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而言，他需要和社会形成相通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社会和个体之间的相互认同，只有有了相互认同，个体生活在社会中才不会充满违和感，而整个社会所反映出的氛围，也让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有了家的归宿。然而因为科技进步，历史的发展，个体的差异，社会和每个个体的步调很难保持的完全一致，当两者出现极度不协调时，个体在社会中便会变得无可适从，当大多数的个体和社会都极度不协调时，整个社会的氛围也会显得迷离而缺乏生机和活力。
而在众多组成社会群体的个体中，又会有不同的社会境遇，在物质上有的人富有，有的人贫穷。在性格上，有的人热情，有的人沉默。又因为他们遇到的不同的生活状况，如爱情不满意，家庭不幸福等诸多问题。因此便会引发出社会群体和个体之间的不同隔膜，如果此时个体自身缺乏调节能力，或者遇到社会节奏变化较快的情况，便会有一些本身已经游离在社会边缘的个体，找不到自我发展的方向，找不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精神共鸣。
而这个自我感觉已经被社会抛弃的个体，便会整日的生活在寂寞疏离的环境中，他们渐渐的远离人群，失去朋友。并将自我封闭在他们自己的精神价值世界里，但是每个个体又有被世界认同的先天欲望，这就使得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行为，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引发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和认同。在外界看来这种行为是疯狂的，愚蠢的，而对这些个体而言，他们又因为缺乏正确的引导和社会群体的沟通，而失去了对自我，对社会价值观的基本判断。
在距今43年的1976年，美国上映了一部名叫《出租车司机》的“黑色”电影，这部影片由好莱坞大师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由被誉为“戏王之王”的罗伯特.德尼罗主演。在影片中，德尼罗饰演一位越战归来的退伍军人特拉维斯，他独自生活在纽约，因为自身的精神状态，以及没有合适的引导，特拉维斯游离在自我和社会的结合处，他试图走向社会，但总是欲言又止，他满怀愤怒，却说不清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诉求。
因为失眠的原因，特拉维斯成为了一名夜间的出租车司机。这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去窥探这个他眼中肮脏、不堪的世界。而导演正是借助特拉维斯的视角，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当时美国萧条、凌乱的社会形态。当时越南战争刚刚结束，但是它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却依然存在，而整部影片中，导演并没有让特拉维斯发出他对于越南战争的看法，这是导演的高明之处，这样更容易使特拉维斯成为一种看似客观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观众们会对他为何变成这样的一种人进行更深刻的探讨和思考。
虽然在影片中特拉维斯仅仅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但是评判社会的眼光却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在他的眼中，当下的社会需要彻底的治理，这一点从他和总统候选人帕斯汀的对话中就能看出。出于对女神贝西的仰慕，进而特拉维斯对贝西的雇主帕斯汀也有了好感。但是他口中的理想世界和帕斯汀的事业意图显然是完全不搭调的，特拉维斯一番慷慨陈词后，帕斯汀依然走向了灯红酒绿。这个场景所展现的，便是特拉维斯这个群体和社会的深度割裂。
在影片中，这个出租车司机，时而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是而是一个被境遇折磨的参与者，时而又是一个充满了愤怒的审判者。几重身份的相互叠加，使得出租车司机特拉维斯有了更为深刻的含义，首先作为出租车司机，他却用一种悲悯的视角去审视整个世界，他渴望用爱情拯救寂寞的贝西，他渴望用金钱拯救失足少女艾瑞丝（由14岁的朱迪福斯特扮演），然而他的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什么地方呢？对的，这些使命感来源于他曾经是一名军人。无论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战争有什么样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对于特拉维斯而言，他是带着一种拯救的使命去执行任务的，而这种使命感，一直延续到他回到纽约之后。
这便是特拉维斯渴望回归社会的方式，他最开始的时候，并不希望让社会见识他在战场上的力量，他只是希望眼前的社会和他的价值观能够相互认同。但是因为之前走得太远，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世界，他都偏离了他生活的环境太多，以至于他无法完成肉体和精神上对当下生活的回归，特拉维斯的这种对生活对社会的疏离感一直贯穿了整部影片的始末。
从影片的开头，特拉维斯便试图找寻一种方式，完成他和社会之间的结合，这所有的努力，从他成为一名夜间的出租车司机开始。但是越是随着对社会的深入，他越是变得无可适从。在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之后，特拉维斯总是用一种空洞无焦点的眼神，审视着周遭的一切，这种眼神不仅仅是茫然，还是一种对灯红酒绿世界的隔阂。伴随着“黑色电影”标志性的爵士配乐，导演通过特拉维斯的视角，为观众们展现了一个个体享受孤独时的悸动，以及一个世界深陷在灯红酒绿的狂欢中的孤独。
特拉维斯和这个他不能融入的灯红酒绿的世界形成了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深陷在这个世界中贝西和艾瑞丝却不以为然。当特拉维斯邀请贝西去看电影，并以此深化他们的恋爱关系时，当特拉维斯希望资助艾瑞丝逃跑时，他收到的却是一种无法缓和，没有商量的拒绝。在她们的共同意识里，特拉维斯没有资格和力量去教化她们的生活。特别是贝西，在她的眼中，特拉维斯和他约会的方式是低俗的，是粗劣的。
特拉维斯在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融入社会时，遭遇了形式上的重创，此刻的他渴望用另一种方式向这个社会表明自己的存在。他从黑市购买了大量的武器，并希望做一次惊天动地的事情，引起这个社会，特别是贝西的关注。他将最初的目标锁定在总统候选人帕斯汀身上，之所以选择帕斯汀为目标，是因为特拉维斯认为这样做，更容易达到让贝西关注的效果。
但是在执行这个事情时特拉维斯的意志并不坚定，因为他的内心深处，依然充满着善良和正义。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将目标聚焦在总统候选人帕斯汀的身上，也许他认为效果足够震撼，也许他认为总统候选人应该为当下的社会现状负责，也许他仅仅是单纯的想引起贝西的关注，并以此向贝西，向世界证明自己。这种种可能，在银幕上，在观众的心里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作为个体和社会冲撞的态度，在影片中却是鲜明的。
在这个过程中特拉维斯偶然遇到了艾瑞丝，一名年仅12岁的失足少女。在影片中，特拉维斯和艾瑞丝在餐厅的一段对话特别具有代表意义，起初特拉维斯希望通过资助的方式帮助艾瑞丝离开，但是出乎特拉维斯意料之外的是，艾瑞丝拒绝了特拉维斯，因为年纪尚小的艾瑞丝还不能完全明白社会的法则，还不能明白爱情真实的含义。如果说贝西的拒绝让特拉维斯充满了愤怒，那么艾瑞丝的拒绝则让特拉维斯进行了反思。同样被带入反思情绪的，还有银幕前的观众。我们这些身处生活中的个体，我们是不是也像艾瑞丝一样，活在一个谎言的世界中呢？我们没有办法很快的得到任何回答，而带着这份质疑去时不时的反思生活，显然会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
最终特拉维斯将头发剪成了一个富有时代感的发型，导演是希望通过这个设计，让特拉维斯的形象更具有时代普遍性的特征，这个发型的设计，使得特拉维斯代表了那一个大时代的整个群体。他们渴望着冲破现实和当下的束缚，却等不及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他们需要用一种方式宣泄出内心的愤怒。最终刺杀帕斯汀失败的特拉维斯来到了艾瑞丝的住处，他血洗了整个妓院，用一种残酷无情的形式，他渴望着与那个场景同归于尽。然而阴差阳错的是，他却成了平民反抗黑帮拯救失足少女的英雄。
在一次激烈的对抗之后，特拉维斯又回归到了出租车司机的身份，他依然用一种疏离，没有焦点的眼神审视着眼前的社会，这次他彻底的懂得了自己和社会之间的距离，他需要的不是一场战斗，一次冲突，他需要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演变。
特拉维斯是幸运的，因为一次阴差阳错的经历，他拯救了自己和一名少女。特拉维斯又是不幸的，因为即便是这样，他依然要经历更长的历程，去融入到社会大环境之中。即便是事后曾经心中的女神贝西主动向他示好，他依然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自己，当他冷漠的离开时，他已经重新定义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戏王之王”罗伯特.德尼罗用他精湛的演技，诠释了处在英雄和魔鬼之间的特拉维斯。
导演通过罗伯特.德尼罗的表演，展现出了特拉维斯渴望得到社会理解的诉求，他希望世界倾听一下他内心的声音，虽然他也不明白自己的疑问所指代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导演的高明之处，只有这样，观众们在这部影片中所感受到的主题才是沟通本身，而不是沟通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名叫做约翰.欣克利的观众在观看了15遍这部影片之后，竟然爱上了影片中艾瑞丝的扮演者朱迪.福斯特，在苦苦追求朱迪.福斯特未果后，约翰.欣克利竟然模仿影片中特拉维斯的行为，希望通过刺杀当时的美国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来引起朱迪.福斯特的关注。巧合的是里根总统曾经也是一名好莱坞演员，他应该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差点因为一部好莱坞的电影而丧命。而约翰.欣克利和特拉维斯在银幕内外的共鸣，展现出了影片中关于个体情感的感染力。不同的是影片中特拉维斯是一名生活在底层的出租车司机，而约翰.欣克利现实中是一位富家子弟，可见影片中关于个体和社会的矛盾，并不特指某个群体，而是普遍的，具有共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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