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以来，四川社会危机越发严重，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四川省城成都，都是恶臭遍地。为什么天府之国会出现这种破败现象？四川又是如何自救的呢？
清朝末年，四川省生计日暨，财政拮据，农业凋敝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引起的。首先，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清政府在此时不仅面临着政治、经济危机，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在各省摊派税收。其中作为清政府的财源重地的四川，更是分摊更多。据统计，在庚子之变后，在赔款和外债方面，四川每年要分摊债务220万两。
其次，四川官吏腐败，在征税同时，巧立名目，鱼肉百姓。如西昌县令章庆，“莅任以来，视民如仇，暴力剥削，滥罚勒捐，三月累万”。酉阳州牧放任差役以诉讼勒索，“该州于案费之外又有票费，每年至六千钏之多。居是官者只知饱其私囊，俨然民牧而图利”[6]。 最后，当时四川持续不断的水旱天灾，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和清政府的残酷统治，四川社会危机越发严重，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四川省城成都都是恶臭遍地。
为了四川的生存、发展，四川政府除了采取上述农业近代化措施外，还采取了其他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
首先，注意试验，禁烟改种。道光之后，四川开始大量种植鸦片，到咸丰时，鸦片田已是“连畦接吟”，迄光绪末，川省已达到“百四十余州县，除边厅数处，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5]。鸦片种植泛滥，开始引起社会经济的畸形发展。“新政”推行后，四川开始禁烟改种。四川总督要求各属于“禁种婴粟之际，亟宜取外国外省关于民生用多销广之各籽种，详加试验，择其宜者布之民间，庶能广植佳种，抵补损失。” 到清覆灭前，川省鸦片基本禁种。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粮食、棉花、桑蚕的种植。
其次，在“荒秽不治者”之田甚多的川边地区鼓励垦荒，使得百姓有田可耕。在垦荒的同时，注意发展水利。在川边进行了可垦荒地和水源条件调查，兴修小水利，如打箭炉修治永济渠等。1909年，四川当局“尚属多开塘堰”，设立水利测绘所，一年间，仅蓬州、峨边两县便开堰三千余处，“灌田万亩有奇 ”[7]。
此外，还在“连年荒旱，千里成灾，不但材木无所取资，即柴薪为日用所需亦将告竭。”川北地区，更是提倡保护森林，广种树木，推动了四川林业的发展。
这一系列的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四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