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姓汤名人(网商社科商丘历史名人汤斌)(1)

文丨刘金芳(方塘传媒《重新发现商丘》特约撰稿人)

商丘市睢县县城,历史悠久。在解放路西段有一座富有清朝初年建筑风格的庭院,这就是睢县著名历史文物景点-汤斌祠。

汤斌祠是清初大臣、理学大师汤斌为纪念母亲赵氏夫人所建的祠堂。院内现存六间大殿,坐北朝南,南北长50米,东西宽24米,面积约1200平方米。从南到北依次为门楼、二门卷棚、大殿、五门照。门楼一间,正背排山,前额有“奉旨贤良祠”金字匾一面。门前树二旗杆,两旁有吹台,另有皇帝封赐下马碑,二门是三间过道。卷棚三间,四根明柱支撑,瓦盖顶,室内悬挂圣旨和丝布礼品。这是一个富有厚重历史,文化色彩浓厚的文物景点,河南省重点文化保护单位。

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攻汤斌的家乡。汤斌的母亲殉节而死;父亲藏匿于苇荡中,幸得生还;年少的汤斌在伯父的陪同下逃出城外,流离于外省。他亲眼目睹了战乱带来的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立志要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打造出一个和平安康,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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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1627年—1687年),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清朝政治家、理学家暨书法家,官至工部尚书,卒谥文正。汤斌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

1、治世之能臣,廉洁之清官

汤斌,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河南睢州人,他的祖上汤宽是滁州来安县人,追随明太祖朱元璋起兵,以后世代为官,七世祖汤庠迁居睢州。是睢州的名门望族。汤斌就是出身于如此的阀阅旧族,家教甚严。

据睢县《汤氏宗谱》记载,汤斌自幼饱读诗书,深谙传统文化,以德为自己的做人准则。

《归德府志》也言其“少不好弄,稍益以学自奋。于学无不读,尤好习宋儒书。”

清代文人耿介所著的《汤潜庵斌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八、九岁时有耆儒王获嘉开塾讲小学,“人皆惮其严正”,汤斌“独侍坐终日无倦容”,因而时人皆谓其“真大器”。他除读书外别无嗜好,曾经借他人书“篝火读达旦,率以为常”。

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应童子试,十五岁前读毕《左传》、《战国策》、《公羊》、《史记》、《汉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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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关。随着清朝政权统治的日益巩固,大明复国的梦想犹如镜中花,水中月,逐渐变得飘忽渺茫而遥不可及。汉族儒家知识分子面对朝代更替,异族统治亡国亡天下的天下格局,在实现胸中抱负治国平天下,和保持民族气节隐居乡里之间面临艰难的选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选择了前者,而深受经济致用的实学熏陶的汤斌则选择后者出仕这条道路。

顺治五年乡试中举。顺治六年会试中贡士,顺治九年成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二十六岁的汤斌正式踏上仕途。

顺治十三年二月,汤斌“内升外转”为陕西潼关道副使。三头骡子,一头驮行李书箱,一头骑仆人汤本,一头载副使汤斌。到地方赴任的汤大人宛如一名进京赶考的穷困书生,无怪乎在潼关城头,被守城军队的把头说成煮不出一点官气的官员。

汤斌刚到到地方任职,就小试锋芒,表现出卓越的地方治理才干,汤斌先后在陕西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他生活非常俭朴,粗茶淡饭,习以为常,在百姓中口碑很好。每日三餐都是汤,少有荤腥,百姓称其“三汤道台”。

汤斌在陕西潼关道任上,到了衙门,接印接事,处理积案,打击土豪劣绅、流氓地痞,一时“讼无留狱”,三个月,汤斌便落下了“汤青天”的美誉。

汤斌还积极招徕流民回乡屯田开荒,三年免征租课;实行保甲联防,缉拿盗贼;建立义仓,以备荒欠;创办社学,教民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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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军队扰乱地方,亲自到境上接待过往部队,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治下潼关人口数量在他上任一年多时间,由不足三百户增至数千户。“汤青天”的美名在所治全道家喻户晓。

就任江西道后,汤斌奖励耕织,舒缓民困;加强治安,保护民生;整顿衙门,清除刁顽胥吏。伏匪首,安民众,对南明的抗清武装和山林盗贼采取以抚为主,剿抚并用的方略。不数月,就擒获了降而复叛的抗清首领李玉廷,解散了他的部队;平息了许多股出没不定的山林盗贼,江西地方逐渐恢复社会秩序。

康熙三年(1664年),汤斌的父亲过世,汤斌回家丁忧,隐居乡里将近二十年。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下诏举行博学鸿儒科的科举考试,左都御史魏象枢以“学有渊源,躬行实践”,副都御史金鋐以“文词淹雅,品行端醇”,一致推荐汤斌。汤斌应召,单车就道,进京赴试。“至则僦僧舍以居。生平故旧之在显要者绝不相闻。”次年,试为一等第十八名,授翰林院侍讲,参与修纂《明史》。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迁任内阁学士,当时江宁巡抚缺员,朝廷正在荐举合适的人选,康熙帝说:“我听说汤斌有高尚的操行,可以担任江宁巡抚。”汤斌临行时,康熙帝告诉说:“平素听说吴地繁华,如今考察那里的风土人情,崇尚虚华,安于享受,经商的人多,耕田的人少。你应当使当地去掉奢侈的习俗,返归淳朴的民风,每件事都要致力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大概可以整治吴地颓废奢华的风气吧。”

汤斌上任之初,正逢康熙皇帝南巡江南,有人建议拓宽驰道,汤斌坚决拒绝说:“如此则无数户口将安息?非圣主以勤民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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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担任江苏巡抚的前一年,江南扬州一带闹水灾,前任江苏巡抚余国柱曾上奏朝廷说:“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但汤斌到任考察后,看到好多田地还被水淹着,有些田地里的水虽退下去了,却没来得及耕种,第二年无法缴税。所以他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免除了江南扬州一带的赋税。

江苏有灾,汤斌奏报施赈减赋得当,奸臣明珠、余国柱之流竟向他索贿四十万,汤斌说“民有财不以输正供而以媚权贵乎?”坚拒不应,而且也不许在籍绅士与贪官妥协。

汤斌出任江苏巡抚的第二年,扬州一带大旱,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汤斌下令各县打开官仓赈灾,又发动全省文武百官踊跃捐献,但还是杯水车薪。于是,汤斌下令江苏布政使从国库拨出存银五万两,派人到盛产稻米的湖广一带采购大米。

当时一些官员劝汤斌说:“国库的银两你不能私自动用,要动用的话应该给皇上上书,如果私自动用,皇上怪罪下来,你承担不了。”

汤斌说:“如果我们现在上奏章,等皇上批准下来,灾民早就饿死了。现在先用着,我们的皇上非常仁慈,他不会怪罪我们。他要怪罪下来,罪过由我一人承担,就是免去我的职务,但能救整个扬州的灾民也值了。”

如此看来汤斌是一个同情普通民众,不避权贵,勇于担当,勇于负责的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官员,同样因为得罪了权臣明珠,也为汤斌的蒙冤受屈,最后抑郁而终埋下伏笔。

汤斌在任二年多,免民赋税,及时救赈,重农事以兴本业。易民陋习、广修学校。整修泰伯祠、范公祠等先贤祠宇,弘扬前代先哲正大光明的精神。他在察访中了解到,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五通神祠是一座花天酒地、乌烟瘴气的淫祠,以非凡的魄力拆除这座已有数百年历史的淫祠,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壮举,其社会影响之大可想而知。随后,汤斌又下令各州、县将所有类似的祠庙全部毁掉,用拆下来的砖木材料去修建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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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斌在江南的施政为朝廷聚拢了江南的人心,也得到了江南人民拥护歌颂,至今在江南还有供奉汤斌的庙宇。就像《归德府志》记载那样:大江以南,穷乡僻壤,靡弗戴颂其政,因公之姓,至以谚语呼为“清汤”。会兼礼部尚书,吴人攀留者填街溢巷,送至渡淮而已。

汤斌升任礼部尚书后,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习惯,冬天上朝时总是外披一件破羊皮袄御寒。在当时凡进士人皆衣貂的年代,尚书的破羊皮袄竟然成为大清官场一道独特风景,汤斌因此博得“羊裘尚书”的美誉。

汤斌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属子女也是同样。夫人马氏身着多年的旧棉衣,经常转身都有棉絮从袄边散落。一次,他检查自己家的生活开销流水账,发现有人买过一只鸡,便雷霆大怒,问道:“谁竟然买鸡吃?”得知是长子汤溥所为,汤斌更为震怒,责令其在大庭广众之中跪诵《朱子家训》,还怒斥道:“你以为苏州鸡价如河南老家农村那样便宜吗?你既然想吃鸡,就滚回老家去吃。天下读书人断无不嚼菜根而能成功者!”

因为汤斌的正直清廉,得罪了当时的不少权臣。康熙二十五年 (1686 年 ) ,皇帝下诏将汤斌调回京城,明珠、余国柱之辈便摘录他的一些言论上报。因为一连串的打击,再加上长期的营养不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月十一日夜半,刚改任工部尚书仅一个月的汤斌病逝在家中。

病逝后亲朋为他料理后事时,却发现其竟然找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积蓄也仅有八两俸银,连买棺材的钱的凑不够,闻者无不为之潸然泪下。友人徐乾学赠赙仪二十两才得以入土下葬。

雍正十年(1732年),入祀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年),谥号文正;道光三年(1823年),从祀孔庙。终清之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者唯汤斌等三人而已。“桐城学派”鼻祖、当朝“布衣宰相”方苞盛赞:“国朝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台湾著名史学家高阳先生所著《清官册》,首推文正公为康熙盛世“清官册上的第一名”,真正“天下清官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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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于清贫、刚正不阿的汤斌就这样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历史的风云变幻,时代的轮回沧桑,我们再回望那段历史,能够在这位先贤身上学习到什么,领悟到什么,这值得我们深思。

2、一代理学大师,大清文正第一人

谥号是人死之后,后人给予评价的文字。谥号制度的形成,传统说法是西周早期,即《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的周公制谥。

文正原名为文贞,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才改为文正。到了夏竦被拟定要谥为文正的时候,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是文人道德的极至。经过他的宣扬,文正从此以后被认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

汤斌被谥号“文正”,这是对他学问道德文章最高的认可,所以有人评价汤斌为:天下文官祖,三代帝王师。这同样是对汤斌的高度评价和认可。整个清朝时期被谥号文正的有八人,而汤斌因勤政恤民、刚正不阿、治学有成,被誉为清朝文正第一人。

汤斌一生以学问治天下、以学问辨是非、以学问教后辈。他不但是理学的创新者,也是理学的实践者。他从1660年归家丁忧起,近二十年间无闻于宦海,潜心做学问。入仕以后,他更加刻苦,据彭绍升的《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记载:汤斌“邸舍萧然,不蔽风雨,每入馆一仆一马,箪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读书,不妄交游。于文艺外,即沈潜易理,究心圣贤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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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寒衣节祭祀文正公汤斌

康熙三年(1664)四月,父病逝。五年七月服丧期满,九月便慕名前往河南辉县苏门山拜谒知名学者孙奇逢。孙奇逢,字钟元,河北容城人。他是调停于程朱、陆王,即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之间的哲学家、思想家。隐居讲学夏峰,人称他为“夏峰先生”。汤斌执弟子礼从其学习,时年四十岁。第二年学成回乡。

康熙八年(1669),汤斌与同道立志学会,建绘川书院。宣称“所讲以身心性命纲常伦理为主,其书以四书、五经、孝经、小学、濂、洛、关、闽、金溪、河东、姚江诸大儒语录及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为主。”这是融合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为一体的理学。《清史稿》云:斌笃守程、朱,亦不薄王守仁,身体力行,不尚讲论,所诣深粹.即所谓“居敬穷理,躬行实践”,忠于职守,言行一致。于是徒众日多,声名远布。

北宋大儒张载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汤斌虽然信奉程朱理学,但是他深受沈鲤,吕坤等家乡儒学大儒实学思想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他主张经世致用,反对坐而论道,空谈心性的无用空谈,主张社会实践。他在《潜庵语录》中说:“躬行固难,只是行得一寸是一寸,积累将去”。他又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这便是尽心复性的真实功夫,故格物是要紧事”。这也充分表达了他实学实践的理论特点。

汤斌的《洛学编》作为一部梳理洛学师承的学术传记,是在清初编修学术史蔚然成风的背景下,奉师孙奇逢之命编修而成,前编断自两汉,正编断自程子。记述了中州学派自汉迄明的源流演变,旨在“表前贤以励后进”,使洛学传承之统得以复续。《洛学编》成书之后,历经八次刊刻印行,影响范围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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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学编》(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汤斌集古今理学之大成,在洛学领域尤其擅长,时人都称他为“汤洛州”,康熙帝曾亲自褒扬他为“理学名臣”。

顺治九年,授为翰林院国史院检讨,开始参与明史的编写。汤斌一生三入史局修撰《明史》,康熙二十一年任《明史》总裁官,并亲手写下数十万字的明史稿。

汤斌在历史方面有很深造诣,在史识方面也有卓越的见解。据《清史稿》记载:万议修明史,斌应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浩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宜命纂修诸臣勿事瞻顾.”

秉笔直书,春秋笔法乃是中国著史的优良传统,不为贤者讳,不为尊者隐,不虚美,不隐恶,董狐直笔,是中国传统写史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样汤斌在写史方面的主张也是符合这一史学最高追求的。

3、汤斌的文化价值和影响

汤斌是睢县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商丘历史上著名的人物之一,汤斌的汤氏家族是睢县四大望族之首,对商丘和睢县历史都有较为深刻的影响,在清朝享有崇高的声誉。

汤斌清正廉洁,体恤民情,仁政爱民,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是一位和包公,海瑞,于成龙一样“清如水,明如镜”的清官。

中国历史上就有褒扬清官的传统,中国普通民众也有浓厚的清官情结。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是传统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影响了中国几代人,可以这样说是否是清官几乎成为民众衡量官员好坏的惟一标准,前任总理朱镕基也坦言:“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由此看来,就能显示出清官情结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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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人对清官有不同说法,有人说:“清官是人治,不是法治”,“清官维护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和统治,有了清官会麻醉人民,腐朽统治阶层统治会更长久,从这一点来说,清官比贪官更坏。”

对以上这些言论,笔者认为:这些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在维护普通民众利益方面,对于减轻民众身上的剥削和压迫,清官还是起了很大作用,贪官对于民众的压迫和剥削要远远大于清官。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看待历史问题不能搞马后炮,不能站在现代人的视角对历史人物求全责备。而是应结合当时历史条件和大背景去解读,这才能正确的解读历史。汤斌身上呈现的文化价值和思想价值是我们今天的历史财富,这些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当下,商丘正在致力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大量各级干部人才。努力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将是未来商丘干部人才建设的核心。

各级干部人才的标准是什么?在我们看来,除了需要具备优秀卓著的才能以外,更重要的还要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思想品格,在选人用人上历来需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为一个人的品德、思想意识会直接影响他的行为和做法,思想意识的高低决定着其道德品格和职业操守的好坏,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从历史上看,那些清正廉洁,奉公职守的执政者无不是品德高尚、忠于职守之人,而且深受民众爱戴。“天下第一清官”--汤斌身上呈现的优良品质恰恰就是这些,因此人才的清正廉洁,奉公职守更加重要。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司马光曰:“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厚德载物,说的就是道德高尚是堪胜大任的根本和基础,那些德才兼备,才德双修的有用之材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中国崛起的国家栋梁之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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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丘经济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浩瀚的商丘历史,面对商丘历史上众多先贤,总有些人物让我们感动,总有些人物让我们铭记,而汤斌就是其中之一,他就是历史上的一阵清风,一股清泉,一个大大的“人”字,感染了你我,也感动了历史。

汤斌,在他自己的时代,独守清正廉明仁政爱民的为官之道。这对于在反腐倡廉背景下如何做一名廉政者不无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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