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后期，礼废乐坏，大小相逾，不成体统。至《论语》成书时，应当还处于这种状态中。《论语》的终极思想是宣传“仁义道德”，但就本篇而言，论述“礼”的目的，还在于救治社会时弊。治病要先找出病之所在，于其时而言，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当权者的“违礼”行为。故本篇开头两章，先列举二个“违礼”案例，以正“礼”之视听。
“孔子谓季氏”，“季氏”，鲁国“三桓”之一，鲁国当权者。这是孔子在批评季氏家族违礼之事，“季氏”具体指谁，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作的批评，这些都不重要，故略去，重点在于讲清楚什么是违礼。
“八佾舞于庭”，“佾”，古代乐舞规制，一佾为八人。按“周礼”，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季氏”为卿大夫，按“礼”只能用“四佾”。“季氏”为什么敢用“八佾”之舞呢？这里有很多原因。因为周公旦对周王朝贡献太大，周公旦死后，周成王特许鲁国郊祭文王，以示周公之位等同于天子，故鲁国不同于一般诸侯国，享有天子郊祭才能用的礼乐规制，但这样的做法与周公旦的“周礼”思想并不一致，严格来说已经属于违礼的行为，但又不能不按周成王的意志行事，故鲁国郊祭采用“八佾”之舞于礼亦说得过去，但若纳“八佾”入宫室作为宴乐之舞则就是明显的违礼了。但在其时纳“八佾”入宫室显然是一种常态了，即使在鲁国人看来，估计也不会认为国君在任何时候采用“八佾”乐舞会有什么不对。在政出“季氏”之后，“季氏”作为陪同国君郊祭的主角，把“八佾”之舞纳入自家庭堂，多少有点“顺便而为”的意思。不过在这里，分辨“季氏”是有意“违礼”还是无意“违礼”已不重要，编者的目的，就是要借“八佾舞于庭”来说明一个事实：这么做，就是“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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