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周恩来总理在生命的最后近六百天里，共做大小手术十三次，离世时体重不到六十斤……
他抱病履职，苦撑危局，在医院接待外宾六十多次，外出工作十多次，在伴随着病痛、伤感、离别和希望的最后岁月，展现出一个共产党人百折不挠、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精神。这种精神直到今天仍对广大读者有着灯塔般的指导意义。
有“红墙女作家”之称的顾保孜老师，历时十余年，真实、详细地记录了周总理从患病、住院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写成《周恩来最后600天》。今天是周恩来总理一百二十五周年诞辰，我刊将从本月起在《传记连载》栏目对其进行连载，和广大读者一起重温周恩来总理生命的最后岁月，获取精神动力，鼓舞、鞭策自己奋勇向前。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尿液中有四个红血球，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总理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做出了关键的抉择！
淡然处之1972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令世界惊叹的新纪元。
2月21日，尼克松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总统。他在中国访问期间，都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最后也是由周总理陪同前往杭州、上海等地参观的。2月28日，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冒雨送别客人。尼克松夫妇透过舷窗，看见周恩来站在蒙蒙细雨中，坚持不打雨伞向他们款款挥手……
尼克松访华的日程不过一周的时间，可这对周恩来来说，却耗费了他好几年的精力。正如一条完工的道路，通车只需要片刻工夫，而筑路工程却是漫长而艰辛的。
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
周恩来为筑成这条不寻常的路，凝聚了毕生的智慧，也耗费了生命的精髓。当一个个永恒的辉煌画面不断出现时，病魔也悄悄降临……
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的一天清晨，这天日历上印着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张佐良从周恩来的卫生间取走了一个用肉眼看不出任何变化的尿检小玻璃瓶。这是医生按照惯例，一个星期要为总理做一次大小便检查。
这一天，周恩来起床洗漱，简单早餐后，照例来到他在西花厅后院的办公室里批阅头一天没有看完的文件。他在一堆文件里看见一份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副省长冯白驹的病情报告，他心里有些隐痛。这位被他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老将军在“文革”中挨整，身体与精神都受了很大折磨，现在又得了前列腺癌。“文革”以来，像冯白驹这样挨整直到患上癌症的老干部还有很多，但只要周恩来知道，他都会尽全力为其解脱政治审查的精神枷锁，让他们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治病环境。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在冯白驹治病的报告上批道：“冯白驹同志如患癌可进到北京日坛医院来治，其夫人同来。”他写完批示，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又拿起电话打给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嘱咐对方将他的批示快一些转告浙江省委，不要因为报告“例行公事”而耽误了老将军治病。
就在周恩来尽力挽救别人生命之时，他自己的生命信息也传递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命运之神向他亮起了红灯。
第二天，周恩来的化验结果送到了保健医生手里。张医生一看化验单，不由得心一沉——四个红血球！这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四个红血球！
北京医院是张医生供职的单位，如果是平时，他在北京医院门诊坐诊，这四个红血球对诊断疾病是没多大的临床意义的。但现在不同，他手里的尿检报告来自一国总理。他不能侥幸，也不能紧张，更不能马上声张，以免造成大家的紧张情绪，干扰总理的工作。他连邓颖超大姐也没有告诉，而是悄悄给协和医院泌尿专家、也是负责中南海领导人保健工作的主治医生吴阶平打了个电话，报告这一情况。
吴阶平一听，也觉得必须警惕。慎重起见，他让张医生再多取几次尿样，以便进一步做病理化验。
吴阶平放下电话，他的心收紧了。周恩来总理是他最为熟悉也最为信服的人。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就和周恩来有过很多交往。周恩来十分赏识吴阶平，很信赖他高超的医术，曾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国内外重大特殊的医疗保健任务。1962年，周恩来得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因肾结石导致左肾功能障碍，可能要进行切除手术。他对苏加诺说，我们国内有很好的泌尿专家，我派他去给你看看，尽量不要手术切除。于是周恩来让吴阶平带着中国医疗组去了印度尼西亚，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吴阶平终于让苏加诺的左肾恢复了功能。为此，苏加诺总统和夫人感激万分，不仅设宴欢送中国专家，还授予吴阶平印尼国家二级勋章。从此，吴阶平在苏加诺眼里，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专家，就连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什么的，也要把吴阶平从中国请去治疗一番。吴阶平后来又多次被周恩来派出国，为一些国家元首治愈了泌尿系统的顽症。吴阶平因此声名大振，真成了全科专家的“国际保健医生”。
按照吴阶平的要求，张佐良医生还要再给周总理取尿样。面对常规检查中最简单的取尿样，张佐良却犯了难。
张佐良做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快十年了，十分了解周恩来的脾气。总理做每件事都非常认真仔细，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刚作了常规检查，又叫留样化验，周恩来一定会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医生，然后仔仔细细问个明白。要是医生理由不充分，他会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他可不愿为没有根据的怀疑麻烦医生，也麻烦自己，他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以秒为计算单位的，哪能再添额外的项目呢。
为再次争取总理的配合，张医生苦苦想了一天，想出五个理由来说服总理作进一步检查：第一，可能是血管硬化，毛细血管渗血；第二是尿路结石，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有炎症；第四是尿道血管畸形；第五是膀胱里长良性瘤子。那么第六……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他没有说出来，因为这是保健医生最为担心的——癌！
邓颖超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
张医生还去找了邓颖超大姐，听取她的意见，以便说服总理的理由再充分些。被工作人员称为“邓大姐”的邓颖超，在大家心目中，就是总理的第一道“安全检查哨”，大事小事总是先和邓大姐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大家再去执行，这样不仅减少打扰总理的时间，也缩短总理了解与适应的过程。
毕竟邓颖超的母亲是中医，邓颖超从小就谙熟中医，以前她常请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开药方，她本人也常年吃中药调养身体。当她得知周恩来尿检发现四个红血球时，并不感到紧张，她觉得张医生这五条理由有足够的说服力，周恩来一定会配合的。为保证张医生能一次取样成功，她还特地了解了这几天总理的日程安排。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结婚
5月14日至18日，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周总理可能14日上午还在西花厅办公，之后的几天恐怕再难有时间听医生一条条地解释取尿样的理由了。
张医生按照这个时间点，14日一早就在西花厅等候，果然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办公已达十多个小时。张医生趁给总理送药的机会，劝总理休息一会儿。他知道总理心脏不好，这样劳累是不行的，也借此将需要再次进行尿检的事情告诉总理。
西花厅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看见张医生进来送药，只是机械性地仰起疲倦的脸庞，取下老花镜，接过药和水杯，一口把药吞下，然后又把老花镜戴上，继续埋头批阅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会堂迎接外宾了，可他办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积如山。张医生见状，有些发毛，心脏不由得怦怦地跳：正在工作的总理能有耐心听完我的五条理由吗？如果一口拒绝怎么办？
张医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还是周恩来敏感，他察觉张佐良神态有些异常，就抬头问他还有什么事情。
“总理，是这样的，前天检查的小便，里面有四个红血球……”大夫清清喉咙，尽量用平静的语气。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周恩来懂一些卫生常识，小便中有微量红血球属于正常现象。
“总理，不是大惊小怪。发现红血球，不管有病没病，应该先搞清楚原因。”
“会是什么原因？”
果然不出所料，总理开始刨根问底了。
周恩来摘下老花镜，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那是准备好好听听他的保健医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势。
医生按照想好的五条理由，由轻说到重，一条一条说给总理听。才讲了三条，总理打断他的话头：“别绕圈子了，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你先别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开始也是发现尿中有红血球，然后才检查出癌细胞的。正是因为有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松警惕。张医生听见总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放松了，说话也敢放开了，他趁势给总理做思想工作。“总理，在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疗得早，预后是最好的一种。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复发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死亡，对不对？”周恩来不等张医生选择合适的词来表达这个忌讳的字眼，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和总理说话，最好直截了当，不要回避，张医生于是张口就说：“对，死亡。”
“你说了这半天，究竟想要做什么？”周恩来目光认真。
“要小便，再做一次小便化验。”
“就这个？”这个要求可能出乎周恩来意外，他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查吧，马上？可以！”说罢，他起身就去卫生间。张医生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专门用来取尿样的瓶子递给总理……
拿到小便标本后，张医生立刻派人将样本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参加几个外事活动。其中一项，是与第二次访华的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就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得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党领袖田中角荣担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这个信号令周恩来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奋。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用苏北口音向日本客人发出了欢迎辞令：“有这样有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而此时，西花厅与人民大会堂的热烈气氛正好相反，大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时刻。张医生收到了北京医院送来的尿样化验报告单与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尿样化验单上写着“八个红血球”，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三天时间，红血球数量竟增加了一倍。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日夜揪心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
这九个触目惊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厅值班室里的空气。大家紧盯着这张化验单，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错了这九个字。然而，这九个字写在总理的化验单上，白纸黑字，谁也无法抹去。大家心里像装进一块石头，格外的沉重，几个女工作人员忍不住哭出了声，男工作人员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没人的地方吸烟……
其实，这种沉重的心情，随着“文革”开始，受总理苦闷、压抑、忧虑情绪的影响，就在大家心里埋下了。每次遇到总理遭遇命运不公，委曲求全时，大家苦闷的情绪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击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为总理鸣冤叫屈的念头。苦闷中，张医生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现在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尽自己最大可能尽快让总理进入治疗的“轨道”。
20世纪70年代不像现在，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是那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泌尿专家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会不会是尿中的变异细胞，因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是变化无常的。这些变异细胞不能直接诊断为癌症。
北京医院病理科对此极为负责，他们又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周总理真的得了膀胱癌？张佐良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打电话通报给了吴阶平。
吴阶平在电话里许久没有说话，他这几天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但是他还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让张医生再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他提出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与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到中南海进行会诊。
尽管专家们在中南海会诊也基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可以确诊了，但吴阶平慎之又慎，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在不知道病人姓名的情况下进行“背对背”会诊。
5月18日，沪、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和北京病理学专家的结论一样。这意味着在5月18日这天，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
周恩来不仅是一国总理，也是一个癌症病人的严酷现实，不容置疑地摆在了西花厅保健医生的面前。
张佐良与吴阶平等保健医生一道，将此情况报告给了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同时，他们建议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
说来奇怪，自从第二次取了尿样后，周恩来自己竟然像忘了这码事一样，也不问检查的结果。一向注意细节的周恩来怎么会表现出少有的疏忽呢？这很反常，可大家对总理的反常也很纠结，既希望总理不要问结果，以免因不会撒谎而泄露了病情，又希望总理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
医生哪里知道，周恩来此时心里装着一件重于生命的大事。
1972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七个年头。这七年，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此时，周恩来身体所有的信号特别是不断消瘦已经告诉他，此次诊断绝非一般小病。为了国家的未来与前途，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出现的历史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多地解放中高级干部，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否则，他是无法安心躺在病床上治病的。
5月21日，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三百一十二人云集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从5月21日至6月23日开了一个多月。
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
抽薪止沸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这一个多月里，西花厅里的工作人员跟随着周恩来，脚步匆匆，早起晚睡，常常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别说总理已经七十多岁而且还身患重病，就是年轻人，这样不分昼夜，身体也会吃不消。大家无论多么痛惜总理的身体，都没办法让总理停下匆忙的脚步多休息一会儿。每一位工作人员只能恪尽职守，尽可能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为总理减轻一些工作压力，为总理多争取一点休息的时间。在家值班的同志只要听见铃声响，就知道是总理招呼值班人员有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跑出门，无论是到周恩来办公室，还是去寝室或是餐厅，都是一路小跑。大家就一个心愿，用自己的“快”为总理赢得一点时间，哪怕是一分钟也好。久而久之，在西花厅这个大院里，很难看见工作人员慢条斯理走路的身影。
工作人员一边焦急等待医疗报告批复下来，一边尽心尽力照顾周恩来的饮食起居。但大家发现，周总理在会议期间情绪起伏很大：会议之初，他情绪高昂，中间则情绪低沉，会议接近尾声，他更显得心事重重。他不仅不问自己的病情，连吃中药、多喝水一类的辅助治疗都嫌麻烦，很不愿意配合。
过了很长时间大家才知道，尽管会议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但对于决心纠“左”的周恩来来说，却是一次精神与身体备受折磨的会议。
在历史的悲剧面前，周恩来的性格与品行决定了他只能忍辱负重，苦撑危局。
1966年12月，他在与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内心深处的这一信念：“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革’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八个字最能表达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内心活动与动力。
林彪叛逃事件，给了周恩来阻止“文化大革命”狂乱脚步的机会。他希望通过批林整风彻底批判极左思潮，挽回“文革”造成的不利影响。在可能的情况下，一步步地把被打倒的老干部扶起来，把五年计划重新制订起来，把规章制度恢复起来，到最后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高举反“左”大旗，开始抽薪止沸，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然而他纠“左”能够如愿吗？他的使命能够实现吗？之后的事实告诉人们，这是一次不容易到达目的地的政治苦旅。
因为林彪集团已导致全国各行各业“左”倾泛滥成灾，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的人们，他们的生活轨迹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左”倾色彩。宁“左”毋右，是大家求平安的普遍心理状态。
周恩来作为这次关乎他纠“左”成败的会议的主持人，不仅需要政治勇气，也需要艺术方法，更需要智慧谋略。他清楚地认识到，纠“左”，必须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认可与支持。于是他提出，将毛泽东主席六年前写给江青的信件作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文件下发。
此信既能表明毛泽东主席“文革”初期对林彪是有戒备的，甚至是怀疑的，同时也是对江青等人不能再继续走“左”倾道路的一种阻止与暗示。
历史往往是一面镜子，可以照见现实。为了让“左”倾思潮得到更扎实、更有力的批判，周恩来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即1972年6月10日至12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做了《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为准备这三天晚上的发言，周恩来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
周恩来在追溯党的历史与自己走过来的足迹时，心情是沉重的。他难忘腥风血雨、艰难困苦的征战岁月，更难忘失去鲜活生命的战友们。他对与会各级高层领导们说：“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他希望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代，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批“左”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收到很好的效果。
这段时间，周恩来似乎忘记了医生们在他体内密集取“血、便、尿”标本送往医院检查的事情。他甚至连多问一句检查结果的想法都没有。他心情振奋而昂扬，好像获得一次大展身手的机会，开始大批特批极左思潮了。
复出之路
周恩来夜以继日思考着国家的未来与自己的“未来”，必须有一个可靠的人选接手国务院工作，他才能安心地躺在病床上。于是，邓小平将踏上复出之路。
邓小平
这时，距离检查出患癌症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但大家还是有信心的，只要争取时间尽快治疗，就能获得最佳治疗效果，治愈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医疗专家们将治愈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早期手术治疗上。在周恩来主持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专家们根据病情会诊制定了手术治疗的方案，并上报中央，等待批准。
在等待报告批复期间，邓颖超请来中医为周恩来号脉调配方子。她希望通过中药调理，使总理的身体增强免疫力，对癌细胞起到遏制作用。
自从治疗方案报告递上去，医护人员也希望西花厅的“快”能体现在这份医疗报告的批复上。然而，治疗报告并没有像医生们期待的那样很快批下来，这让医护人员心急如焚。他们还没有给总理作检查，连病灶部位、大小、症状，这些最起码的病情都不知道，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对得起总理，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呢。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周恩来在医生眼里就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癌症病人。
心急如焚的医生们忽视了一个天职之外的事实，那就是周恩来不仅是一个急需治疗的早期癌症病人，更是一个泱泱七亿人口大国的“当家人”，他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关系到国家政局安危与国计民生进退的大局。国务院总理在中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大棋盘上，是一枚不能虚席更不能缺席的关键“棋子”。
一国总理与癌症病人在医生面前成了一对似乎无法调和的矛盾。
而周恩来本人不仅严于律人也严于律己，在治病问题上，他已完全没有私人、个体、自我的概念，他将自己的生死安危完全交给了党中央，无条件地听从党组织的安排。
组织、纪律、服从！在周恩来心里是一道不能逾越的底线。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打破他坚守了半个世纪的信仰底线。
医生们无法行使救死扶伤的职责，又见总理每天埋头工作丝毫不关心自己的病情，只能想法求助外界力量，希望得到更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促使治疗方案早日实施。
保健大夫抓住陪同周总理开会的机会，向能为周恩来治疗问题在中央会议上说上话的人求助：“再不抓紧治疗，总理迟早会尿血的，那时再治疗就晚了，晚了啊。”
可是，报告一天批不下来，医生就一天无法进行治疗。
保健医生只能根据国外一条“每天喝十杯水以上的人，患膀胱癌的危险性是每天最多喝五杯水的人的一半”的科学研究，建议周恩来多饮水，最好每天喝水两千毫升以上。多喝水，这一简单要求在周恩来这里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多喝水就要多上厕所，而他每天不是接待外宾，就是开会，或者看文件，常常一坐就是半天。如果多次上卫生间，他不仅觉得占用时间，也认为这在外交场合中是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医生希望他多喝水的辅助治疗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但是医生们还是说服了周恩来，他同意从8月4日到8月9日，用一周的时间到北京西部的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
可是大家住进玉泉山才发现，山清水秀的环境对周恩来来说基本没有用，他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地点，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
卫士长的日程表上这样记载一周的安排：主持四个会议；会见两个国家元首。也就是说，休息中的周恩来六天处理了六件国事与外事。
1972年8月9日，周恩来一天也不能在玉泉山多待了。他必须返回西花厅，因为8月10日，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就要在北京召开。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周恩来对此次会议非常重视。几天后，会议形成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经国务院批准，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作了传达。
不管大家如何恐慌和担忧，周恩来却不断加快工作的节奏，希望全国稳定的局面能按照他的意愿而发展。
8月中旬，周恩来的日程表上多了一个熟悉且敏感的名字——邓小平。起因是毛泽东转来一封信。
信是邓小平8月3日写给毛泽东的。邓小平在信中揭发批判了林彪、陈伯达，并表达了愿意继续为党为人民为国家做些工作的愿望。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邓小平的信，内心受到了触动。他提笔在邓小平的来信中批示道：
“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是所谓的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
毛泽东这大段的批语也在周恩来心头滚过一股热流，他看到了越来越明朗的光亮就要到来了。
“毛派的头子”一句简单的比喻，说明毛泽东没有忘记邓小平在历史关键时刻，不惜遭受政治迫害，坚持对理想的信仰，与他并肩站在一起。这是忠诚与信赖的表现。
毛泽东的批语也直接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与评价，在周恩来心里产生震动是不言而喻的。他马上意识到邓小平复出的机会即将出现，而恰好自己的身体进入“危急时刻”，需要一位理想的人选来接一国总管家的“班”。
毛泽东此时的批示无疑是“雪中送炭”。
有了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马上开始着手扫清各种“人为”障碍，为邓小平铺平通往中南海的道路。
8月15日，这是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批示的第二天，他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并把这个批示印制了若干份，让与会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让他参加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以便尽快感受外界时局的变化。
邓小平终于结束长达三年的“软禁”生活，与夫人卓琳一起走出南昌市郊区新建县望城岗的“将军楼”，顶着一路酷暑炙热，怀着同样炙热的心情，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参观和调查。
复出后的邓小平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
周恩来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会议间歇聊天时，周恩来问薄一波，对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工作方法怎么看？薄一波更想知道周恩来的看法，就反问道：“总理，您看呢？”
周恩来认真地说：“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他们两人工作方法各有特色，邓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薄一波进一步问：“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您更喜欢哪一种？”周恩来坦率地说：“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邓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
邓小平也同样如此，他把周恩来视为兄长，终身对其钦佩和敬重。
邓小平在1980年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邓小平便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遭到批判。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出了“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上下进入紧急状态。为配合战备需要，中央决定把现任和原中央领导人转移到外地。邓小平被安排到江西。
周恩来对邓小平的疏散动了不少脑筋。他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打电话，告诉他们邓小平夫妇要去江西，并特意交代：毛主席在九大不是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到农村锻炼。当然，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年纪都大了，六十几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不能当劳动力，要照顾一下。他特意叮嘱省革委会：现在地方上情况也很复杂。他们在某一个地方安定下来之后，当地群众肯定会认出他们来。也许有人会找他们的麻烦。遇上这种情况，他们自己不好解释。你们省革委会要出面做做工作，保护他们的安全。你们要多关心、多帮助他们！
当时的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是林彪线上的红人，但是对于周恩来亲自打电话作出的指示，他也不敢怠慢。程世清打算安排邓小平夫妇去赣州，装暖气，配一部小车，绝对保证安全，不准造反派和红卫兵冲击他们，等等。
周恩来在电话里听了汇报后，认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是山区，生活条件很差，将邓小平一家安排在那里不妥，他提出应该安排在南昌附近。他说：房子应当是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上为邓夫妇居住，楼下为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这样既能在院里活动，又能保证安全。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江西省革委会将邓小平一家安置在南昌市郊新建县望城岗的原南昌步兵学校校长的住所、人称“将军楼”的楼里住下，并安排邓小平夫妇到离此处不远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
邓小平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里，周恩来没有忘记这位“兄弟”，遇到机会首先会想到他。
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在北京病逝。1月10日，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病中的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追悼会。在同陈毅亲属谈话时，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他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并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场的周恩来听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这正是他期待已久的。他当即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显而易见，周恩来想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1月下旬，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有意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他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这一次与半年前更为不同，因为周恩来手里有了毛泽东的亲笔批示。邓小平踏上“复出”之路，已指日可待。
9月，北京进入秋季，中国外交迎来了日本首相访华的重要日子。周恩来的全部精力也转移到举世瞩目的中日关系上。
（原文《周恩来最后600天（一）》刊于《名人传记》2023年第3期 文/顾保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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