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时代文字的突然大量出现甚至是“爆发”有些类似于古生物学上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该时代之前固然不能说绝无生命因子甚至是原生生命体存在，但毕竟其存在痕迹有限，存在形态极为简单和单一，分布范围较少，发展进化也极为缓慢只有到了“寒武纪”生物种类才突然丰富起来，呈爆炸式的增加，它意味着，生物进化除了缓慢渐变，还可能以跳跃突变的方式进行而殷商文字“大爆发”的情形亦与此相类似，其中一定是基于某种非常特殊而至关重要的原因，方才促使该时代的文字发生爆炸性的增长与突变跳跃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殷商之前当然也有某种程度的表意图形甚至表意符号存在，尤其是随着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符号越来越多的出土，似乎已经证明了文字雏形或至少是具有表意功能的图形符号的出现要远远早于我们的想象，其甚至可追溯于仰韶文化时代关于这些考古发现的概括情况我们借学者王晖的简单介绍可以做一大致了解，王晖教授说：，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殷商后期形成的甲骨文?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殷商后期形成的甲骨文
殷商时代文字的突然大量出现甚至是“爆发”有些类似于古生物学上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在该时代之前固然不能说绝无生命因子甚至是原生生命体存在，但毕竟其存在痕迹有限，存在形态极为简单和单一，分布范围较少，发展进化也极为缓慢。只有到了“寒武纪”生物种类才突然丰富起来，呈爆炸式的增加，它意味着，生物进化除了缓慢渐变，还可能以跳跃突变的方式进行。而殷商文字“大爆发”的情形亦与此相类似，其中一定是基于某种非常特殊而至关重要的原因，方才促使该时代的文字发生爆炸性的增长与突变跳跃。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殷商之前当然也有某种程度的表意图形甚至表意符号存在，尤其是随着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符号越来越多的出土，似乎已经证明了文字雏形或至少是具有表意功能的图形符号的出现要远远早于我们的想象，其甚至可追溯于仰韶文化时代。关于这些考古发现的概括情况我们借学者王晖的简单介绍可以做一大致了解，王晖教授说：
“自从1899年发现了比周代金文更早的殷墟甲骨文之后，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问题便逐渐形成了热潮。随着上一世纪我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学术界都把殷商之前文字发现的希望寄托在考古出土的文物上。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出土考古新资料层出不穷，例如陕西西安半坡遗址、临潼姜寨遗址、青海民和马厂遗址、乐都柳湾遗址、上海淞泽遗址、马桥遗址、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以及近些年考古发现的河南贾湖遗址、湖北宜昌杨家湾遗址、清水滩遗址、安徽蚌埠双墩遗址等等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往往刻画或绘制着各种刻划符号或图形符号。
随着这种刻划符号或图形的出土问世越来越多，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符号或图形进行不同的解读和认识，于是中国文字起源的方式和时代便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针对新石器时代陶器及其他器物上出现的绘制的图案、图画及刻划符号，学术界便形成了汉字起源于图画图案及其刻划符号两种不同的说法，而这些观点的不同主要来自于对中国文字起源产生途径的看法不同。在今天看来，需要做些认真的检讨和回顾。
根据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刻划符号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不同，我们认为可分为三类：一是以西安半坡、姜寨等遗址为代表仰韶文化时期的多为几何形的抽象陶器刻划符号；二是以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晚期陶尊口沿上象形性的刻划符号；三是以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时期组词成句的陶器刻划符号。”-----（参见王晖《中国文字起源时代研究》，该文原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5月第40卷第3期》）
对于汉字的起源问题目前无疑随着新石器时代陶器刻划符号越来越多的出土而有着重新探讨与认真研究的必要，近年来对这一领域已经有许多专家学者开始着重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笔者感兴趣的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却是：即便文字起源的时代或文字雏形的出现可以大大前推以至于有必要重写中国的文字学史，但殷商时代的“文字大爆发”现象却仍然是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系统性“文字”出现无疑仍要从殷商的甲骨文字算起，但这些已经完全具备文字体系的记录语言的符号却在殷商时代短时期内大量出现，仿佛是上天一夜之间的发明创造，而这一跳跃性“突变”或勃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其动力何在？这一奇怪现象所带来的迷人问题本来就是非常值得研究并应当加以深入探讨的。但可惜的是这一特殊现象和特殊问题却一直以来被人们更感兴趣的寻找并破译最早汉字以及汉字起源的时代问题给遮蔽甚至是代替了。故而笔者在本文中要着力重点探讨的问题就是殷商时代文字勃兴的历史背景及其发生原因，以期通过对殷商时代文字勃兴的历史背景和发生原因的探讨揭示出更为本真“历史哲学”问题-----即：“文明”的本质以及“文明”自身的历史逻辑。
人们效法天地之间的沟通相交，而人们互相之间也必须有正常的交往与交流。这在我们中华文明典籍源头《易经》中有很明确的论述，《周易·泰卦·彖》说：“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但是同样伟大的《老子》却提出了相反的论调。人所共知，他早就给我们描述过尚古乌托邦的美好情形：“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对《老子》为什么要力倡“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主义”或“闭关锁国”呢？对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学者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如果我们可以“坐而论道”，在“老庄”的范畴内就道家文本相互间做一个以道解道互释的话，可能是最符合或接近《老子》的原意的。而在《庄子·胠箧》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他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时，则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颈举踵，曰：“某所有贤者”，赢粮而趣之，则内弃其亲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迹接乎诸侯之境，车轨结乎千里之外。则是上好知之过也。”1
从庄子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他也认为“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的时代是“至治”之世，并且在此也已经解释了老子主张“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的原因了，关键原因就是：“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好知之乱天下也！”。我们看《庄子》是怎么解释的：
“上诚好知而无道，则天下大乱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弯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苟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罝罘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知诈渐毒颉滑坚白解垢同异之变多，则俗惑于辩矣。故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 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乱。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烁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惴软之虫，肖翘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乱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种种之民而悦夫役役之佞，释夫恬淡无为而悦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乱天下矣！”2
看来，毫无疑问，《老子》和《庄子》之所以主张回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的“至治”之世的原因是都将“交流、往来”与“知（即“智”）诈”联系起来，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天下每每大乱，罪在于好知”的论断。当然，这本也没有什么奇怪，老庄作为中国“反智论”的祖师和教父级的人物，其反智言论斑斑可考而又在其著作中多到随处可见，不待我相烦引证。但在此我们要厘清的是：“智识”是天下动乱的原因在于“智识”产生、鼓动了人类的无尽“欲望”，至少说“智识”使人多“欲”，而欲望又通常被认为是一切罪恶的源泉，于是因为要反欲，所以要反智，又因为要反智，所以要反对使人“智识”增长、提升的一切因素，包括“交通”、“往来”。但我们在此一定要注意，“老庄”之所以反对“交通”、“往来”并不在于因人际和族群间的交往能使人增长见闻、开阔眼界，有了更多的“想法”，绝没有这么单纯。而是说这种“交通、往来”从原因上来说一开始就是是基于一种利益驱动的，而从后果上来说这种“交通”、“往来”又会导致人欲望的增加和膨胀，导致纯粹“逐利”欲望的产生，而人一旦产生出超越基本生存要求本身的纯粹的逐利欲望和需求，人的堕落就开始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在此做一个反问：尚古原本可以“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民族、族群进行交流的最大动因是什么？或者说在前提是人类文明早期，某一族群在能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且又没有外界压力干扰（比如外族大规模入侵、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对外交往的动机或动力是什么？那么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答案似乎就是基于商品交换、交易的“逐利”需要了。我们在此顺便更正一下我们的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一般认为人类文明早期的商品交换似乎始于“互通有无”，即以我所“多余”从彼换取我所“必需”。但这实际只是“想当然耳”。我们且不论如马克思主义者所说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条件下，“我（彼）”是否能有“多余”的物资可供交易、交换。但说所谓“必需（须）”二字就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在此要问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才是人所“必需（须）”的生活，如达尔文和卢梭所证明的那样，在人类初始阶段，人于野兽不论从生存环境还是生活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超越之处。在鸿蒙初开时就连“火”也不是“必需”的，一切基于人类文明成果的物质结晶对于“动物”和“野兽”来说都不是“必需（须）”，我们所谓的“必需（须）”大都是人类文明逐渐改造我们生活方式的结果。而我们所说的“交易”的出现也只有在人类文明达到“社会分工”的层次上才有可能，但同时其实这更应该是一个相反的命题:是先有了第一批“聪明人”推动的“交易”行为的出现，之后在交易活动逐渐被人们认可、接受和推广后从而导致了“社会分工”的产生。“社会分工”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同时对于处于“前文明”状态下的人类来说一切皆处于尚未分化前的整体“和谐”统一状态之中，“万物皆备于我”，什么样的肚子吃什么样的饭，什么样的条件过什么样的活。一旦想到通过交换而求取我之所“必需（须）”，已经是“意识形态”改造的结果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第一个交易行为的成功和第一个“商人”的出现就如同鲁迅所说的“第一个吃螃蟹”的“勇敢人”一样，同样应该是一个“聪明人”偶然心血来潮的结果。人们往往不承认“偶然”的“合理性”，但事实就是如此！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易经》，《易经》是最讲“易”的（包括什么“不易”、“变易”、“简易”等等说法），但其实《易经》文本（不论是以口头还是文字形式存在）至少在比《周易》更早的《归藏》阶段其有相当内容就是讲“交易”（当然不排除其它衍生的意义），若说《易经》中包含有殷商民族对“交易”经验的总结，似乎应当不为过。《易·系辞下》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将“聚天下之货”的“交易”活动上推至神农时代恐怕有些夸张，但这至少使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那就是普及化、市场化的商品交易活动的确是在相当早的时候就已经相对成熟了，而作为人类早期文明发达时代的殷商社会其商品交易的广泛存在应该确定是没有疑问的。老一辈学者吴泽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中对殷商的商业文明曾做过系统详尽的论述，因其对笔者后面的论述有直接的参证和补充作用，故不烦择要引述如下：
我们知道，古代帝王的都城不仅是帝王贵族的宫庭居屋所在地和军事政治的统治中心枢纽，而且是手工制造业的中心，是商业交换的“市”、“肆”-----商业都市。例如殷墟，本是盤庚迁殷至纣亡的都城。殷墟遗址中之宗庙、宫廷和其他居室的版筑遗迹很多，宗庙堂基甚为宽大，基础坚固整齐，小屯后冈一带，版筑遗迹密栉连比，范围至大，据史记正义引古本《竹书纪年》云：“自盤庚迁殷至纣之亡，七百七十三年，更不迁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就殷墟遗址作对照看，《纪年》所载，是有相当可靠。吕振羽氏说：“按小屯距后冈为三华里半左右，是殷墟故都房舍所占地址，起码在十平方华里以上。”……
殷墟既是版筑房屋连比，手工作坊遗址密布，包含有十平方华里之故都，这个故都无可置疑地，当然它也是当时最大的古代商业都市。因为就殷墟连比的房屋手工作坊遗址等看，当时殷墟密集的人口数量，为数必定甚大。帝王贵族们的大量消费，如宗庙宫阙的建筑，尊、彝、爵、鼎等礼品的铸造，以及雕刻、象牙、骨器的制作，虽然帝王贵族们可以豢养无数工奴，自己经营、生产制造，然而有许多海滨地域的自然产物等，亦非仰仗于商人的供给不可。举例来说：殷墟位于黄河流域中部，距离海滨很远，可是殷墟就曾出土许多货贝、朱砂、鲸骨、绿松石等海产遗物。这些东西黄河流域是不能出产的，牠是来自海滨，由商人运输买卖而来。
董作宾氏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说：“在第四次发掘E区的一个坑里，有记着‘征人方’的卜辞，来自海滨的鲸鱼胛骨。”李济氏在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小屯与仰韶”一文中也说：“殷墟遗物中有极多之咸水贝，及绿松石，这两种物件的产地均离小屯甚远。此种物品既可以由远地运到殷墟，当然可以代表那时繁盛的贸易。”
同时，都市市民层，他们日常需用物品，也不能完全自给自足，许多是需要仰给于市场的。因此，都市商业交换普遍盛行。殷墟成为商人云集的古代都市。这个都市内包容着各样的市肆。《商书·盤庚篇》载，盤庚称殷墟曰“肆”、曰“市”、曰“邑”，或“邑肆”合称！如所谓：“以迁肆；”“王其永我命於兹新邑。”“若挞於市；”“用永地於兹新邑肆。”（原注：“薛氏钟鼎彝器款识”殷彝乙酉父丁彝中亦有“市”字。“市”即都市之“市”。）
市或肆，均为交易买卖之场所，邑虽是公社之称，然邑在氏族社会末期，已具有“市区”之意义。后来，那具有市区形态的公社，殷人也称为“邑”，就是那已经发展为人口密集商业交换的中心，成为古代的都市，也还称作“邑”。……
古代的都市也还称作‘邑’。当时邑与市肆，并无严格的区别，邑内不仅有帝王贵族之宫庭，有商业交换的市肆，有手工业作坊；且有用砖围的城垣，及武装军士，以保卫邑内帝王贵族之市民商人之私有财产和生命的安全。……
殷墟是帝王首都，是最大的商业都市，也是最大的一个“邑”。故称之曰“大邑商”或“天邑商”。……殷末，朝歌、孟津等地，亦为大商业都市。……
……惟李济氏说一段话很有趣：“小屯世代的殷民族，能采南国之金，制西方之矛，捕东海之鲸，游猎于大河南北，俨然为一方之雄，而从事于征伐、文字、礼乐诸事，全东亚没有与他抗衡的，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原注：引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李济氏著《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
在这样广阔的商业范围中，商人们由海滨到内地，由这个都市到那个都市，往来经商，所需时间必久。殷末，周族文献《易经》载：当时商人远道经商，往返的时间，有达七日之久，《易·復卦》云：“返復其道，七日来復。”七日来復一次，其间距离还不过二三百里左右，不十分远。有的却根本远离家乡妻女，到他乡经商，数年也不来往一次。《易·渐卦》九二云：“夫征不復，妇孕不育。”丈夫出外经商不归，太太在家空房难守，与人通奸受孕，不能公开生育！所以《周书·酒诰》也说：“肇牵车牛，远服贾。”可见商业交通是相当遥“远”了。
——（参见吴泽著《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棠棣出版社，1953年5月5版（修订版），二五二----二五八页）。
既然殷商的商业文明已如此发达，在这时出现对商品交易进行经验总结的教科书式的文本应该也在情理之中。我们知道《易》有三焉，而《周易》只是其中之一。《周礼·春官宗伯》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有六十有四”。郑玄在《易赞》中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礼记·礼运》：“孔子曰：‘吾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得坤乾焉。’”郑注云：“殷阴阳之书，存者有《归藏》”；又，《论衡·正说》：“烈山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可知殷商时代之《易》就是《归藏》。而现存的《周易》据说是周文王在原有《易经》文本的基础上有所加工、增订而成。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日者列传》说：“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十四爻而治天下”；在《周本纪》中又记载：“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总而言之《易经》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汉书•艺文志》）。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易经》的文本虽然只有《周易》，但我们至少知道文王只是“演周易”，对易经只是进行过加工增订而已，并不是完全另起炉灶（也许其间文王甚至后世的孔子运用了“六经注我”、“托古改制”式的“易人之意”的手段，但文本的“原型”应该没有被动摇-----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应该是有传统的），因此这至少使我们期望从今天的《周易》文本中见到殷商《归藏易》的部分真容有了可能。在本文一开始我们引述的《周易·泰卦》的一段文字就可约略见出其无意中泄露出的殷商社会商业交换之基本情况。我们知道古人基本的论理路数是以天道比附人事，且要求一切人事都要效法于天道，故而在大部分情况下，说“天”（自然）事就是在影射人事，所谓“天人合一”的其中一个基本意思就是这个。《易·系辞上》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易·系辞下》更是明确说出：“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于是文本中所说的“小往大来，吉亨”、“天地交而万物通”之类的言语其指涉商业交易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说的意思无非是“融通万物”的行商作为-----以小成本而博取大收益，此行顺遂大吉。
根据现有文献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知道的是：殷商社会确实是有较大范围和较普及的商业贸易活动的。殷商新旧都城内都有很活跃的商业交易活动，并有固定经过政府规划的市场。《尚书·盘庚下》云：“其永地于兹新邑肆”、“以迁肆”。《六韬》云：“殷君善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太平御览·卷八百二十七·资产部七·市》）。其中可见“市”、“肆”之存在与普遍。因商品交易的频繁，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已经得到基本地普及，早已不只是简单的以物易物了。《易·益·六二》载：“或益之十朋之龟”；“癸巳王锡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惟王六祀彤日，在四月。”（邑斝）3；“候赐中贝三朋，用作祖癸宝鼎。”（中鼎）4；“庚申王在东间、王格，宰睺从，赐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隹王廿祀翌又五。”（宰睺角）5。从文献和殷商金文中的描述以及现代考古中“贝”的实物大量出土来看，货币的大量使用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殷商民族商品交易的活跃，其商业贸易行为并不止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四方、无远不至的。《管子·地数》总结“商”人的成功时这样说：“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汤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而地非独为汤出财物也。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费时也。”又《尚书·酒诰》记载说殷王朝灭亡后，其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可见其“开阖决塞”而“远服贾”排除万难的市场开拓勇气和创业的艰难。而同时“商”人的商业才能在其时代辉煌期也是其它民族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管子·轻重甲》引管子的话说：“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淮南子·地形訓》：“里閒九純，純丈五尺”。高诱注：“純，量名。”《说文·【卷十三】·【糸部】》：“純，絲也。从糸屯聲”。似乎应该就是说一丈五尺的丝帛（文绣纂组）为一“纯”。以“一纯”丝帛换取“粟百钟”在以农为本、以粮立国的古代，确实是很划算的交易，连管子千载之下都艳羡不已，确实可称“来天下之财”的商战典范。是所以“商”人在伊尹的谋划下得以“得其粟而夺之流”，最终夺取了夏桀的天下。
据现代学者的考证，殷民族正是因为擅长于商品交易，其商品贩卖尤其是远程交易活动在当时几乎为其部族所垄断，故而被外部异族称为“商人”，他们是经商盈利活动的开创始祖（《易·乾卦》中所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对殷人长途冒险、奋斗不息的商业精神的暗示或写照。依据常理推测，殷人之远途贸易应该是以“委（信）托贸易”为主，即众人将自己的货物集中委托于一个大家公认的擅于贸易且诚信勇敢之人，使其携至远方进行交易，回来后，带回所易之货物或“贝”，而众人则须按照先前的约定或习惯给付其相应酬劳）。徐中舒早在1927年就撰文指出：“商贾之名，疑即由殷人而起”6。后来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明确说道：“殷人的商行为无疑是已经开始了。《周书·酒诰》称妹土人‘肇牵车牛远服贾’，‘肇’者，始也，可见在周初人的眼目中认商行为是始于殷。大约就因为这样，所以后世称经营这种行为的人便为‘商人’的吧”7。而李亚农也曾认定：“由于殷人善贾，周人重农，后来周人以贱视殷人鄙视贾人，竟通称贾人为商人了。这就是中国人称生意人为‘商人’的缘由”；“由于商业的繁荣，而殷人又长于经商，毫无问题，在殷代的社会中，出现了很多豪商富贾或商业贵族。”8看来这“殷商”之“商”，应该确实是因经商而起，“商”作为地名反倒是后起的，是因商人居此而得名。同样，“殷商”之“殷”的肇起应该也是同样的原因。我们从语言学的角度看看能不能找到明显的例证。《管子·轻重丁》：“行令未能一岁，而郊之民殷然益富”。“殷”乃与“富”并列对举并且对“富”字加以修饰，则二者词义相近。《说文解字·【卷八】·【㐆部】》：“殷，作乐之盛称殷。”；《尚书·洛诰》：“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尚书·吕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殷”皆用“盛”义。所谓“作乐之盛”者，《礼记·乐记》云：“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又《荀子·乐论》：“乐者，治人之盛者也。”可知都是国运昌盛、人口众多，人民快乐、富裕、幸福的意思（当然，在后人看来这“乐”直接与礼乐教化的“乐”教有关系，但实际在商人而言确是因商业繁荣而兴盛）。可见后世“殷商”并列而称在语言学上确实是因意近而有了互文相参的结果。
（未完待续！——本文由卜殿东原创，欢迎关注“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并沟通交流。）
注释：
1、郭庆藩集注：《庄子集释·卷四中·胠箧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57页。
2、郭庆藩集注：《庄子集释·卷四中·胠箧第十》，第359页。
3、《陶斋吉金录》三、三二，转引自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第473 页）。
4、《殷文存》上 7，转引转引自卫斯：《试论贝币的职能与殷商时期的商品经济》，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1期。
5、《殷文存》下 236，转引同上。
6、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民族》，《国学论丛》（清华研究院出版）第1卷第1号，1927年6月，第111页。
7、郭沫若：《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20页。
8、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9月，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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