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翟晓洁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1936年11月19日，萧红在日本给萧军的信中时这样写道。
那时，萧红为了逃离与萧军情感上的困顿与争执，执意孤身一人前往日本，同时也为自己寻求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隔着空间的距离，争执不断的爱情与硝烟战火中的故国都蒙上了一层遥远的薄雾，“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
记得小时候，我曾在家里书柜中翻到过一本破旧泛黄的小书，翻开牛皮纸包裹的封面，上面几个赫然大字：生死场，作者萧红。我随意浏览，发现居然还是鲁迅先生作序，当时就安静地读了起来，其中文笔的细腻与纯真，让我时隔20多年，依稀记得好些句子：“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象是一颗大型的菌类……林荫道象是动荡遮天的大伞……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在东北冰天雪地的乡村环境加之日本侵华的动荡困窘下，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上演了一场场凄凉悲伤的故事。在浩淼沧桑的人世间，个体的不幸不过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可对于个人而言，已然是全部的悲惨世界。
萧红成长于黑龙江呼兰县一个传统的封建地主家庭，她后来的文字中对童年的回忆完全是一片灰暗的色调，尤其是她眼中的父亲，全然一个冷酷、贪婪、暴虐的人。但有史料证实，萧红的父亲毕业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优极师范学堂，在国民党和伪满统治时期，做过校长、出版社社长、教育局局长，公认为开明绅士。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位父亲，萧红也很难在那个年代受到相对完整的教育。
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父女之间的关系比较疏远，她对这个家庭唯一不能忘却的温暖便是祖父。祖父一天天衰老，家中残留不多的温暖渐渐消散。直至祖父去世，这个家在萧红的眼里充斥着父爱寡薄、继母凶恶的阴冷。
14岁时，萧红与哈尔滨西郊乡屯的汪家订了亲。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然而叛逆的她决然不接受这样的婚事。1930年，19岁的萧红偷偷离家出走，第一次逃离了既有的轨道，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谁料想，这次逃离，不过是她日后众多逃离中的一段序曲而已。
这一次，她与表哥一起去了北平，进入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附属女子中学读高中一年级。然而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便陷入困顿。1931年1月，萧红寒假时返回呼兰，她的第一次逃离宣告结束。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京，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两人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算得上一家很高档的旅馆。因为汪恩甲和萧红的家族在黑龙江都有一定的名望，所以他们才能以赊账的方式住进来。两个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坐吃山空，住了半年，欠下食宿费600多元。此时，萧红怀孕了。
有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旅馆，从此再不曾出现过。那段时间，萧红孤身一人，闲暇时也曾为汪写诗：“晚来偏无事，坐看天边红，红照伊人处。我思伊人心，有如天边红。”
萧红的第二次逃离又以失败告终，或许她本想向命运妥协，退回到旧有的轨道上，不然如何接受了汪恩甲，可惜这一次她又被抛向了另一片黑暗中。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说自己被软禁了起来，旅店老板想把她卖到妓院抵债，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援助，并给萧红送书刊。萧军曾在文字中记录了第一次见萧红时的情形：“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临产期了。”
萧军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萧红害羞地承认是自己的作品，“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当时萧军读到了这样的诗：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在我面前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她的文字，让他的心底闪现出了爱情的火花。尽管此时，萧军在家乡已有结婚10年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而萧红是一个怀孕7个月的孕妇。
这年8月，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旅馆老板无暇顾及这个欠债的孕妇，萧红挺着大肚，从窗台跨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找到了萧军的住处。这个情节是不是像极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为了成就一段爱情，倾覆了一座城池。
后来，萧红在市立医院三等产妇室生下了一个女孩，可惜这个生命注定是不受欢迎的，她很快被送给了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
送走了孩子，算是隔断了与之前情人的最后一丝瓜葛。此后，便开始了二萧热恋的黄金时期。那时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便是萧军做家庭教师的收入与朋友的接济。萧红每日等着萧军带回钱来买一些黑面包，吃的时候加点盐，你咬一口，我咬一口，盐抹多了便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去小饭馆改善一下，馒头、小菜、丸子汤是定要吃到足的，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从嘴甜到了心里。萧红幸福地感叹：“只要她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即使偶尔的争吵也变得有意思——“他去买酒喝，我也抢着喝了一半，哭了，两个人都哭了。”
他们有时游泳，有时划船，有时溜冰，二萧的朋友后来回忆：萧军脖子上系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1934年6月，受朋友的邀请，二萧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离开哈尔滨时，萧红特别伤感，忍不住掉下来了眼泪。这一次告别后，她再也没有回到过这片黑土地。
到了10月，他们试着写信给鲁迅先生，令人意外的是，鲁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并发出了邀请。于是，二萧带上全部家当——一条东北带来的毛毯、一件毛线衫、两卷稿子，动身去了上海，去拜见那位崇拜已久的大师。11月30日下午，他们在上海北四川路的一个咖啡厅里，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和夫人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性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不相称的过早的白发衬着年轻的面庞……除此之外，萧红很少提及自己的身世。”
后来，在梁园豫菜馆，鲁迅先生做东，将萧红、萧军介绍给了茅盾、聂绀弩、叶紫等左翼作家，为二萧在文学创作上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后来萧军回忆道：“在归家的路上，我和萧红彼此挽着胳臂，行走在大街和小巷，脚步轻快，飘飘然，此刻感到我们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有了鲁迅的提携，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在上海出版，鲁迅为其作序，胡风写后记，在文坛上激起千层浪，萧红因此一举成名。鲁迅先生曾这样赞叹：“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有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有一次，作家界聚餐，餐桌上，胡风对萧军说：“萧红的创作才能比你高，她的人物是从生活里提炼出来的，活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我们产生共鸣。你可能写得比她深刻，你是以用功和刻苦达到艺术的高度，而她可是凭着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此话一语中的，萧红从来都是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才情乃至生命在写作，对于从事艺术的人而言，可能天赋比努力更重要，因为天赋是自然的，有天赋的人才能在艺术创作中实现“天人合一”。
后来萧红与萧军感情出现裂痕，她远赴日本，期间，从报纸上得知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她生命中第一悲伤的事情是祖父去世，第二便是鲁迅先生逝世。鲁迅的死讯折磨着萧红，一个月里她不断地发烧，嘴唇全烧破了。萧红写过一篇怀念的文章——《回忆鲁迅先生》，曾遭到萧军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与鲁迅先生的伟大太不相衬。然而，萧红的这篇文章被公认为回忆鲁迅文字中写得最好的，甚至超越了许广平。这是一篇任凭心绪召唤的诗性文字，理性中夹杂着情绪，非人为的颂扬传唱所能比拟。
在萧红去日本期间，萧军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间感情上的纠葛……为了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他们促使萧红由日本回国。萧军将此事坦诚相告，萧红表示异乎寻常的理解宽容。然而她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理解呢？她在《沙粒》中写道：“此刻若问我什么最可怕？我说：泛滥了的情感最可怕。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
一日聚会上，大家发现萧红左眼青紫了一大块，于是忍不住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萧红轻描淡写地说，夜黑看不见，自己不小心撞到硬物上了。坐在一旁的萧军毫无顾忌地讥讽道：“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点酒，借点酒气我就打了她一拳，把她的眼睛打青了。”此时萧红微笑着否认，眼眶中却早已蓄满了眼泪。
或许因为当初是萧军救的她，长久以来，也是萧军养着她，当萧红从一个被命运嘲弄的孕妇，蜕变为叱咤文坛的女作家时，萧军的心里总有点不平衡与不甘心，他经常在朋友面前表达对萧红作品的不屑。萧军这样一种无理的优越感，萧红不会察觉不到，但她一直忍气吞声。相比而言，萧军的一生是幸运的，他的生命在意气风发中展开，在百舸争流中搏击，在风平浪静中收场，在最好的时光里遇见了最好的萧红。
后来，二萧去了武汉，结实了温文尔雅的端木蕻良。端木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他不仅尊重萧红，而且大胆地表示她的文学成就超过了萧军。因为对彼此的欣赏，端木与萧红暗生情愫。而此时，萧军的大男子主义与敏感自我的萧红隔阂越来越深，没过多久，萧红正式对萧军提出了分手。那时，已经怀上萧军孩子的萧红本想做流产，但是考虑到高昂的手术费用，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1938年5月，萧红以一个孕妇的身份嫁给了端木，婚礼在汉口大同酒家举办。萧红在现场说道：“我深深感到，像我跟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做出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37年后的1985年5月，已过古稀之年的端木在朋友的陪同下，重访了汉口大同酒家。他拄着手杖，迫不及待地爬上二楼楼梯口，巡视楼上的情景，眼眶含泪，百感交集。
了解萧红经历的人常常会问，她为什么两次都是怀着孩子，急匆匆地将自己抛给别的男人？我想，那是因为萧红自幼缺乏爱，因而对爱的渴望比常人强烈。在她懂事后，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示，她就会盲目地投入比对方多十倍的感情。但可悲的是，每每忘情的付出后，她都会深陷伤害之中，绝望又加重一层。于是，从被爱到爱，从爱到伤害，周而复始。
萧红的第二个孩子，萧军的骨肉，在出生三天后便死掉了。不久，她与端木在抗战的炮火中，共同逃到了香港。萧红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人，谁有不死的呢？……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
1942年1月22日11点，她在日军的轰炸中寂静地死去了。死前，她亲手写下自己的心情：“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写完，掷笔微笑。
弥留之际时，萧红还想起了曾被送掉的孩子，并祝祈道：“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
萧红的一生都在经历身体与心灵的漂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男人到另一个男人。从她1933年逃婚远离故乡算起，她的身影遍布各地：呼兰、哈尔滨、北平、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武汉、临汾、西安、重庆、香港，而且，几乎每一个地方，她都历经了数次搬家。然而我也不禁感叹，萧红在8年的颠沛流离中，竟然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其中包括两部史诗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一部讽刺小说《马伯乐》。那些漂泊跋涉的年月，她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烟不离手，伏案写作。
极力想摆脱束缚，彻底自由，到头来，才发觉心底最惧怕的恰恰是彻底自由后的寂寞。生而矛盾，才是最大的苦楚，只是，所有的痛苦终究都只能被你独自反刍、消化、升华，然后从笔端细细淌出。没有最深的悲伤、徘徊、犹疑，又哪来那些深入人心的文字？
从前我总觉得萧红一生的不幸，全是自找的。然而在读完她的全部作品之后，我的想法变了。因为，在一个天才女作家面前，所有的自私、任性、胡作、妄为都能被原谅，所有的多情与无情皆为自然。
她的一生病魔缠身，只活了31岁，可作为一个作家，人生创作的巅峰期不就那么几年，活过，爱过，痛过，写过，业已足够。即便早死，也抵得上很多俗人活几世几生。人不能选择怎么生，怎么死，却能决定怎么爱，怎么活。或许，有的人生来就是为了体验痛苦，而后记录，并流传百世的。凡人难以理解天才，所以干脆不用理解，仰望即可。
【作者简介】翟晓洁，湖北荆州人，武汉大学新闻系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后一直在深圳工作，目前在深圳一家上市公司主管文案策划工作。以翟晓洁、心草的名义发表数十篇文章，散见各杂志、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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