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作者顾炎武《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之一。《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其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日知录》的思想也超越了当时大多数学者，其中尤以区分“保国"与"保天下”为最.“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日知录》是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代表著述。全书三十二卷，博及社会经济、典章制度、风俗民情、经史艺文等众多学术领域，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直到近年，还有多家出版社或影印、或点校，将该书整理出版。然而对于《日知录》的始撰时间、撰述动机、结撰过程等，则尚存在若干未尽明了之处。以下，准备就这几个问题试做一些考察。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一、关于始撰时间的判定
顾炎武何时开始结撰《日知录》？这是一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最近，有人认为：“是书约始撰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注：顾炎武：《日知录》，周苏平、陈国庆《点注说明》。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依据，他们虽然没有说明，但大概当是今本《日知录》前的一篇题记。这篇题记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注：顾炎武：《日知录》卷首题记。）笔者以为，仅仅根据这篇题记来判定《日知录》的始撰时间，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理由如下：
首先，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即能否把顾炎武早年读书做札记，同结撰《日知录》看成一回事情。笔者以为，应当把二者区别开来。的确，顾炎武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读书要做札记的良好教育，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抄书”。关于这一点，顾炎武晚年写过一篇《抄书自序》，文中说：“先祖曰：‘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如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至于顾炎武什么时候做读书札记，这篇《抄书自序》也有回顾：“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抄书自序》。）这就是说，顾炎武虽然早就受到“抄书”的教育，但付诸实践去“纂记故事”已经二十余岁，直到四十余岁才开始著书，五十余岁以后，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二十余岁正当崇祯中，而四十岁则已经入清，为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十余岁时就是康熙初叶了。
其次，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开始纂辑的书并非《日知录》，而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据顾炎武晚年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崇祯己卯即十二年（公元1639年），顾炎武时年二十七岁。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肇域志序》也说得很清楚：“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可见，顾炎武《抄书自序》中所说的“纂记故事”，即指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二十七岁始辑录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再次，《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卷帙浩繁，顾炎武在完成这两部书稿之前，不可能再分心去结撰《日知录》。据考《天下郡国利病书》初稿完成，当在顺治九年（1652年）。当时由于豪绅煎迫，家难打击，顾炎武决意弃家北游。为此，江南友人杨彝、万寿祺等联名写了一篇《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文中说：“宁人年十四为诸生，屡试不遇。由贡士两荐授枢曹，不就。自叹士人穷年株守一经，不复知国典朝章、官方民隐，以至试之行事而败绩失据。于是尽弃所习帖括，读书山中八九年，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一代奏疏文集遍阅之，凡一万二千余卷。复取二十一史并《实录》，一一考证，择其宜于今者，手录数十帙，名曰《天下郡国利病书》。遂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注：沈岱瞻：《同志赠言》，《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载《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至于《肇域志》的脱稿，则是此后十年，即康熙元年（1662年）的事情。这有顾炎武撰《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为证：“右十年前友人所赠。自此绝江逾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狱，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天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逾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爰成《肇域记》，而著述亦稍稍成帙。然尚多纰漏，无以副友人之望。又如麟士、年少、菡生、于一诸君相继即世而不得见，念之尤为慨然！玄黓摄提格之阳月顾炎武识。”（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玄黓摄提格”是“壬寅”年的别称，即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而谈及《日知录》，都在康熙初年以后。今本《日知录》卷首所录顾氏各条文字，如《初刻日知录自序》、《与从人书十》、《与人书二十五》、《与潘次耕书》、《与杨雪臣书》、《与友人论门人书》等，众所周知，恕不赘举。谨依年次先后，再举五例为证。
第一，康熙九年（1670年），山东德州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云：“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注：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见沈岱瞻《同志赠言》，载《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
第二，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顾炎武《与李良年（武曾）书》云：“弟夏五出都，仲秋复入，年来踪迹大抵在此。将读退谷先生之藏书，如好音见惠，亦复易达。顷者《日知录》已刻成样本，特寄上一部。天末万山中冀览此如观面也。”（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李良年（武曾）书》。）
第三，康熙十二年（1673年），顾炎武《又答李武曾书》云：“黔中数千里，所刻之书并十行之牍乃不久而达，又得手报至方山所，而寄我于楼烦、雁门之间。若频阳至近，天生至密，而远客三楚，此时犹未见弟之成书也，人事之不齐，有如此者，可为喟然一叹！此书中有二条，未得高明驳正，辄乃自行简举，容改后再呈。且续录又得六卷，未必来者之不胜于今日也。”（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又答李武曾书》。）
第四，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顾炎武《又与颜修来书》云：“弟今寓迹半在历下，半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邑之书颇备，弟得藉以自成其《山东肇域记》。……近日又成《日知录》八卷，韦布之士，仅能立言，惟达而在上者为之推广其教，于人心世道，不无小补也。”（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又与颜修来书》。）
第五，康熙十五年，顾炎武《与黄太冲书》云：“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根据以上所考，足见把《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定在明崇祯十二年是欠妥当的。笔者以为，应以顾炎武逝世前夕，于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所写《与人书》为据。顾在这封信中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据此，《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假如定在康熙元年他五十岁以后，或许会更合理一些。
二、《日知录》的撰述动机
顾炎武为什么要著《日知录》？在他逝世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该书在福建建阳付梓，潘耒曾就此写下一段话：“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至易代而后行，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至异世而见用。立言不为一时，录中固已方之矣。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注：潘耒：《遂初堂集·文集》卷六，《日知录序》。）这就是说，《日知录》是一部经世致用的书，顾炎武的理想虽然生前没有实现，但日后采用其说对世道人心一定大有裨益。假如仅仅以考据精详、文辞博辨来评价这部书，则有违顾炎武的本意。
潘耒的这一担心，不幸被言中了。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一时儒臣为《日知录》撰写提要，就提出了同潘耒完全不同的评价。据他们称：“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观所作《音学五书后序》，至谓圣人复起，必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是岂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书序，乃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注：《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日知录》。）
同样一部书，两种评价竟然如此不同。究竟谁是谁非？笔者以为，还是以顾炎武本人的论述为据，才能令人信服。
关于《日知录》的撰述动机，顾炎武生前曾多次谈及。譬如他为《日知录》初刻本撰序，就很清楚地指出，该书的结撰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在给友人杨瑀的信中，说得就更为明白：“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与杨雪臣》。）至于前引顾氏逝世前夕给江南友人的信中所述：“《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无疑更可以视为撰述动机的“晚年定论”了。
正因为如此，顾炎武把著《思辨录》的陆世仪和著《明夷待访录》的黄宗羲引为同志。他在给陆世仪的信中说：“廿年以来，东西南北，率彼旷野，未获一觐清光。而昨岁于蓟门得读《思辨录》，乃知当吾世而有真儒如先生者，孟子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具内圣外王之事者也。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近刻《日知录》八卷，特付东堂邮呈，专祈指示。其有不合者，望一一为之批驳，寄至都门以便改正。《思辨录》刻全，仍乞见惠一部。”（注：顾炎武：《亭林余集》，《与陆桴亭札》。）在给黄宗羲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两君，具念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根据以上材料，足以说明《日知录》确如潘耒所见，是一部讲求经世致用学问的书。顾炎武是要以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按理这些材料四库馆臣都能看到，他们又都是全国的一流学者，据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当无问题。然而他们却否定了顾炎武的经世主张，讥之为“迂而难行”、“愎而过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大概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去考察：第一，顾炎武明确主张“法古用夏”，“待一治于后王”，“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这不仅反映了他对清王朝的不合作态度，而且简直是近乎否定现政权的合理性。这样一种经世学说，在文化专制十分严酷的乾隆时代，当然是没有人敢于去正视和肯定它的。第二，《日知录》的结撰和刊行，是康熙中叶以前的事情，到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间已经相去七八十年。时代变了，学风也变了，经世致用思潮已经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则是风靡朝野的考据学。在这样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下，四库馆臣曲解《日知录》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历史的本来面目终究是掩盖不住的。嘉庆、道光间，清王朝盛极而衰，内忧外患交织，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兴起。道光初，嘉定青年学者黄汝成辑《日知录集释》，将先前众多学者关于《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汇聚一编。他虽然没有对四库馆臣的提要进行批评，但是却十分明确地表彰了顾炎武及其《日知录》的经世学说。黄汝成认为，《日知录》“于经术文史，渊微治忽，以及兵刑、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盐铁、权量、河渠、漕运，与他事物繁赜者，皆具体要”（注：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三，《答李先生申耆书》。），是一部讲求经世之学的“资治之书”（注：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二，《日知录集释序》。）。晚清，文网松弛，《四库提要》已成批评的对象。朱一新著《无邪堂答问》，对四库馆臣的曲解《日知录》进行尖锐批评，讥之为“叶公之好龙”、“郑人之买椟”（注：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从初刻八卷到临终绝笔
在《日知录》的结撰过程中，初刻八卷本的问世是一个重要环节。以往由于这个本子流传未广，不易得读，所以有的研究者遂误认为已经亡佚。八十年代初，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这个本子影印，附录于《日知录集释》出版，这样不仅澄清了误会，而且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日知录》的初刻时间，可以大致确定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八月。根据主要是两条：第一条为顾炎武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所撰《初刻日知录自序》。序中说：“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上章阉茂为干支纪年庚戌的别称，庚戌即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第二条即前引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这篇序说：“亭林先生……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指在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注：程先贞：《赠顾征君亭林序》，见沈岱瞻《同志赠言》，载《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程序题下所署年月即为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八月。
有关《日知录》初刻时间的资料，还见于《蒋山擁残稿》。其中，顾炎武的《与友人书》说：“《日知录》初刻本乃辛亥年刻”（注：顾炎武：《蒋山擁残稿》卷一，《与友人书》。）。辛亥年即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
顾炎武《日知录》初刻，为什么在时间上会出现庚戌、辛亥二说？笔者以为，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八卷本《日知录》系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始刻，而到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完成。
至于初刻地点，据周可贞新著《顾炎武年谱》的考证，当在德州。他说：“《日知录》初本，实乃先生讲《易》时，在程先贞等友人劝说下才决定刊刻的，刻书的地点可能就在德州。”（注：周可贞：《顾炎武年谱》康熙十八年条。）
将初刻《日知录》的有关故实考出，这无疑是周著新谱的一个贡献。而把初刻地点大致定在山东德州，虽属揣测，尚需进一步寻觅佐证，但就顾炎武在此数年间，频繁往返德州的经历看，又不无道理。只是这样一来，却碰到一个不易得到圆满回答的问题，即现存八卷本《日知录》，刻书者自署“符山堂”，而符山堂为张弨书屋，张氏系江苏淮安人，而非山东德州人。当时，张弨正为顾炎武刻《音学五书》，地点就在淮安。这有顾炎武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撰《音学五书后序》为证。他说：“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书多所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又得张君弨为之考《说文》，采《玉篇》，仿《字样》，酌时宜而手书之；二子叶增、叶箕分书小字；鸠工淮上，不远数千里累书往复，必归于是，而其工费则以取诸鬻产之直，而秋毫不借于人，其著书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音学五书后序》。）因此《日知录》八卷本的初刻，又存在于淮安付梓的可能。事情真相如何，史料无征，只能存疑。
《日知录》初刻八卷本共收读书札记141条。其中卷一15条， 卷二25条，卷三7条，卷四25条，卷五16条，卷六17条，卷七19条， 卷八17条。从内容上看，卷一的《朱子周易本义》、《巳日》、《鸿渐于陆》、《妣》、《序卦杂卦》、《七八九六》、《卜筮》讲《周易》；《帝王名号》、《武王伐纣》、《丰熙伪尚书》言《尚书》；《诗有入乐不入乐之分》、《孔子删诗》、《国风》、《公姓》、《何彼矣》言《诗经》。卷二、三言《春秋》、《礼》、《四书》。卷四、五、六讲治道，卷七、八为杂考证。同后来三十二卷本的《日知录》相比，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的编纂雏型，此时已经大体形成。
初刻八卷本问世之后，《日知录》的结撰不间寒暑，精益求精，耗尽了顾炎武毕生的心力。对于其间的甘苦，他曾经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顾炎武将此书的结撰喻为采铜于山，可见其劳作的艰辛和学风的严谨。
顾炎武严谨笃实，学随日进。在他生命历程的最后数年里，一方面不断地把读书心得充实到《日知录》中去，另一方面则对初刻本精雕细琢，纠正讹误。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顾炎武为初刻本《日知录》补撰自序，就此书反省道：“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同年，他给黄宗羲的信中也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但鄙著恒自改窜，未刻。”（注：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晚年的顾炎武，恪遵“良工不示人以璞”的古训，精心雕琢《日知录》。在致其学生潘耒的信中，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传》，谓是身后之书。……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前介眉札来索此（指《音学五书》——引者），原一亦索此书，并欲抄《日知录》，我报以《诗》、《易》二书今夏可印，其全书再待一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
顾炎武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迄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正月逝世，他始终未曾把已经完成的三十余卷《日知录》再度付刻。直到十三年之后，遗稿由潘耒整理删削，才在福建建阳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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