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班布尔汗
对中国人来说，元朝是一个奇异的存在。在学术界，元史可算是各断代史中被研究得最为透彻全面的，大师辈出，名著充栋，用纤毫无余来形容都不过分。但学术与民间的隔阂，使得元朝在民间总是一种大而化之、模糊不清的印象，各种传说误解多如牛毛。不论是早已有之的“人分四等”“九儒十丐”“十户用一把菜刀”，还是网络文学兴起后产生的“初夜权”“摔头胎”等等，都将之描绘成一个黑暗压抑的恐怖时代。
近年来，随着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忽必烈的挑战》等书的热销，元朝又被他们描绘成一个大有现代化风格、有着全球化思维、缔造了全球化商业网络的时代。
也许，黑暗也好，全球化也罢，都是人们有着一个先入为主概念，将元朝视之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而因为视之“特殊”，便总是会寻找、描述乃至放大其特殊。似乎这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另类，对其在中国历史上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而予以忽略，于前无继，于后无续，异军突起，又迅速消失于历史中。
历史是复杂的、立体的、丰富的，有着不同的面向和层次。用“特殊”来看待一个时代，貌似深刻，实则有些偷懒。我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简单、清晰、黑白分明的答案。这会让自己有一种看清一切的自信，可实际上除了“特殊”的噱头之外，并无所得。看元朝，便要先放下这“特殊”，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去了解其复杂，才能不吹不黑，得到些真东西。
前所未有局面下进行各种调试元朝政策多变、皇位更迭频繁、施政宽纵怠惰这些缺点，与社会环境宽松、文化多元开放、商业繁荣、宗教自由等优点，都来自于元朝处在一个“调试时代”，其盛其衰，其成其败，其兴其亡，均是在前所未有的局面下进行各种调试的结果。统治地域囊括前代未能达到的区域，内部多种文化并存，中原帝制与草原封建的传统都要顾及，因此需要杂糅各法，元朝的所谓行汉法和维持漠北旧制的矛盾，其根源即在于此。“人分四等”这样的误解，便是在这调试时代所遗留的问题。
这种调试时代，在历史上不乏先例。例如人们通常将“秦皇汉武”并称，而两位帝王之间的时代便是调试时代。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延续近千年的封建，而代之以集权皇权，将周制变为秦制，何尝不是空前的大变局，即使以当时已知世界各文明相比，都算得极为特殊了。可这步子迈得太大，并不能短时间内完成。秦朝二世而亡，汉朝继起，虽然要坚持集权皇权，但也不得不有所倒退，还是要保留封建。最后使得封建再不足以合理合情地威胁集权，则是汉武帝时代最终完成。
而另外并称的“唐宗宋祖”，唐太宗大兴科举，是将选官的权力完全收归皇帝，而不再如之前那样，皇帝只有任命权，察举权却在世族。毕竟世族尚未完全衰落，唐朝的科举并未完全实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设想，世族仍能很大程度把持官僚体系。直到宋朝，经过黄巢之乱与五代十国，世族彻底衰落，宋太祖及其子孙才真正用科举做到选官任官皆出自皇帝。
至于在最终完成之前，调试时代总免不了混乱。秦朝短命而亡；汉初异姓王之乱、七国之乱便是封建走向集权的代价；而唐朝科举难以真正公平，关陇、山东、江南亲疏有别，乃至藩镇之乱、宦官乱政，也都不能不说是世族走向衰落，皇权进一步加强过程中的代价。元朝也如秦、唐一般，在调试中摸索前行，最终带着调试未能完成的遗憾而崩溃。后来者汲取其经验，完成了调试。它其实并不特殊，只是历史走到一个阶段时必经的过程。
种种误解和溢美这本《细读元朝一百六十年》便是无视元朝的特殊，将之作为与其他朝代一样，既有其特色，又有着历史传承的朝代来撰写的作品。在将其历史掰开揉碎呈现给读者的同时，把曾经的种种误解和溢美都予以澄清。
人们会看到，被神化的蒙古铁骑，并非是亘古未有的天降神兵。其耀眼的战力与战绩，是结合着草原民族的特点、超强的组织手段和大力吸收历史与其他民族文明成果，才锻造出来的。若非所有人被完全动员起来成为这架军事机器的一部分，全力为战争服务，蒙古人的便携式给养方式，以及快速机动的作战方式，最多只能自保，要想冲出草原去征服世界是完全不可能的。
一生灭国无数，缔造战神传说的成吉思汗，也有着众多无奈和妥协。他虽是自己缔造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须臾间可决定千万人的生死，但因为传统的力量，“形式上权力和帝国归于一人，即归于被推举为汗的人，然而实际上所有的儿子、孙子、叔伯，都分享权力和财富”，而这些无奈和妥协也决定了蒙古帝国与元朝的命运。
面对祖先的帝国不可避免的分裂，忽必烈看似继承，实则开创，变蒙古帝国为元皇朝，“定官制，立纪纲”，“留意治道，固属开国英主”。但在其煌煌威仪，赫赫武功之后，也有着无力感，因为他和他的子孙算得走一步看一步，并无现成的治国方法一劳永逸。从他开始，元朝便在蒙古法、回回法与汉法之间进行调和，以适应空前的大一统形式。调试意味着动与乱，而动与乱之间有巨大的自由空间。
历朝历代都重农抑商的政策被改变，元人对经商趋之若鹜，“工商淫侈，游手众多，驱垄亩之业，就市井之末”。不但“小民争相慕效，以牙侩为业”，原本对商业嗤之以鼻的士大夫，也认为“胸蟠万卷不疗饥，孰谓工商为末艺”，大加赞赏从事商业，认为是具有“仁、智、勇、断”的“四德”的事业。南人北上经商，北人南下行贾，乃至出国经商航行万里，人口流动频繁，规模巨大，朝廷对社会的管控就形同虚设。以至于推翻元朝的朱元璋，评价元朝之亡，认为“其失在于纵驰”，所谓纵驰，就是管控不善。
人们会了解，元朝尊孔重儒，在孔子原有的“至圣文宣王”之上加“大成”二字，使孔子在中国历史上达到至尊至圣的地位。历代儒门先贤都被赐以封号——“加封孔子父齐国公叔梁纥为启圣王，母鲁国太夫人颜氏为启圣王夫人，颜子兗国复圣公，曾子郕国宗圣公，子思沂国述圣公，孟子邹国亚圣公，河南伯程颢豫国公，伊阳伯程颐洛国公。”
程朱理学被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氏、朱晦庵批注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己治人之学。”至于讲授儒学的书院，“上凌宋，下躐明。宋以下一千年来之书院林立，惟元最盛，莫与伦比”。
与此同时，科举却不兴盛，读书人大多哀叹“空岩外，老了栋梁材”，以至于后世有人坚信元朝“八娼九儒十丐”。儒士地位很低，这其中的矛盾与原因究竟何在？大量文人从象牙塔走出，在市井中寻找自己的出路。继唐诗、宋词之后，中国进入了更自然、更接地气的元曲时代。王国维先生评价元曲的特色，曾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为什么“最自然”？因为那时是文人最“没人管”的时代，不仅是现实中用官爵名利来进行“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管理，就是在思想上也化解了不少“治国平天下”的自我期许，于是便彻底“自然”了。
摒弃看似复杂实则将历史简单化的心理人们会知道，在那个时代，君王和将军们金戈铁马、开疆扩土确是舞台主角。但在主角周围还有更多人物，甚至比主角更为传奇，留下的影响更为深远。以古稀之龄万里西行，与成吉思汗留下“一言止杀”佳话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将禅宗带入蒙古，并将自己弟子留给蒙古皇室，使之成为一代名臣的印简海云法师；将少林寺修建到漠北草原，死后被尊为国公的雪庭福裕禅师；将藏传佛教东传，并使得徒子徒孙都成为大元帝师的萨迦班智达；来自意大利，在元朝成为中国第一个天主教总主教的孟高维诺；在印度、波斯、元朝、高丽之间折冲樽俎，掌控海商的传奇豪商孛哈里；以一己之力两次远航，途经二百多地区与国家，直达非洲东海岸，并留下详细记录的儒生旅行家汪大渊，还有“曲圣”关汉卿、色目大诗人萨都剌等等人物，让那个时代精彩纷呈。
人们更会发现，一些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其实也远不是那么简单。蒙古帝国和元朝的关系究竟如何？究竟元朝的时间该如何计算？元朝的疆域是否空前绝后？是否真的可以超越之前的汉唐和后来的清？元朝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是否真的是高峰后的低谷，没能恢复到前代的水平？元朝征日本与安南失败，真的是因为“神风”和热带雨林气候吗？现代蒙古人天天离不了的蒙古奶茶，是从元朝就开始喝的吗？也许看完本书，读者会有原来如此的感叹。
当然，读史不是为了猎奇，一本不吹不黑的元史作品也并非执着于“翻案”与“澄清”。我所希望的，是读者能够通过这本书摒弃那种看似复杂实则将历史简单化的心理，看到一个曾经真实存在、有特色而并无所谓“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与错误，也将新的成果和失误留给了后人。
今天的我们，不得不承受历史留下的负担，也顺理成章享受着历史留下的果实。那我们回望历史时，就如爬上山坡的时刻回望曾经的路，看清坎坷，看清坦途，领略风景，然后才有真的自信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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