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集注》是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朱熹。
《楚辞集注》八卷。附《楚辞辩证》二卷，《楚辞后语》六卷。宋朱熹（详见《周易平义》）撰。
《楚辞集注》作于朱熹任潭州（今湖南长沙市）荆湖南路安抚使时（1193年），或者有感于赵汝愚被罢相出朝之时（1195年）。《楚辞集注》书前题署的时间为庆元五年(1199)，可知成书于1199年。
《楚辞集注》一至五卷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依据，定屈原作品25篇，为《离骚》类，并将《离骚》以外各篇，冠以“离骚”二字。其编次为：卷一《离骚经》，卷二《九歌》，卷三《天问》，卷四《九章》，卷五《远游》、《卜居》、《渔父》。卷六至卷八为《续离骚》类，并于各篇之上冠以“续离骚”三字。其编次为：卷六《九辩》，卷七《招魂》（上宋玉）、《大招》（景差），卷八《惜誓》、《吊屈原》《鵩鸟赋》（上贾谊，《哀时命》（庄忌）、《招隐士》（淮南小山）。
《续离骚》类的篇章取舍与《楚辞章句》不同，因朱熹认为“《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楚辞辩证》上目录），故悉删而不录。并增补贾谊《吊屈原赋》与《鵩鸟赋》，又将扬雄的《反离骚》附录于后。
朱熹注释《楚辞》，是有其政治目的的。南宋时期，宋金民族矛盾尖锐，在宋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主战、主和两派，朱熹属主战派，他借注《楚辞》发挥这一观点。极力颂扬屈原忠君爱国之心与高尚品质，以寄托自己的爱国之情；同时斥责扬雄失节，臣侍王莽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反离骚》）乃《离骚》之谗贼矣”（《反离骚》解题）。此实为对投降派及混在主战派阵营中的投机者的间接批判。
其学术价值在于：
一、对王、洪的误解加以辩证。如关于《九章》，王逸说：“《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者，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楚辞章句·九章》解题)。洪无异说。朱熹对王逸的某些望文生义之说，加以纠正：“《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九章》解题）。从《九章》各篇诗的内容看，朱的说法颇符合实际，并广为后人认同。
二、另立新说。如《招魂》，朱熹认为不但可招死人之魂，也可招生人之魂。“后世招魂之礼，有不专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行》云：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盖当时关、陕间风俗。道路劳苦之余，则皆为此礼，以祓除而慰安之也。”（《楚辞辩证·招魂》）。此说不失为创见。
三、探求作者言外之意，阐发微词奥义。如释《离骚》“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云：“言与世已不同矣，则但可屈心而抑志，虽或见尤于人，亦当一切隐忍而不与之校。虽所遭者或有耻辱，亦当以理解遣，若攘却之而不受于怀”。因此，《集注》为继《章句》、《补注》之后影响较大的一部《楚辞》注本，受到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并且流传极为广泛。但此书亦有一定缺点。朱熹从其理学观点出发，认为此书可“增夫三纲五典之重”（序）；对表现手法极为丰富的《楚辞》，仅用赋、比、兴加以概括，未免迂腐；亦有望文生义之病，如将《怀沙》解为怀抱沙石自沉的意思；有的注也欠准确，这些都是应当抛弃的。
《楚辞集注》以屈原所著二十五篇为《离骚》，宋玉以下十六篇为《续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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