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产生了近五百位皇帝的中国封建时代，作为帝王之家眷的皇子们无疑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他们中有的人成功继承了祖辈的财富；有的人在上升的过程中重重摔下；有的人虽不精于政务却在其他领域大放异彩；而还有的人，譬如两宋的皇子，却好似陷入了一个可怕的诅咒——英年早逝成为了他们中许多人的“宿命”。
一、两宋皇子的不幸
两宋历经三百余年，共有身份明确的皇子107人：100位为诸位帝王的亲生子，7位为宫廷从宗亲之中收养的宗室养子；北宋皇子共有77位，南宋则有30位；北宋出身宗室的皇子仅1位，南宋则有6位——两宋历经十八帝，若论平均数量则一代有六位皇子。这一数量放眼封建时代恰是刚好。
但现实总不会那么公道。在107位皇子中，有32位其实都是宋徽宗之子。而宋仁宗、宋哲宗、宋高宗、宋宁宗和宋理宗都是无嗣而亡。且在107位皇子中，明确可知拥有大寿之喜乐的仅有5位；知天命的不过8位；不惑便亡的有3位；弱冠或而立之年即早逝的21位；未成年甚至尚为婴孩便离开人世的高达50位......另有20位皇子卒年不详。
想当年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威风无两。然自宋真宗之后，赵宋皇室男丁衰微，甚至还数度出现后继无人的窘境——这不仅令人们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厄运降临在了赵宋头上？
二、为救皇子的努力
关于赵宋男丁不兴的厄运之说可不是后世的耸人听闻。早在宋仁宗时，因为皇子频频夭折，就已有朝臣提出：“皇嗣未生，盖以国家未如古礼封二王后。”
所谓“二王后”，并非指帝王应有两位中宫，而是说赵宋在建国之后没有按照古礼优待将帝位“禅让”给赵氏子弟的后周宗室柴氏。换句话说，北宋中期就已经存在了类似赵氏因黄袍加身而子孙受到“反噬”的说法。
因而为了确保血脉的延续，以及挽回赵宋皇族的颜面，宋仁宗曾在嘉祐四年（1059）特别颁布诏令：封柴氏后人中地位最长者为崇义公，给公田十顷，并交还掌管后周陵庙的权力。
而至宋神宗时，因为承议郎吴处厚提出或许给程婴和公孙杵臼立庙封爵便能护佑皇子平安顺遂，朝廷又特意寻至二人的老家，为其立庙并分别追封其为成信侯和忠智侯。这程婴和公孙杵臼正是典故“赵氏孤儿”中拼死护卫赵氏子孙的两位功臣——此事也说明北宋宗室在关于男丁不兴一事上存在着种种宗教祭祀认识。
同时，赵宋还寄男丁兴旺之希望于风水。两宋时，风水文化本就十分盛行，皇室参与其中自然也不奇怪。但失控的是，宋真宗随后便以只有在宫城西北修建了新的宫室才能摆脱缺少皇嗣的困境为借口，大肆兴造宫殿。之后宋徽宗也为求子而听取风水大师的建议在宫城西北修建人工山丘——后来宋徽宗确实子嗣繁盛；宫城西北也落成了几乎倾尽国力的皇家园林艮岳。
三、赵宋诅咒的真相
因而可以说：无论是遵守古礼优待柴氏，还是祭祀“恩人”或迷信风水，赵宋皇子易早逝的现实都没能改变——那么皇子易逝的根源就只能藏在别处。
其实若仔细梳理赵宋皇子的生平处境，我们不难发现两宋的不少皇子都曾做过亡国俘虏：汴京城破之时，加上已经继位的宋钦宗，除却已逝的7子和逃脱的赵构，宋徽宗的所有子嗣都被俘；宋钦宗之子赵谌也是被俘的皇孙之一；近支被俘的亲王中，燕王赵俣和越王赵偲是宋神宗之子......算下来，北宋三分之一的皇子都沦为了金人的俘虏。南宋末期的皇子也处境相似。故而原本养尊处优的他们在生活水平直线下跌，且更要忍受夜以继日的惶恐不安后，没办法拥有较长的寿命反倒成了当然。
同时，宋代的医学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儿科在民间也出现了专门的医生和诊所，但宫廷中的医疗环境反倒“倒退”：倒退的当然不是太医们的医术，而是朝廷对太医们的约束力度。北宋名臣蔡襄曾直言，后周都会把治疗失败的医官贬去广南以警示其他医官，而北宋的医官们治疗不力却只是略微降职一两级，而后十数天内便能官复原职——宋仁宗时六位皇子、皇女在两年内接连逝世，互相推诿而不肯及时用药的医官们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因而一面是健康缺少应有的保驾护航，生活因国破家亡而陷入绝望的境地；一面是求天祭祖，用修建宫室来“治病”——如此成长环境，恐怕就是没有赵匡胤黄袍加身那一出，赵宋皇子们也难有安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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