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卓就两会金融热点话题接受海外网财经采访
海外网3月13日电 “十三五”开局之际，随着经济其他部门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金融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更加明显，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被高度重视。与此同时，过去一年里中国金融业也是争议较为集中的领域之一，贯穿全年的证券市场波动和互联网金融负面事件不断将监管层和业界暴露在聚光灯下。
在此背景下，2016年3月召开的两会成为各方解读金融业未来走向的重要风向标。金融助推改革是不是不给力？金融监管框架如何建立？2016年资本市场反腐是否继续？人民日报海外网财经就此采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黄卓，探讨金融如何助推供给侧改革，金融监管框架如何胎动。
货币政策灵活为主 降准降息有足够空间
海外网：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货币政策是否有变化？
黄卓：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M2和社会融资余额增长率两个“13%左右”的目标，我觉得主要是出于稳增长的考虑。
实际上，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减速做出的响应，在2015年下半年就已经体现出来。2015年M2增长13.3%，高于年初12%的目标，也高于2014年的12.2%的增速。2015年而上半年M2增速只有11.8%，这说明下半年增速的显著高于上半年。
海外网：朝宽松的方向变化？
黄卓：是，稳健和灵活兼顾，灵活可能为主。
海外网：在破解当前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环境的问题上，我国货币政策应该如何打组合拳？
黄卓：根据目前的趋势来看，除了保证合理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以外，报告里面也提到了统筹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比如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准备金率、再贷款等。
这些主要是要保证两点：第一，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传导至实体经济，保持足够的流动性。第二，能够有效的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目前综合国内的通胀水平和国际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水平看来。
海外网：今年是否还会有降息降准？
黄卓：应该会，2016年降准降息都还有足够的空间。
服务实体不止靠商业银行 民营资不可忽视
海外网：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上，您有什么建议？
黄卓：首先我们看银行业，“全力以赴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已经被列为2016年银监会的首要工作。所以商业银行应该已经准备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比如向转型升级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技创新型企业倾斜，以及对“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支持。
但是我觉得这些可能还不够，2015年央行放开商业银行存款利率，表面上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但是中小微企业以及服务业的融资难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在去年曾做过一个调研，主题是关于金融体系如何服务实体经济。调研表明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仍然很高，融资难的问题还是非常普遍，而且在经济困难时期会更加严重。
我们还需要在多方面努力。一是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他们能够更加直接和小微企业对接。二是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海外网：也就是说，现在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大型商业银行来服务中小微企业，而是要建立多层面的融资渠道。
黄卓：是的，比如说加快民营金融机构的准入，比如说民营银行的设立，他们和国有银行、商业银行相比，能够更加直接有效和中小微企业进行对接，提高资金运转的效率。
海外网：去年政府工报告中曾明确提出过“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今年没有提。这是否是“重新考量”的意思？如何判断注册制推出的合适时机？
黄卓：我个人认为，2016年注册制不太可能实施。我想这几天的股市已经认可了这一结论。这个对目前估值并不低的创业板而言，应该是松了一口气。
相反，“战略新兴板”可能是更加值得期待，落地也会更快。根据初步方案，战略新兴板上市标准将淡化盈利要求，主要关注企业的持续盈利能力，同时简化发行流程。
对于出台注册制的合适时机，我觉得目前最迫切的就是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机制和事后监管的配套政策，以及对股票发行中介机构的一系列管理条例。配套措施的建立和运转，是注册制能够健康平稳运行的前提。
否则一堆良莠不齐的企业上市，同时又缺乏合理监督，后面风险还是很大。
海外网：也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要推出注册制，可能就是时机过早了，很多前提条件都还没有成熟。
黄卓：另外一方面也说明配套措施改善得太慢了。
建立“委员会”制 职能设置应更重内容
海外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相比其他领域，外界普遍对金融监管层诟病较多，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黄卓：我总结下就是三句话，一个是权责不清；第二个是分工不明；第三个是协调不够。
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是按照业务类别设立的，一行三会。但是在功能上每个部门都承担货币政策传导、防范系统性风险和保证公平交易秩序这三个任务。这样很容易造成监管真空和协调失灵。特别是面对金融创新产品和重大金融波动时，这时很可能就会产生到底谁来监管、谁来负责的分歧，或者你要负责的时候又没有足够的权限来监管。这是目前的问题。
海外网：对于建立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呼声，您是否认可？
黄卓：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内容大于形式。无论是保持目前一行三会的格局，还是建立统一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建立起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这个问题我们学院的黄益平教授，也是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建立三个委员会，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稳定委员会和公平交易委员会。
分工上来讲，货币政策委员会主要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有效传导至实体经济，属于最宏观层面，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是防范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比如说对杠杆率的关注，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公平交易委员会更多在微观行为监管层面，保障公平的交易秩序，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队伍建设上，可以在一行三会之上建立这三个委员会，三个委员会成员可以重合，也可以从一行三会去调人。
海外网：现在监管层有往分工协调发展的趋势吗？
黄卓：我现在感觉更多是问题制，出了问题我们就设一个小组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种常设的协调机制。对这样的重大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常设机制，问题出来之前应该有监控和预判的。
让市场做主 打破刚性兑付
海外网：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和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预防金融犯罪，政府、机构和大众各自应该承担什么角色？
黄卓：今年“严厉打击”这个词确实是用的比较重。这三种现象还有所区别。金融诈骗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也一直是政府和公安部门重点打击的，主要是在技术上如何升级应对新的诈骗形式，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非法集资，目前的焦点主要体现在P2P平台上，之前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对这一新的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的定位和监管还不太清晰，接下来应该会有明显改进。打击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在2015年比较高调，而之前我们这方面做得相对不够。这主要是作为建设多层次的有效的资本市场的重要环节，整顿和规范证券交易秩序，打造公平的交易环境，应该说是符合国际趋势。
从政府监管部门角度来讲，主要是建立长效机制，在立法、调查程序、多部门如何协调、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还有民事赔偿这些方面取得制度性的进步。而不是说一轮一轮的打击，2015年看起来好像很高调，那2016年怎么样。我们更多要看有没有制度性的进步。
投资者教育这些年一直在做，但是最受伤的每次都是普通投资者。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改进，一个真正是打破刚性兑付，让市场决定价格，只要没有系统性金融风险，政府应该从隐含担保中退出，尽量让市场决定价格，投资者自负盈亏。第二是，完善金融证券领域的信息披露，司法审判，民事追偿，集体诉讼等制度，明晰权责，发挥法律的示范效应。
海外网：起主要作用的还是监管层面制度设计？
黄卓：对，监管部门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制度设计上常态化。
从投资者角度来讲，我觉得投资者教育其实每年都在做，但是我们会发现每一轮不管是泡沫也好、冲击也好，普通投资者总是受伤最深的那一批。
怎么真正教育投资者？就是要管住政府，政府不要轻易地去干预金融市场。很多时候投资者没有从错误里面学到，正是因为对政府的期望太高。有时候是政府不应该干涉，也有时候是政府发出来一些错误信号，这两种情况都有。
海外网：如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黄卓：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了，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最重要的，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
这里再提两个建议，第一是建设最优秀的专业监管队伍，加强监管部门的研究能力，研究和借鉴国际经验，可以考虑从学术界和金融界吸引优秀的人才，当然这些需要相应的人事和激励政策。第二是加强一行三会之间的金融数据共享，分步骤建立金融大数据的监测、整理、共享、研究和发布的机制，可以先从一行三会内部开始，逐步向公众发布。这也是增强市场透明度、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手段。
海外网：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管理层在专业知识上不够，所以导致出了问题就进行微观管理，但对于整体的顶层设计有欠缺？
黄卓：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再说具体下，一个是怎么样建立一支最优秀的专业监管的团队。金融监管的对象是是最聪明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最优秀的监管队伍，怎么去监管对手。目前我们的监管队伍存在一些问题，人员大部分从行政专业部门、监管部门成长起来的，基本上都在政府或者监管部门体系内部流转，背景较为单一。我们需要从学术界以及业界吸引更加优秀的人才进入体制内。
然而在落地过程中，人事问题成了最大掣肘，一是人事体制，二是激励机制。此前有一些跨领域引入人才的案例，但是没有形成长效机制，主要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人事激励政策。我们可以参考下美国等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如何引入优秀人才补充研究力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个问题需要特别重视。
另外再说我对数据共享的看法。目前一行三会可能都有各自的一套数据，但彼此没有互通。一个可信数据是最好的引导市场和稳定预期的工具。现在的发布形式还是比较少，而且每个部门的口径也不统一，监管部门可以分步骤来实现金融数据共享、定期发布信息。
海外网：除了队伍建设之外，美国在防范系统系风险和处理金融危机的问题上，还有哪些经验可以供我们参考？
黄卓：这个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但我国问题可能比美国更复杂。我们身处在一个高速变化和快速成长的经济体中，老的监管体系也正在向新的监管体系过渡。我们碰到的问题更为复杂，比美国的金融监管更难。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权利和责任比较清晰，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可能有更多权力，但承担责任也会更多。
互联网金融前景向好 金融创新无需刻意强调
海外网：如何评价2015年e租宝类事件对互联网金融行业乃至金融行业带来的影响？如何看待2016年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
黄卓：我想e租宝这类事件负面的影响是还很大的，这也说明，如果监管不到位，“普惠金融”有可能成为“普害金融”，毕竟P2P的很大一部分人群是中低收入者和退休人群。
2016年，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主题应该是“风险与规范发展”，我们应该会继续看到实质性的业务规范和监管细节出台，特别是P2P行业，很可能进入一个整改和转型期。随着规范性要求增强以及投资者的警惕性增加，问题平台会更多的爆出来，相当比例的平台可能倒掉。
但同时，这是一个好事情，P2P回归“信息中介”的定位，有利于P2P行业以及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长远和健康发展。因为，P2P只是互联网金融的一部分，如果仅仅因为P2P的问题而妖魔化互联网金融是不对的。互联网金融中的支付、各种宝宝产品、消费金融、网商小贷、互联网证券保险等领域，都有效的利用了IT技术和大数据，缓解了金融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和成本，成为传统金融服务的有力补充。
海外网：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历来是哺育创新的重要手段。金融创新如何给本轮供给侧改革培育“新动能”？
黄卓：我个人觉得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化解过剩产能去杠杆、国有企业改革和生产要素市场改革，而这三个方面都需要金融创新相配合。化解过剩产能和去杠杆，实际上是把资源从旧的经济模式向新的经济模式转移，所以这个过程要主要发挥市场的作用，通过资本市场的加速来完成。
国有企业改革的破题应该在股权改革，需要通过国企资产证券化、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等配套措施。而生产要素禀赋市场，包括资金、土地、户籍制度、能源、资源大宗商品的进一步解放、流动和优化配置，都需要资本市场的改革相配合。
海外网：您觉得我们现在金融创新速度跟实体企业改革的步骤是否一致？
黄卓：现在是实体企业的改革落后了。金融永远是跟着市场走的，速度快。金融血液的流动性强，哪个地方有伤口或者风口，它自己很快就能找到，不需要政府催促干涉。只要实体经济或者市场层面有实质性的突破，资源自然就会跟上。但是有时候金融跑得过快了，实体没赶上，那就会出问题。所以金融创新不需要特别强调凭空创造，它是跟着实体经济的创新来的。
海外网：在金融改革方面，这几年已经有很多实质性进展。您认为接下来还有哪些需要深化的？
黄卓：确实，我们这几年在金融改革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比如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新三板、互联网金融、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等。
接下来，我比较看重的改革，有三个：
一是，进一步放宽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特别是民营银行、网络银行的发展和监管。这是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举措。
二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完善，特别是“新三板”市场的后续发展，如何平稳有效的与创业投资私募股权基金，以及中小板、创业板、未来的战略新兴板进行有效的对接。
三是，债券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已达48万亿元，居世界第三位。国债、地方债和金融债发展得比较好，基本建立了利率的期限结构的市场化，但是公司债券市场还比较慢，信用风险的市场化定价曲线还有待完善。
海外网：好的，感谢黄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今天对话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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