代女医生的缩影：
她们要么家境优越，要么从小被传教士收养，拥有选择的底气和自由，敢于打破禁锢，追求自我。
结合当下的市场，在作品中塑造出个性鲜明、独立自强的女性角色无疑是讨巧的。
但马伯庸并非刻意迎合市场：
“我不是为了挖掘这样一个角色出来，只是如实地写出了她们的困境和经历。
你看过那些资料之后，这样的侠义女性比比皆是，你无法忽视她们，否则这个故事不成立也会有缺憾。”
姚英子的经历，融合了中国第一位女西医张竹君的生平。
张竹君
马伯庸讲述了一个细节：
日俄战争爆发时，数万中国人死于战火，伤者无数。
身在广东的张竹君，在富商、官员太太中发起募捐，筹集2万两白银。
她带着这笔巨款，不顾性命之危，赶往硝烟弥漫的战场救援。没去成东北，便停在上海救治当地受难的中国人。
“这不仅意味着她有过人的胆识和侠气，更是因为在当时，人们地域观念强烈，广东离上海很远，很多人并不关心别的城市的事情，但在她心中已经有了大中国的存在了。”
张竹君
翻开《大医》，生动鲜活、声色俱全的旧上海跃入眼前。
动笔前，马伯庸花费一年半时间积累素材，四处搜集来的纸质书堆满一整个大书架。
他每天读上二三十页民国时期的申报，沉浸在旧上海的氛围里，体会当时的人们如何生活、做广告用什么词、流行什么、大家害怕什么、喜欢什么……
书里的物价，来源于一本名为《银元时代》的书，一碗梨汤的价格、病人拍一次X光片的费用都有精心考据。
关于那个时期的论文与回忆录，也成为他建筑书中世界的砖瓦。
数万字的资料，常常只能凝成书中一处只言片语的不起眼细节。
有作者在回忆录里，提到接生孩子时，会去老虎灶打水，他连忙查了老虎灶的资料。
“因为当时热水取用不便，自己烧水需要柴火不好控制，只烧壶水很麻烦，街头就会有老虎灶，像老虎一样张着嘴，常年烧开水，几分钱一桶开水。”
创作最艰难的部分，是医疗知识点的讲述。
一开始他找来权威专家做顾问，后来发现并不可行。
因为现代医生受过专业教育，而在当时，医疗水平落后，连吊点滴、输血、抗生素的概念都不曾出现。
马伯庸翻阅大量英文文献，还找到了当年民间流传的急救手册。
人们常用鸦片止血、医院的病床上会悬挂一根羽毛，观察病人呼吸、乙醚洒在舌头上，会有麻痹效应……类似的细节，在书中俯拾皆是。
马伯庸并不担心医疗知识会影响可读性，在他看来，这反而会增加真实性，正如他从不避开描写真实的历史人物：
“我认为所谓的尊重历史人物，并不是说一定要把他打扮得特别伟光正、无所不能，而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当时的真实状态。”
有读者读完《大医》，用林巧稚医生的话总结：医学的本源是人的纯洁善良。
马伯庸点头表示认同，又做了补充。
除了弘扬那一代医生的无私与善良，他也想以医学为切面，呈现出那动荡的时代旋涡里，与当下共通的复杂人性，和人与人之间永恒的互相救赎。
本次见面，马伯庸穿着一件简洁的黑T恤，胸口印着“无为”二字。
“无为”并非大众常常误解的“无所作为”，而是不争名夺利，遵循事物规律，自然为之。
这很符合马伯庸给人的松弛感。
创作时，马伯庸很少参考他人的意见，他将迎合读者，视为创作者的陷阱。
“写作不是迎合读者的过程，而是争取读者的过程。
你展现自己的三观、个人趣味，与你志趣相投、三观一致的人自然会被吸引。”
仙侠、都市、魔幻……网络上的流行风浪此起彼伏，他不慌不忙写着小众的历史小说。
他知道自己写不来霸总小说，也看清每种风口下，有人涌到台前、名利双收，但有更多人黯然离场、不被看见。
总有新人胜旧人，随波逐流者，终成泡沫。
相同的松弛心态，延伸在育儿当中。
儿子马小烦作文并不好，许多人问他：“什么不帮孩子提升作文成绩？”
他哈哈一笑：“如果我能从事教育行业，那就不在这里当作家了。”
片刻后，他认真起来：
“所有家长都想鸡娃，但是鸡不动，我们也没办法。
现在我认为，与其鸡娃不如鸡自己。努力给孩子创造一个下限，往后他能走多远，那是他自己的事情。”
马伯庸曾在微博写道：“人生有三个阶段，一是接受自己父亲平庸，二是接受自己平庸，三是接受自己的孩子平庸。”
近些年，许多作家转型成为编剧，马伯庸也尝试过两次，或出于对作品的责任，或出于与导演的情谊。
但他很快回归作者身份，因为编剧是工业化的一环，需要顾及许多团队的需求，而写作更为纯粹，他享受自由的创作过程。
也有人建议他自己开公司，招人写更多的文学脚本，绝对比写作赚钱快。
他并不向往那种生活：
“那样的话早上起来还得上班，甚至连偷懒都不能了，因为你要管理一群人以及他们的情绪。
有这个时间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管好自己就够了，虽然赚的钱相对少点，但也挺开心。”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早期他便不是传统的网络作家，无法每天更新几千字，“有时间就更新，没时间就不管它。”
甚至，他没想过写出惊世骇俗的巨作，不过想遵循心底的表达欲望，释放内心的灵感火焰。
或许正因如此，他不费力不紧绷，每本书以热爱为起点，哪怕资料收集工作艰难，也如同寻宝般其乐无穷。
《大医》创作时翻阅的部分纸质资料书
在豆瓣栏目《马伯庸的冷门书单》里，他给读者们讲过一个寓言故事。
有一个叫做灰先生的人，四处劝人追求效率、不要浪费时间。
他劝告理发师，如果想取得更大成就，就不要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和客人聊天、伺候鹦鹉、与朋友聚会等毫无意义的事情上。
理发师照做了，他缩短给每个客人的理发时间、送走鹦鹉、疏远了朋友，在店里挂起钟表，万事以效率为先。
短时间内，他的确赚到更多的钱，但慢慢地，理发变成毫无感情的流水线操作，原本信赖他的老客户也离他而去。
马伯庸总结道：
“在每个人故事的开始，大家都做着是充满了热情和兴趣的事情，后来慢慢地被公众熟悉了，慢慢地商业化了。
结果人为名气所累，疲于奔命，最后反而是做不出好东西来了，完全不像当年那样。
当初那些令人惊艳的灵感已经消失殆尽，这种状态，是已忘初心。”
写作之余，马伯庸兴趣广泛，旅行、看电影、玩游戏等都大肆占用他的休闲时间。
但这些“无用”之事，也反哺他的创作。
去绍兴游玩看见八字桥，他来了兴致，仔细观察、调研后，写进了《古董局中局》。
观影时，他不自觉学习导演调动情绪的手法，玩游戏，他也会探究其中的上瘾逻辑。
身处名利场，马伯庸格外警惕自己拥戴流量的冠冕。
前几年，《长安十二时辰》爆火后，他知道趁热度再出一本类似主题的书，销量会好，但他主动给自己降了温，出了一本冷门的历史科普书《显微镜下的大明》。
此次《大医》出版，他的行程按小时计算，一天四五个采访，晚上有播客、讲座，空余时间呆在出版社签书。
“后天早上我要赶最早的一趟航班。”
助理没忍住的笑声出卖了他。
他解释道——
“不能提前一天走，因为那天下午我跟朋友约了一局剧本杀。体验生活嘛！”（笑）
作者：小漫，来源：视觉志（ID：iiidail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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