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与野兽》这部家喻户晓的童话名篇，如今在美国又迎来一次“重大创新”。最新版音乐剧的“黑”贝儿剧照引起不少关注，相比于众多网民的“灵魂评论”，美国媒体的说法是“打破了贝儿的刻板印象”。
新版音乐剧《美女与野兽》
无独有偶，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正在制作的新版电影《西区故事》也将对经典版本做出大量修改，包括重塑移民街头帮派“鲨鱼帮”，大量启用真正的波多黎各裔演员“本色出演”，还会有大量带波多黎各口音和风格的西班牙语。
美国舞台和银幕上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面孔和改编，是否意味着美国少数族裔地位提升呢？放眼美国文艺史，答案是未必如此。
“粉饰”型文艺无能为力
从美国少数族裔演员的角度讲，这一群体登上银幕担当要角并非新鲜事，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好莱坞繁荣期便已屡见不鲜。最典型的便是1939年好莱坞名片《乱世佳人》中的黑人女演员哈蒂·麦克丹尼尔，她以片中奶妈一角的出色表演摘取了第12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尽管哈蒂一生都在努力与种族歧视斗争，在她之后的黑人明星也层出不穷，但近百年过去了，美国少数族裔至今还在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而奋斗。
《乱世佳人》黑人奶妈获奥斯卡奖
从经典名著改编的角度讲，以少数族裔为中心的改编案例也并非最近才有。以文学巨擘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为例，在美国对该小说的影视剧改编中，几乎清一色将女主人公爱丝梅拉达的出身由原著中的法国血统女孩替换成真正的吉普赛人，并删除与之相关的“换婴”情节，以塑造出一个正面积极、为了自由和解放奋斗的少数族裔女孩，这在1997年迪士尼的动画电影《钟楼怪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然而，看着这部电影长大的美国人，如今依旧深陷种族矛盾漩涡。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美国这一个多世纪以来，从舞台到银幕，从来不缺乏黑人演员，也从不缺乏打破对少数族裔刻板印象的著作。那么，为什么舞台和银幕上的“积极”从未真正改变美国少数族裔现实处境的“消极”呢？真正原因在于，造成美国种族问题的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因素早已根深蒂固，“粉饰”型文艺对此无能为力。
问题从没有真正解决
从历史上看，以欧洲白人为主体的美国早期移民，继承了前者在殖民中形成的“白人文明中心”心态和随之而来的种族歧视观念。美国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曾承认，美国宪法开篇第一句话中所指的“合众国人民”在当时并不包括黑人。美国的建立并未让当时的美国黑人站起来，反而使黑人处境因美国国内合法奴隶制的发展而不断恶化。美国黑人直至南北战争后才得到名义上的自由，在事实上却依然处处受制。例如在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授予女性参政权时，黑人女性依旧被各种“技术性”限制排除在政治事务之外很长一段时间。
20世纪，随着美国移民中的种族日益多元化，种族问题也日益复杂和尖锐起来。这一时期，美国思想界曾提出“熔炉说”，期望不同种族的移民能“美国化”以融入美国社会。但这种一厢情愿的理想化理论在现实中迎来了民权运动和寻根潮，充分说明美国种族问题的不可调和性与激烈的斗争性。尽管最后通过了平权法案，但执行效果不如人意。里根和老布什时期，平权法案的执行处于低潮。
进入21世纪后，围绕平权法案的争论也喋喋不休，少数族裔认为它不够彻底，白人右翼却认为它是“反向歧视”。“平权”导致越来越不平，也是美国社会一大奇观。
在美国社会现实中，种族问题往往演变为暴力冲突——从20世纪90年代洛杉矶种族骚乱及其引发的连续多年种族冲突，到最新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充分说明美国种族问题从未真正得到解决，仅以“不定期泄压”的模式，形成一个个临时发泄窗口。
除了在政治和法制上的明显不公正对待，少数族裔在经济和教育上受到的歧视更加隐蔽。根据2020年美国人口调查结果，美国各少数族裔的失业率均高于8.1%的平均水平。其中美国原住民失业率最高11.7%，其次为混血人群11.6%，黑人11.4%，拉美裔也超过10%。尽管亚裔失业率相对偏低，但在疫情后表现出更加不平等的现象——亚裔失业率的提升是疫情后最为剧烈的，增加了6%，居各族裔榜首。相比较而言，白人失业率仅为7.3%，较疫情前提升了4%，是受损最轻的群体。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很多少数族裔抱怨疫情后就业上的不平等对待，但须知这实在是美国的一项“传统”——裁员时最先赶走少数族裔，开工时最后考虑少数族裔，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屡见不鲜的“惯例”。
少数族裔的教育弱势地位也是造成种族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美国成年就业者中，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为43%，而黑人为34%，拉丁裔24%，少数族裔能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少。在就业层面，美国白人在管理和专业技术职位上的就业比例为43.4%，远高于黑人的34.6%和拉丁裔的25.5%。因为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而被局限在底层服务业和体力型劳动，使得少数族裔处于更弱势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文艺与生活巨大反差
美国处处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与种族歧视互为因果，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时空中造成了美国种族问题光怪陆离的怪象，在文艺作品中便呈现出混淆理想与现实的错乱感。
以1957年的好莱坞著名电影《十二怒汉》为例，片中一名少数族裔少年因指控杀人被审，在错漏百出的证人证词、草草了事的律师辩护、因种族偏见而只想尽快判死刑结案的陪审团之外，影片设置了一个“不合常理”的正直陪审员，一一说服陪审团成员推翻冤案。
《十二怒汉》电影海报
这样一部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电影，很快便在同一题材上遭到另一部名片《杀死一只知更鸟》的挑战。后者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真实事件改编，片中正义的律师没能够推翻冤案，黑人青年最终含冤而死。但是，以悲剧结尾就真实反映了美国种族问题吗？也未必。片中通过设置一个同样被歧视的白人“怪人”为对照，从而混淆了种族歧视和一般性歧视，将问题转化为“普遍人性”，淡化了种族问题的体制性色彩。
如果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那么在美国种族问题上，生活往往比艺术更精彩。试看和《杀死一只知更鸟》电影情节如出一辙的美国最新曝光冤案：美国畅销书作家、白人女性爱丽丝·塞伯德在错误的指认中，使无辜的黑人安东尼·布罗德沃特因警方误导和使用错误证据，遭受不公正判决，承受了16年冤狱。冤案真相大白，美国媒体竟然以“喜事”报道，声称受害人“流下了喜悦的泪水”，错误指认者“也是受害者”，“只要道歉便不必追究”，绝口不提冤案形成的体制性问题。
《杀死一只知更鸟》电影剧照
美国种族问题在文艺和生活中的巨大反差其实并不奇怪。因为随着分级制度的推行和市场导向的运作，美国文艺界实质上被经济杠杆隐形约束住了，文艺创作风气越加金钱化和利益导向化，人文精神早已被腐蚀殆尽。市场上什么好卖，什么叫座，什么能吸引民众掏钱，制作公司和创作人就搞什么，卖什么。从这一点来说，美国文艺的面貌早已变成了追随票房贩卖热点的小贩。无论前些年的反恐片泛滥，还是近日的少数族裔题材井喷，无一不渗透着商人式的逐利逻辑。以种族为卖点，实际上却大搞“粉饰”，一阵风席卷票房和畅销榜后，问题依然如故。这样的美国文艺，如何真正反映美国的种族矛盾现实，真正改善少数族裔处境？
近百年过去了，从现实到文艺，美国已经不知道出了多少涉及种族问题的作品；再从文艺到现实，种族问题依然如循环播放一般持续着相同的戏码。美国的种族问题早已植根于制度深处，难以拔除，美国文艺界无论如何创作和改编，也无法治好这个巨大的溃疡。
特约撰稿人 吴辛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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