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氏创始于夏代，是从古老的嬴姓中衍生出来，为赢姓十四氏之一据统计，全国徐氏现有人口大约二千万人，列各姓第十位徐氏也是余姚最早见诸史册的五大姓氏之一，现有人口约四万人，以徐姓为村名的村庄达二十七个，为全市第四大姓，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余姚邵姓的前世今生?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余姚邵姓的前世今生
徐氏创始于夏代，是从古老的嬴姓中衍生出来，为赢姓十四氏之一。据统计，全国徐氏现有人口大约二千万人，列各姓第十位。徐氏也是余姚最早见诸史册的五大姓氏之一，现有人口约四万人，以徐姓为村名的村庄达二十七个，为全市第四大姓。
一、徐氏渊源
徐氏始于夏代的若木，为黄帝之后。 “徐自轩辕蠃姓，至伯益生若木。”（徐生祥《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实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需要说明的是，轩辕（即黄帝）姓公孙，并非蠃姓，蠃姓乃始于伯益，所以有“嬴与徐俱出伯翳”（《南渡考正》，《姚江徐氏续谱》卷二）的说法。
伯益，又称“益”（《尚书》），“化益”（《世本》），“大费”、“柏翳”、“伯翳”（《史记》）等，是尧、舜、禹禅让制度与夏朝家天下专制制度过渡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伯益帮助大禹治水，取得巨大成功，大禹向舜言道：“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舜赐伯益玄玉和本族姚姓之女。伯益担任虞官，帮助舜掌管山泽，繁育鸟兽，“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 畜多息”，于是舜封伯益于费，赐姓嬴氏。
司马迁称：“秦之先伯翳，尝有勋于唐虞之际，受土赐姓。”伯益还是水井的发明者和《山海经》的作者。关于前者，《世本》称：“化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还绘声绘色描述道：“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关于后者，西汉刘歆认为：“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刘歆《山海经表》）显然，这些当是伯益治水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伯益德才兼备，功业卓着，所以禹死后，禅位于他。但是大禹的三年丧期过后，伯益却让位于大禹之子启，“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
依司马迁的看法，是当时益的声望不如夏启，“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不过事实可能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伯益完全有能力胜任和合天下的重任， 墨子称“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 （《墨子•尚贤》）。倒是大禹却是阴阳两面，一方面荐举伯益，另一方面又“以启人为吏”（《史记燕召公世家》），让儿子启的手下人做官吏，使后来禅位的伯益权力被架空。显然，“天下未洽”的原因不在于伯益“佐禹日浅” ，而在于大禹为传位给儿子而作的人事安排。而且对于伯益的结局，与《史记》不同，韩非子称“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韩非子•外储说》），《竹书纪年》称 “益干启位，启杀之” 。
伯益生有二个儿子，长子大廉，次子若木。关于若木之氏，正史与家谱有异。《史记》认为若木为费氏，“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 （《秦本纪第五》，《史记》卷五）。而徐氏家谱则认为若木以封国为氏，为徐氏，“（若木）夏仲康九年始受封徐国，以国为氏，食邑东海郡”（徐生祥《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实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
家谱之说最早可追溯到晋咸宁二年（276）镇北将军徐晔上晋武帝《宗系源流表》，称：“臣承少昊、颛顼、大业，娶少典之女华，生大费，佐禹治水有功，舜妻以姚女，为虞官，调驯鸟兽，是为伯益，封嬴邑为姓。益之子若木受封于徐国，遂为徐氏，食邑东海郡。”（《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因为此表是承诏而进，且其材料“史籍具存，列于秘阁”， 又有司空校尉崔琳和尚书著作郎袁彦安覆勘，“问源不贰，继代无差”，其可信度当也不亚于《史记》。 （《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笔者揣测，或许若木之氏本就有费、徐两种，子孙散处中国、夷狄而各有传承吧。
若木生有四个儿子，分为四姓，长子征国继承徐氏。“若木生四子，分为四姓：曰征国徐氏，曰终黄氏，曰季胜马氏，曰天水赵氏”。 （《徐偃王世系事迹》，《姚江徐氏宗谱》卷二）至周昭王时，徐氏三十一代孙绥被封为侯而不受。绥生子诞。诞是远视眼，《泗虹合志》载："目不能缩视，望远乃见。荀子注云：'其状偃仰，故称偃焉。’”后来就称为偃王。徐诞少年高才，“容貌端庄，才器雄略” （《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年登十七岁，才艺过人，诗礼具足。
年二十岁，文武兼全” （《徐偃王世系事迹》，《姚江徐氏宗谱》卷二）。周昭王非常宠爱徐诞，把他封爵于徐州高平郡。二十岁时，徐诞因军功受到穆王之封，领青、兖二州牧。“是时徐夷作乱，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逼命。偃王讨之有功，穆王宠之，分国半治。”（ 《徐偃王世系事迹》，《姚江徐氏宗谱》卷二）当时徐国“地方五百里”， 涉及淮河、泗水流域的今安徽泗县及周边的安徽东北部、山东西南部和江苏西北部一带。“其城周十二里” （《汉•地理志》），竟超过周天子的王城“方九里”。
加上他“君国子民，一以仁义为尚，悉除去刑争末事” （《徐偃王世系事迹》，《姚江徐氏宗谱》卷二）。随着国力不断增强，徐诞的雄心也越来越大，便僭越称王， “获朱弓彤矢，以为天瑞，乃僭称王”（《帝乡纪略》）。当时周穆王 “不恤国事，盘游无度” ，一时民心离贰， “四方诸侯争讼者不之周而之偃王，讴歌者不讴歌周而讴歌徐。陆地来朝者三十六国”（《徐偃王世系事迹》，《姚江徐氏宗谱》卷二），徐偃王俨然形成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态势。于是，有荆楚与造父向穆王进谏，“穆王长驱返国，乃以楚师伐徐” （《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
徐偃王的结局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南逃至越地隐居。“叹曰：‘智者不惧危难，贤者不顾荣禄。’遂逃去，以其位让于楚……始于滃山海头，次至衢越太末，崩于会稽山。今龙邱薄里村徐山（今浙江龙游境内）即其地。” （《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第二种说法是先北至彭城，后南隐越地。“去之彭城，民从之者数万人，居之，是为徐山。于后君乃之越，过会稽之水，投玉几砚焉，遂老于甬东。”（徐时栋《徐偃王志》）第三种说法是被杀。《元和郡县志》称：“（周穆王）乘八骏之马，使造父御之，发楚师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不管偃王是退隐还是被杀，其子孙则是散居开来。
长子宗北迁至今徐州境内。 “其子宗遂北徙彭城武原山下，百姓归之，号曰‘徐山’。”（ 《元和郡县志》）周穆王也封徐宗子爵，继续管理徐国。次子衡居越地，周共王即位后，“思王仁德，复诞之子衡封爵，以守宗祀” （《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也得到封爵。余姚徐氏属于南迁的徐衡一支。
徐衡后裔“婚齐娶宋，会晋盟楚。臻秦历汉，或同喉舌，或位三台。爰及魏晋，子孙显宦” （《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其中，西汉末有徐元泊建始元年（前32）任江夏太守，河平二年（前27）迁秘书监、金紫光禄大夫。他鉴于当时贵戚王莽阴谋纂夺汉祚的严峻形势， “虑沉其祸，先于阳朔二年（前23）渡江以避其乱” （《晋镇北将军上宗系源流表事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举家迁至姑蔑（今龙游）。东汉永元七年（95），有徐昇任河南太守，迁都侍郎镇北大将军，又迁居于汴京扶沟柳家庄。
后有高士徐穉，“非力不食，恭俭义让”（《徐氏受姓居汴世原》，《姚江徐氏宗谱》卷二），里人都服其德。陈蕃荐举五人，第一人便是徐穉；汉桓帝以安车元纁备礼起征；太尉黄琼也征辟，徐穉都不就。至三国，有徐幹擅名东土，魏帝征辟不就，怀抱箕山之志。他著文《中论》，真德秀认为“澹薄无华，醇而有疵”，比之为荀卿。至东晋，徐晔为镇北将军、尚书左仆射兼御史大夫，于咸宁二年（276）上晋武帝《宗系源流表》——这是现知最早的徐氏家谱，可惜现已不传。
唐以后，随着士族制度的消亡，徐氏或以科举仕宦，或以文士称道。唐代徐有功举明经，为左台御史，潘好礼称：“有功断狱，天下无冤。”（《徐氏受姓居汴世原》，《姚江徐氏宗谱》卷二）南唐徐铉居广陵驿，帮助南唐归宋，“直学院，修《春秋》”，时称“江南文士”。 （《南渡考正》，《姚江徐氏续谱》卷二）北宋徐士奭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廷对第一，赐状元及第，官至尚书令。徐处仁于崇宁初中进士，官中书侍郎，建炎年间（1127-1130）随高宗南渡，迁居于山阴项里，敕赐吏部尚书，墓葬于迪埠岭。徐处仁生有四子，子孙在浙江繁衍，所谓“松柏不愁冰雪冷，多生枝叶遍西东”，他也就被尊为统浙始祖。余姚徐氏也大多是徐处仁的后裔。
如上所述，徐氏历史既入正史，又早成家谱，其间记述，如伯益“黄帝九代孙” （《徐氏受姓居汴世原》，《姚江徐氏宗谱》卷二），“（若木）更三十四代，至周昭王徐兖（即徐绥）封为列侯” （徐生祥《余姚江南徐氏宗谱实录》《姚江徐氏宗谱》卷二），靖为偃王七世孙，处仁为偃王五十七世孙，等等，形成自黄帝至徐处仁约一百代世系。然而厘然有序的背后，也包含着诸多矛盾与舛误。徐氏家谱也承认：“自伯翳传至偃王，千有百年，世代未有考核。即偃王至汉约七百年，亦莫详溯及。”（《南渡考正》，《姚江徐氏续谱》卷二）就是“确有传述，始无遗逸”（《南渡考正》，《姚江徐氏续谱》卷二）的徐靖之后，各代的名讳及其传系也多有未定。所以上述内容，有许多是针对整个徐氏家族而言，并不能确认其都是余姚徐氏一支的先祖事迹。
二、徐氏迁姚概述
据梁天监七年（508）御史中丞王僧孺《修立灵山王庙碑》载：“余姚龙泉山祀立王庙。”（《徐偃王世系事迹》，《姚江徐氏宗谱》卷二）余姚早在六世纪就建有徐偃王庙。由此推想，当时余姚应已经有徐氏后裔居住。随后余姚徐氏不断发展，逐步散布城市乡村，甚至于几乎占有半个县境。“第徐居越者甚多，而余姚为尤盛，聚族数十村，几半其邑”（《修徐氏家谱序缘》，《姚江菖蒲荡徐氏宗谱》卷之一），“名家巨族，无愈徐矣”（祁世良《姚江徐氏三续宗谱序》，《姚江徐氏三续增修宗谱》卷首）。
不过从现存家谱来看，余姚徐氏大多迁于南宋以后，其渊源有的来自处仁及其近族，有的虽载伯益、若木、徐偃王，甚至徐穉、徐处仁等人事迹，但于始祖迁居前的一段历史却无从考证，“为子孙者尚以源流不晰自为咎矣”（《修徐氏家谱序缘》，《姚江菖蒲荡徐氏宗谱》卷之一）。
就笔者所见，来自徐处仁及其近族的徐氏有四支，可分三种情况：一、马堰徐氏与姚江徐氏。两支尊徐处仁为祠内始祖，但徐处仁并未迁居余姚，只是其次子徵（讳林，字仲山）从高宗南渡，于绍兴元年来姚总督军屯，后葬于海南屿墩山（今桐木湖）。但这是驻军，并非迁居。真正迁居余姚的是徐柟（即迁念二），已是徐处仁的五代孙、徐徵的四代孙。至于徐柟落脚在余姚何地，则存在多种看法。一是在姚江之南，《姚江眉山徐氏宗谱•徐尔康序》称：“我辈皆迁廿二公后裔，由马堰迁眉山之北，依周塘而聚族焉……与马堰皆由南城分支。” 认为该支迁徙路线是“南城→马堰→眉山”。
二是在马堰，《姚江徐氏支谱•迁县世系表》称：“柟公由绍迁余姚马堰。”三是笼统的只称一个大地名余姚，《姚江徐氏续谱•南渡考正》称：“迁念二公已居姚，为吾南北宅及马堰之总祖。”由于迁念二墓在马堰，马堰徐氏又奉迁念二为始祖，而姚江徐氏却奉迁念二的三子秉钝为始祖，所以笔者认为，徐柟落脚地当在余姚马堰。马堰徐氏后来有分支徙居余姚眉山、县城、云柯，也各有家谱。
二、孝义徐氏。始迁祖徐淳四为徐处仁长子徽之后裔，明时自徐官桥徙孝义乡德惠桥。三、茹墟徐氏。始迁祖徐珣三为徐仁处侄孙，南宋时自会稽徐家宅徙居余姚烛溪乡茹墟。始祖迁居前历史无从考证的徐氏有如下三支：一、后清门徐氏。始祖徐清一在元至元初因兵燹自绍兴府桥徙居余姚冶山，其子茂三于元至元七年（1270）再徙后清门，其孙有四，三人在家，第四孙敬四赘居慈溪石台乡太平里张氏。徐敬四支后来子孙繁衍，有《慈南徐氏宗谱》。
二、菖蒲塘徐氏。始祖徐泰十南宋绍兴年间（1151-1162）为户部侍郎，至六世良三于宋末自上虞管溪迁居菖蒲塘。由于旧谱在明代兵燹中遗失，渊源不明。三、梅川徐氏。迁姚始祖徐正中，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为武昌县尹，迁至余姚城西北隅，后移居东北乡梅川。迁自何处不详，也有人称“由睦州徙连山，连山徙余姚之西北隅，是宋嘉泰间兵部侍郎讳逢龙者始也”（孙铤《梅川徐氏宗祠碑记》）。在这七支徐氏中，马堰徐氏与姚江徐氏是最为兴旺的两支，下面分章介绍。
余姚徐氏诗礼传家，人才辈出，初兴于元代，鼎盛于明清， “信乎乔木世家”（《南渡考正》，《姚江徐氏续谱》卷二）。据《光绪余姚县志》记载，徐氏有征辟十人，进士二十一人，举人四十六人，武进士四人，武举人八人，贡生三十八人。现就材料所及，简介如下。
征辟十人，其中元代三人，明代六人，清代一人。元代为仲达（学士院佥书侍郎）、彦威（崇文监典簿）、良玘（西安尹）。明代为伯庸（定县知县）、士涓（河南按察副使）、得名（庐州知府）、允恭（凤阳府通判）、祖厚、子元。清代为沁（不就征辟，以著述终身）。
进士二十一人，其中明代十九人，清代二人。明代为廷圭（工部侍郎）、海（广东按察副使）、瓚（汀州知府）、谏（茶陵州同知）、守诚（山东参议）、天泽（广西太平府知府）、文元、爱（南京工部郎中）、子龙（南昌知县）、九皋（贵州副使）、存义（叙州知府）、方（扬州同知）、一鸣（赣州知府）、怀爱（知县）、绍卿（福建兴化知府）、执策、震（增城知县）、应登（御史）、进明。
清代为致敬、文藻（刑部员外）。举人四十六人，其中明代三十二人，清代十四人。除了上述进士外，其他举人明代为熊、律（建阳教谕）、彬（宜都知县）、云凤（江夏知县）、全（归化知县）、子贡、子贞（福建佥事）、元孝、子宜（通判）、珊（辰州同知）、建、恒锡（知州）、廷兰；清代为岱（知县）、景范（内阁中书）、宗枚（户部观政）、凝世（遂安训导）、以恒、大铣、佩钺、境（教谕）、文颖、建棠、辰、敬铭、绍麟。
武进士四人，其中明代三人，清代一人。明代为世卿（守备）、邦达、闻烋。清代为燽（卫守备）。武举人八人，明清各四人。除去上述武进士，明代举人为锐、之俊（注：举人无闻烋，不知何故）；清代为名标、凤麟、殿榜。
贡生三十八人，其中明代十五人，清代二十三人。明代为安善（长沙通判）、廷圭（工部侍郎）、肃彰（工部主事）、政（蓬州知州）、诏（顺宁卫经历）、仪（池州训导）、凤（教谕）、子麟、瑚（灵璧教谕）、克纯（泰州、六安学正）、廷铨（训导）、应斗、如尧（汝宁照磨）、重明、进明。清代为景瀚（庆元教谕）、文植、景涛、世杰（博 白县典史）、景洵、夔、世棠（仁和训导）、琰（简州知州）、坡、照、以恒、坤、浩、镗、景洙、春奎、汝量、安愚（封邱训导）、润、辰、汝荣、葆麟、华润。
清代又有不少人获实职，如五品官有良模（松江府同知）、世霦（晋州知州）、以增（岷州知州），六品官有树观（户部主事），七品官有文耀（济宁州州判）、镛（楚州府教授），等等。
在《光绪余姚县志》中，余姚徐氏被写入列传的人物共二十五人，其中明代十六人，清代九人。明代为士涓、谏、守诚、爱、珊、允恭、天泽、建、子时、孔文、子期、震、世卿、重明、锦徵、泰。清代为培明、景范、沁、大岳、堂、以垣、灿、境、辰。其中徐爱、徐建属于马堰徐氏支，徐谏、徐震、徐景范属于姚江徐氏支，分别在下面三、四两章中介绍，此从略，其他人物介绍如下。
徐士涓，洪武初召拜河南按察副使。徐守诚，弘治六年（1493）进士。授南兵部主事，严于稽核，武卫因而改观。补刑部主事，陈述时政十余事，大多被采纳。任湖广佥事，审案不避权贵，多有昭冤纠错，最后官山东参议。徐珊，王阳明弟子，嘉靖元年（1522）中举。次年会试策士以“心学”为问，反对王阳明的学说。徐珊叹道：“乌能昧我之所得以幸时好乎？”不对而出。后官辰州同知。徐允恭，为人至孝，从学王阳明。徐天泽，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历官南京工部主事、吏部验封司郎中、广西太平府知府。与王阳明交游，数度辩难，喟然叹服。徐子时、孔文、子期，都是诸生，为人纯孝，都曾割股疗亲。徐世卿，武生。万历十年（1582）署临山卫镇抚，历官守备。
征讨倭寇时牺牲，赐祭荫子。徐重明、锦徵，都事亲至孝，抚弟友爱。徐泰，乐善好施，推重气节。清军平定江南时，鲁王诸臣多殉节，徐泰设酒告于宗庙：“草莽臣将以故国衣巾见先人地下。”关门自 杀。经家人抢救而苏醒，后又入阁投缳而死。徐培明，为人孝友端方，每至年末收敛枯骨，买棺给埋，知县潘云桂书“仁寿”二字表彰。徐沁，博通经史，善长考证。康熙十七年（1678）荐举博学鸿儒，不就。著有《越书小纂》、《三晋记行》、《墨苑志》、《楚游录》、《谢皋羽年谱》。徐大岳，事母至孝，见遗不拾，为时推重。徐堂，博学，善长吟咏、弹琴，著有《桐江诗集》。
徐以垣，乾隆五十一年（1786）举人。官宝庆同知、麻阳知县、平江知县，勤于政事，善于审案，曾捐建昌江书院。徐灿，有义举。乾隆四十七年（1782）增建郡城试院西考棚，改制几案，又捐田十二亩作岁修之费。徐境，嘉庆五年（1800）举人。任永嘉儒学教官，后官丽水，有经济之才，著有《瓯吟纪事》、《括苍诗钞》。徐辰，光绪二年（1876）举人。淡于仕进，授徒讲学，“及门称盛，得其传者皆成魁士”。
分析上述徐氏人物的功业，我们大致可概括出两大特点。一是文武兼有而略重于文。如姚江徐氏自称“武弁起家”，“夙号儒家”， 自宋迄清有官宦九十人，绝大多数是文职官员，少数是武职官员。而这些武官，或为侍卫，或投笔从戎，或由武科出身，也都带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其始祖徐秉钝为执戟郎，是宫廷侍卫官。徐绍封本为诸生，“试棘闱不利，设效本省防务营”（《宗贤传赞》，《姚江徐氏三续增修谱》卷三），后议叙盐运使司运同衔，所以族人把他比作班超、鲁肃。徐燽官卫守备，候补都阃，是“书读孙吴”的武进士出身。二是数量众多，却又缺乏惊天动地的成就。
清明两代，徐氏各有封赠八人，但没有一个官荫，朝廷这种对徐氏人物之功勋的一般性评价，也证明了同样情况。然而徐氏在地方上的影响却又是相当深远。仍以姚江徐氏为例，在清代四次编纂县志过程中，三次与徐氏有关涉。第一次是康熙年间康如琏修志，聘徐景沛分修，徐景沛“以同事少直笔，且旧志史法卓卓可观，而挟私者率意删改，乃笑曰：‘吾为若分千秋唾骂呼？’遂坚辞不与。”（《宗贤传赞》，《姚江徐氏续谱》卷四）第二次是乾隆乙未（1775）秋，唐若瀛修志，“每删削旧志列传”，徐燽见状，“至公局抗争乃止”。
（《宗贤传赞》，《姚江徐氏再续增修谱》卷四）第三次是光绪间重修县志，徐祖麟“相助为理” （《宗贤传赞》，《姚江徐氏三续增修谱》卷三）。所以连邻县慈溪的徐氏谱也称：“夫学后徐氏（即姚江徐氏），族盛人繁，非特姚邑所盛称，即吾慈亦素著者也。”（徐如玉《徐氏来源辨》，《慈南徐氏宗谱》卷首）
三、马堰徐氏
马堰徐氏与姚江徐氏都尊迁念二为迁姚共祖，但对于迁念二之名及其以前数代的历史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迁念二即徐处仁，其上三代分别是徐藻、徐林、徐蕆（马堰谱抄本误“蕆”为“藏”）。这是马堰谱《前谱图》所持观点，也与姚江谱《徐氏受姓居汴世原》一致（只是后者改“徐藻”为“徐积”），另一种认为迁念二即徐柟，其上五代分别是徐积（即徐藻）、徐处仁、徐徵（即徐林）、徐庆（即徐蕆）、徐谊。这是马堰谱《徐偃王世系事迹》所附后代世系所持观点，也与姚江谱《南渡考正》相同。
《前谱图》与《徐偃王世系事迹》所附后代世系两相比较，世系相差一代（《前谱图》缺徐谊），辈次又互有出入。对于《前谱图》，马堰谱称：“宋胡元扰乱，乘舆播越，士民望南奔窜，迁徙无常。吾祖扈跸，历金陵，历临安，驻足于余姚之桐木湖。其往来踪迹，只得于长老之传闻。至其神祖庙，悉已沦没，即欲求其坟墓所在且不可得。”（《后谱小序》，《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第17页）显然，这是编者不定之作。
而姚江谱也称：“虽略纪数贤，而不敢言其为几世，恐未必皆本支也。” （ 《徐氏受姓居汴世原》，《姚江徐氏宗谱》卷二）同样说明其间可能存在讹误。比较马堰谱《徐偃王世系事迹》所附后代世系与姚江谱《南渡考正》所列各代，实同出于《宋朝源流总略》，只是马堰谱删节太多，缺乏考证，当以姚江谱《南渡考正》为准。
《宋朝源流总略》是徐肇宾根据别支徐谱而考订。而此别支徐谱所记世系终止于徐柟从弟徐憍之子，由此上溯徐处仁，不过五六代，其间世系当确信无疑。据《南渡考正》，有三点可以考定《宋朝源流总略》之信实。一是徐处仁为南渡始祖，其次子徐徵之子孙有居余姚、姚江两支。这是萧山圩里、剡溪、山阴、姚江等徐氏谱的共识。徐徵，宣和时官翰林博士，随父南渡，督军屯于姚江，这与马堰、姚江旧谱所载徐林官位、时间、居处都相同，当为同一人。徐徵之孙徐谊生四子，其中三子徐椿、四子徐柟分别迁居上虞、余姚，这与马堰、姚江旧谱所载迁念一徙上虞、迁念二徙余姚相同，徐椿当为迁念一，徐柟当为迁念二。
二是徐柟生三子，曾六朝奉住余姚，曾八朝奉迁盛陵，二八朝奉住姚江，这与马堰、姚江旧谱所载迁念二生二子，长子秉瑞居马堰、次子秉钝居姚江南基本相同。失迁盛陵一支，当是后人修谱考近失远之故。曾六朝奉当为秉瑞，称住余姚而不称住马堰，当有历史原因：马堰在余姚龙泉乡，迁姚始祖迁念二就落脚于此，当时萧山圩里、剡溪、山阴等徐氏当不以村落小名而以余姚县名相称，而后次子徐秉钝迁居姚江后，长子徐秉瑞继续留居马堰，其名当也沿用旧称。
三是从行辈推断，徐徵当是徐林、徐庆当是徐蕆。宋徐文远《谱图》、徐黾年《世谱图系》都记载徐处仁嫡侄有仲和、仲明、仲晹，而徐林字仲山，当为徐处仁子，而非旧谱所列为徐处仁祖，徐林当即徐徵；徐庆的堂兄弟有子安、子实之称，而徐蕆字子礼，都是以“子”字列首，徐林、徐蕆当是同一人。根据这一考定，姚江徐氏祠内、谱内世系都更以新定。而马堰徐氏就《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抄本看，只是两种观点兼存，未作取舍。马堰支迁外分支则有从旧说，从新定两种。如迁云柯分支之谱仍沿旧说，把徐处仁误作迁念二；而迁县城支有《南渡始祖辨定六代》，以考定为准。这一考定由于其有故有理，也得到其他徐氏支派的肯定。如慈溪任徐村徐氏就感佩不已：“林公裔如下管、姚江二派，世次厘然。”（徐正谊《金川徐氏世系源流辨疑》，《慈西任徐村徐氏宗谱》卷二）
有关马堰徐氏以上数代先祖的遗迹，有徐将军庙和徐林、徐柟二墓，都在屿墩山（桐池湖）。徐将军庙祀奉对象有两种说法，一是徐林之弟徐琛，因其行第为四，所以“颜曰‘徐四将军庙’”（ 《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第14页）。二是徐林本人，“（徐林）葬海南屿墩山，今有徐将军庙存焉”，明洪武年间信国公访墓挽诗：“黄河流水几清浑，大将奇功百战闻。冢树不悬当日剑，空留啼鸟向斜曛。”（《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第28）而徐林、徐柟墓，马堰徐氏与姚江徐氏每年祭扫。
姚江徐氏宗谱载：“二世祖仲山府君（即徐林）墓在马堰屿墩山，俗呼‘屿墩坟’，每岁族中数贤达捐分往奠。”（《家礼志略》，《姚江徐氏续谱》卷七）鉴于筹资无常，乾隆年间还有“南宅、北宅须合谋置产为久远计始妥”的建议，所以后来可能设有祭产。徐柟墓“每岁清明，通族子孙群往祭扫，归而散胙”（《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后谱小序》）， 徐巨川注道：“余姚南城徐姓同马堰子孙于1949年前每岁祭扫”。（《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第17页）
徐柟生三子，长子秉瑞（即曾六朝奉）住马堰，次子曾八朝奉迁盛陵，三子秉钝（即二八朝奉）住姚江。徐秉瑞子孙在马堰不断繁衍，至明代而大盛，“入隆明而族大人益多。家擅京坻之储，人享素封之乐，文物冠裳，森森济济，诗书礼乐，烨然美善，轮奂相望，与国都无异。厥后登仕籍者踵相接也”（《徐氏族谱序》，《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第15页）。现择要介绍如下。
徐仕隆，洪武二十七年（1395）由荐举任大理评事，三十一年升右评事，三十五年升寺副，永乐朝随驾入京。徐祀，永乐二十三年（1424）由荐举任鸿炉寺序班，升广东布政司幕官，又升后军都督府奉直大夫。徐德辉，贡生，敕授修职郎，任江西南昌府县教谕。徐绍卿，嘉靖三十五年（1557）进士，历任兵部主事、兴化知府，诰授中宪大夫。徐鹗，翰林院侍讲、编修，诰授奉政大夫、吏部郎中。
徐恒锡，嘉靖十年（1532）举人，历官福建光泽县知县、广东翁源县知县，升山东济南府判，云南顺州知州，诰授奉直大夫。徐怀爱，嘉靖二十六年（1548）进士，选授江西万载县知县，敕授承德郎。徐方，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历任江西鄱阳县知县、江南扬州府知府，诰授奉政大夫。徐存义，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任四川叙州知府，工部员外郎中，诰授中宪大夫。徐克纯，贡生，任扬州泰州学正，敕授徵仕郎，著《注礼记心说》。徐应登，顺治十八年（1660）进士，选授知县，敕授承直郎。又有徐爱、徐建入传《光绪余姚县志》，下面详述其生平事迹。
徐爱（1487-1517），字曰仁，号横山，徐柟十一世孙。正德三年（1508）进士，任祁州知州。祁州靠近京城，百姓不仅苦于权 贵的欺压，还要频繁遭受官校以内批为借口而进行的随意逮 捕。同时，正值刘六、刘七农民暴 动，人心浮动，社会不安。徐爱下车伊始，就采取了六大措施：一、革除赋外岁羡以归还百姓；二、禁抑权势家族，保护民众不受剥削；三、询问民生疾苦，奏下裁定；
四、以法处置恣横军校；五、加强武备；六、延置明师，讲学行礼。七年，徐爱升任南京兵部员外郎。他以节减为要，工作有成。十年，升任南京工部郎中。徐爱留心财务出入，一年中节省浮费数以万计。又上疏陈言，提出“更化善治”的十件大事，即修君德，揽政柄，重宗本，轻计利，任忠贤，慎委托，重名器，革冗滥，去奢僭，立经制，壹政令，重守令，正赋役，崇教化和练兵恤远，都称得上是天下大计。
虽然“剸繁排难，拯疲民扼强御”非其所长，但由于他处理政事以邦本为念，不以利害趋避，所以往往都能做出成绩，反倒“有老练者所不能及”。（萧鸣凤《明故奉议大夫南京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徐君墓志铭》，《横山遗集》卷下）相对仕宦，徐爱更大的功绩在于学术。早在正德二年，徐爱便拜于王阳明门下。不久，因上疏言事谪迁贵州龙场的王阳明回家辞别，山阴朱节、蔡宗兖在徐爱介绍下，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作《别三子序》相赠，嘉许“希颜（蔡宗兖）之沉潜，守中（朱节）之明敏，曰仁（徐爱）之温恭”，称“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告诫弟子“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
（王阳明《别三子序》， 《王阳明全集》卷七）七年，徐爱赴任南京兵部员外郎，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王阳明同舟南下。一路上徐爱向老师讨教学问，王阳明把自己龙场“悟道”后对《大学》宗旨的新理解悉数相授。任职南京的五年中，徐爱亲炙师教，做好学人之间互通有无的工作，“为之骑邮以通彼我”（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一》卷十一），并讲学于金陵。徐爱还做了一项在传播王阳明学术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即编辑《传习录》和《同志考》。
此前学者对阳明学说多有未信，待《传习录》一出，加上徐爱的“疏通辨析，畅其指要”（《明史儒林二》卷二八三），来学的人就日渐增多，门人也更加亲洽。而《同志录》是当时最全的王门弟子名录集，首书王学门人姓名，然后依次记录其字、地、年岁和及门时间，使王门弟子的姓名籍贯和年龄辈次一目了然，既便于同门联络，又加强了门人之间对学问的相互切磋与砥砺。徐爱勤于思考，又富有独创精神。他对阳学学说的信奉不是盲目的，而是有一个由疑至信、由思及验、“参互错纵以质于先生”的过程。
他说：“予始学于先生，惟循迹而行。久而大疑且骇，然不敢遽非，必反而思之。思之稍通，复验之身心，既乃恍若有见，已而大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曰：‘此道体也，此心也，此学也。’”（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一》卷十一）徐爱往往能针对现实问题有感而发，对阳明学说进行了独特阐释。他认为世人有两个痼疾，一是文字一是功名，而学者的大患在于好名。他特别指出，富贵夸耀是好名，带着个人心意而有“孝弟忠信礼义”之行，也是好名，因为这种行为是“有为而为”，含有私心。
他把人心之私分为两种，一是强加于人的“忮心”，一是有求于人的“求心”。忮心会产生计较、忌妒、骄淫、狠傲、攘夺、暴戾之恶，求心会产生阿比、谄佞、柔懦、燕溺、污辱、咒诅之恶。他认为“心德”是人之根源，不可少缓；文章名业，是人之枝叶，不可汲汲追求。所以为学之要在于“收放心”， 培养心德。具体办法是正心念，使邪恶不得客感人心，人心能够去除邪恶。徐爱只活了三十一岁，被誉为王门“颜子”。
徐建（1490-1563），字曰中，号桐湖，徐柟十一世孙。嘉靖七年（1528）举人，授福建福清知县。有宦官前来采办，声势熏灼。徐建力加抗抑，宦官为之气夺。后来改任古田知县。当地岁赋原为输米于福清仓，后改为折银，百姓称便，而卫官却嫌其价贱，要求加益。徐建向上司解释利害，得以按折银之议收赋。当时有矿工造反，进犯古田县。
古田有三大坑场：龙头、游家都设官军一百余人，并备民兵；宝兴距离县城二百里，靠近三峰禹溪，最为冲要，设官军五十人。巡按御史命令宝兴官军增守游家。后来矿工进犯宝兴，直奔水口，焚烧抢掠。巡按御史考虑增设机兵一百人，以备随时派送应战。然而增兵就要增饷，徐建便以“邑小兵饷无所出”上告，并建议：“宝兴要害地，官军既复，则水口民兵可无增设。三峰、禹溪有备，则龙岭、游家水口亦可无患。请改龙岭、游家民兵五十人卫水口，而抽龙岭莞洋兵驻三峰、禹溪之隘。”（《光绪余姚县志•徐建传》卷二十三）这一计策得到采用，使古田民不加税而守御稳固。后卸任，古田百姓祀祭他。归家后正是倭寇侵犯余姚之时，徐建力挺吕本新建南城之议，同时又主张做好 “量田”“均役”这两件免除百姓疾苦的大事，以为这与新建南城一样重要。
由马堰徐氏在明清两代的簪组蝉联来看，其宗谱、宗祠当早有创修。据《姚江马堰徐氏族谱重修》，宗谱创修于明成化七年（1471），后于明嘉靖、万历、崇祯，清道光、咸丰和一九九零年共六次续修。宗祠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祠名敦睦堂。敦睦堂有前厅五间，后堂五间，两边为侧楼，中间为戏台。前厅有“亚魁”、“父子登科”、“国光”三匾，后堂有“殿中执法”、“敦睦堂”、“绿野黄堂”三匾。笔者以为，五百余年七次修撰宗谱，称得上是传承不辍。而宗祠却迟至清初才创建，实在匪夷所思，也许这是重修或重建之祠吧。
马堰徐氏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有分支向外迁居。数代后，有徐茂五迁居眉山。徐柟五世孙徐福七迁居余姚县城；福三的一支后裔迁罗巷；福五的一支后裔迁石桥头。六世孙徐儒二居鲤经河，其一支后裔迁余杭。七世孙徐原忠住后四房；珙一迁寺山吴家边。八世孙徐恂二住俞巷；恂四住犁经河；挺三、挺六住黄家畈；慥十五、慥十七住徐巷。九世孙徐晙三住俞巷；澄二居烛溪雷鼓；澄五去武康；马六、马十一居马堰东。十二世孙徐守中迁云柯徐巷；其一支后裔迁於潜。十七世孙徐子贤的一支后裔迁慈溪吴溪市。二十一世孙徐礽煟、礽荣、礽煜迁广德州。二十二世孙徐金声迁广德州；在城迁北京。
在这众多外迁支房中，眉山、余姚县城和云柯徐巷等三支相对兴盛，都建有各自的宗祠，修有本支的家谱。
眉山支由徐茂五自马堰迁至眉山之北，“我先世茂五公迁姚至云柯”，“由马堰迁眉山之北，依周塘而聚族焉” 。（《姚江眉山徐氏宗谱•徐尔康序》卷首）乾隆年间（1736-1796）建宗祠于大古塘南，称敦本堂。建宗祠后，眉山徐氏似乎未废前往马堰宗祠祭祖，因为谱中有 “公家宗祠立在马堰龙泉乡” 之注。眉山徐氏修谱始于清嘉庆戊寅（1818），由二十世孙徐开运、徐开钟编纂，称《姚江眉山徐氏宗谱》。后又于同治甲戌（1874）、民国十二年（1923）重修。
余姚县城支又称姚江徐氏支，与徐秉钝后裔的“姚江徐氏”虽同出于迁姚始祖徐柟，又同名，但祠不同，因为它是徐柟五世孙、徐秉瑞四世孙徐福七由马堰迁居余姚县城，奉福七为迁县始祖。余姚县城支宗祠起初在义井巷，祠内藏谱。乾隆年间发生火灾，宗谱“烬余者仅存十余本” （《失祠失谱由》，《姚江徐氏支谱》卷一）。后来徐又正进行补续。但是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进入余姚县城后，徐又正所补续谱也遭散失，“只留单稿谱一本” （《失祠失谱由》，《姚江徐氏支谱》卷一）。
直到民国十年（1921），《姚江徐氏支谱》才由徐伯英编成。祠堂焚毁后，往东迁建。新祠座西朝东，南为棂星桥，北有石巍桥。新祠共二进，首进门房，悬“进士第”匾；二进祖堂，共三楹，悬“聚顺堂”匾。祖堂侧为义庄之屋。义庄由迁姚十五世徐允嘉后裔创设，其周济对象也仅限于该房，“恤族以允嘉公后两大房为率，非允嘉公后者概不给发”（《聚顺堂义庄条规》，《姚江徐氏支谱》卷一）。义庄始创于民国八年（1919），置田地六十亩，市屋四间，晒场基地一亩零，房屋五间。余姚县城支虽然也是诗书传家，但大多只是诸生，或在地方上任胥吏，只有迁姚五世孙徐廷圭考中明永乐丙戌科（1406）进士，授员外郎。明成祖修建北京紫禁城时敕修御街，卓有功绩，受到褒奖。官至南京工部郎中。
云柯徐巷支于明朝末年由十二世孙徐守中始迁，其子有二，即分为二大房，长子徐聪为南宅，次子徐世用为后宅。该支徐氏以从事农业为主，迁居他乡者不多，更无流寓外省的情况，“环顾族党，半皆农业”（《姚江云柯徐氏宗谱序》，《姚江云柯徐氏宗谱》卷首），“其中历时未久，尚无流寓外省传而不续等事” （《姚江云柯徐氏宗谱凡例》卷首）。云柯徐巷宗祠创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由各房公议捐资一千六百九十四洋元，建楼一幢，名余庆堂，“无论远宗近祖，举耳目之所及者，一概采辑入祠，岁时祭祀” （徐乾麟《姚江云柯徐氏建祠碑记》，《姚江云柯徐氏宗谱》卷首）。同时，为保障祀事资金，又纠集三十六人组成追远祭会，“各出助鹰洋五元。
寻置得田三亩有零，附入祠内。每岁冬季设祭于祠以展拜之” （《追远会序言》，《姚江云柯徐氏宗谱》卷首）云柯徐巷宗谱始修于光绪三十四年，由徐源樟编辑，徐源镛校订。该谱称：“吾族旧谱失考，诸派散漫，杳难统续，惟云柯乃分支于马堰，兹宜以处仁公为一世祖，而以龙泉公（即徐守中）为十二世祖。”它一方面承认“旧谱失考”，另一方面还是承袭旧谱徐处仁为迁念二之说，把徐处仁误作迁居余姚马堰的始祖。云柯徐氏著名人物有徐乾麟。
徐乾麟（1863-1952），徐柟（《姚江云柯徐氏宗谱》误作徐处仁）二十一世孙。光绪元年（1875），进上海源兴祥洋酒烟糖店做学徒。九年后应聘进入江苏镇江专营外国水兵生意的“复昌办馆”。后来回沪任浦东洋栈经理。二十世纪初，徐乾麟任英商谋得利洋行华人经理。光绪二十九年（1903）谋得利洋行首次在中国本土进行戏曲唱片录音。民国十一年（1922），徐乾麟与同仁在上海江湾镇南建模范工厂，招收游民生产橡胶制品，一度有员工二千多人。
可惜后因无力与洋货抗衡，终于停业。徐乾麟在开办企业的同时，奔走于公益事业，开展社会慈善活动。宣统三年（1911），徐乾麟和王晓籁、宋汉章等人，共同发起组织绍兴府所属七邑旅沪同乡会，“联络乡谊，图谋本籍及旅沪乡人之公益”。 次年同乡会开办商业补习学校，专招旅沪习商的同乡子弟补授普通学科及商业专门知识。绍兴旅沪同乡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慈善活动，如民国七年（1918）组织临时治疫医局，派医至上虞、余姚等时疫发生地施诊给药；民国十一年募集55万元向绍兴赈灾，并协助建筑上虞海塘；
民国二十年与宁波旅沪同乡会、四明公所合组宁绍急救汉灾会，赴汉口赈救被难同乡回籍；募资改善绍属地区水路。民国四年，徐乾麟同上海工商界人士一起发起组织 “中国济生会”。广泛开展施放衣米、送诊给药、舍棺助葬、掩埋暴死，甚至挖井浚河、修路铺桥等等公益活动。民国六年河南黄河决堤，徐乾麟在上海募款六十余万元赈济；民国七年陕西关中地区旱灾，徐乾麟派人赴灾区发放赈款五十余万元；
民国九年辽宁、河北水灾，徐乾麟主持赈务。民国八年，徐乾麟与宋汉章、施则敬等人发起成立中华慈善团全国联合会，使上海分散的各慈善机构走向联合，更好地发挥救济功用。次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商品陈列所，徐乾麟任所长。随后定期举办展览会，会期逐步延长，展品不断扩充，对宣扬国货、抵制列强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作用。徐乾麟还创办有万国赈济会、中国救济妇孺总会、各省义振会、闸北救火会、中国济生会、闸北水电厂、上海普法会、中华慈善团、乐善山庄等等企业或组织，徐乾麟是中国红十字会会员，也是尊圣善会的会长，他的一生救生葬死，惠及黎民，不愧为功绩卓著的慈善家。
余姚徐氏宗族研究
施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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