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在任何时代都是稀缺资源。1927年秋，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失利后，起义军余部辗转上了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为了给革命队伍培养急需的军政人才，这年的12月，在井冈山龙江书院，毛主席创办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史称“井冈山军官教导队”。
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第一个军事教育机构，亦为后来的红军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国防大学的前身。
井冈山教导队开办后，毛主席经常为学员讲授政治课。一次，他以舂米为例，生动形象地讲解什么叫作“革命”：从一个人拿棍子舂米，到用水车舂米，再到用机器碾米，这就是进步，这就是革命。
毛主席的语言历来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即便讲高深的话题，也能让贩夫走卒们听懂。
毛主席还经常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时任井冈山军官教导队区队长的陈伯钧后来回忆说：“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会入地土遁、腾云驾雾，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
毛主席风趣的话语，大大提高了战士们军事训练的积极性。
井冈山军官教导队的首任队长是吕赤，他生于1908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曾随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北伐战争。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武昌成立警卫团，卢德铭受我党委派担任团长，吕赤作为骨干力量被抽调入警卫团，并随团长卢德铭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是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元勋。
教导队下设4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
陈伯钧和吕赤关系很好。
陈伯钧生于1910年，是四川达县人，曾考入四川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又考入了黄埔军校第6期，接受了良好的军事教育。
此时的陈伯钧与吕赤，至少有三重关系：四川老乡；黄埔师兄师弟；井冈山军官教导队里的上下级。
井冈山军官教导队成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起令人扼腕的悲剧。这一悲剧的主角，正是陈伯钧与吕赤。
事情是这样的：
1928年春，陈伯钧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支陈旧的手枪，其锈迹斑斑，枪栓都拉不动了。陈伯钧却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当他拿着此枪向吕赤炫耀时，吕赤对他说，这只是一块废铁，毫无用处，扔了吧。
陈伯钧自然舍不得扔，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修好了这把手枪。
于是，陈伯钧兴冲冲地去找到吕赤，拿着此枪指着吕赤的头，拉动枪栓，开玩笑说：要不要检验一下，看它是废铁不？谁知，就在他手指动的一刹那，枪膛中居然发射出一粒尚未退净的子弹，击中了吕赤的头部。
吕赤应声倒下，气绝身亡，年仅19岁。陈伯钧顿时如五雷轰顶，跪倒在吕赤身旁嚎啕大哭，肠子也悔青了。
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井冈山的红军战士们纷纷要求枪毙陈伯钧，以慰吕赤的在天之灵。
井冈山红军中的人才本来就少，如今军事能力很强的吕赤丧生，另一个军事人才陈伯钧又需要为吕赤偿命，可谓雪上加霜。
爱才惜才的毛主席出面了，对众怒难平的战士们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
听到毛主席这样说后，一些人还是不服气，仍然要求陈伯钧偿命。毛主席继续说：“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100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
那些坚持要处死陈伯钧的人说，这样还差不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毛主席随即让警卫员找来板子，在众目睽睽下狠打陈伯钧的屁股。结果板子打到20下的时候，陈伯钧已皮开肉绽，屁股上血肉模糊，就住手了。
就这样，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的毛主席以“肉刑”的方式平息了众怒，保下了陈伯钧的一命。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后的当天，陈伯钧回到家里，把上将军衔的证书摆在桌子上，对家人说：“当年如果不是毛主席，我早就死了。如果不是我开枪走火，吕赤也应该是上将。”
军史上还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那就是在1942年冀东迁安县彭家洼村伏击战中，八路军主力部队12团的团参谋长兼1营营长欧阳波平率1营重创了日寇，几乎全歼了日寇中队。然而，战后庆祝胜利时，警卫员高立忠拿着缴获的一支三八盒子枪走到欧阳波平面前，欧阳波平准备接枪，没想到枪响了，欧阳波平身亡。误伤首长欧阳波平就没陈伯钧幸运，他被愤怒的战士们击毙了。
陈伯钧曾读过师范与军校，是红军中少有的文化人及军事专业人才，加上打仗拼命，爱动脑筋，所以颇受重用。1929年5月，年仅19岁的陈伯钧，便被任命为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了。
1930年，陈伯钧升任红20军参谋长。这一年，他只有20岁，就已经是红军中的军级领导人了。
1932年5月，陈伯钧从左权手中接任了红15军军长。这一年，他只有22岁。
8个月后的1933年1月，还不到23岁的陈伯钧出任红5军团参谋长，成为了红军中军团级的领导人。
1933年10月，陈伯钧因反对当时的“左”倾路线执行者，被降职为红5军团13师师长。
是金子，在哪都会发光。此后，陈伯钧率领的红13师连续打了10余场胜仗，成为红军的主力师之一，被中革军委盛赞为“坚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陈伯钧的红13师是最后卫，愈战愈勇，获得了“铁屁股”之美誉。
血战湘江后，陈伯钧官复原职，接替刘伯承再次担任了红5军团的参谋长。
1935年7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参谋长。9月，因激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陈伯钧被免职，改任红军大学教员。但他无怨无悔，个人荣辱置之度外。
1936年2月，张国焘的错误被纠正后，陈伯钧任红4军参谋长。
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6军团的军团长。红6军团，属于二方面军序列。红军时期，当过军团长的总共也没几个人，可见陈伯钧在军内的地位之高。
而且，陈伯钧还是在红军的三个方面军都任过显赫军职的少有之人，曾被毛主席誉为红军"干才"。
陈伯钧有记日记的好习惯，从1933年起至1950年，他风雨无阻地记下了4000多篇日记，给我党我军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史料。鲜为人知的是，如今我们熟知的红军长征2万5千里路线图，就是根据陈伯钧日记的记载绘制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陈伯钧任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旅长，成为八路军最初的6位旅长之一，被国民政府授予了少将军衔。这一年，他才27岁。
不久，陈伯钧的身上，又发生了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少将风波”。曾任毛主席的秘书、延安时期担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的江华在回忆录这样写道：改编后，也有个别同志自认为是“正规国军”了，而忘了根本。从我目睹的一件小事上，也反映出这一错误情绪。一天，八路军某师的一位旅长到军委参谋部来，他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将校服，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地要见“泽东同志”。那个样子，令人好气又好笑，一位同志“一本正经”地接待他，故意拉长声调地问他是谁？报了名字。接待的同志装作惊愕地说，红军里有位xxx旅长，没听说有国民党xxx旅长，并问他有无名片？他很潇洒地拿出名片。接待的同志拿着名片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见了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以后，毛主席还几次讲这件事，以此来教育干部，统一战线不能统到国民党那里去，八路军的部队要官兵一致，干部不能学国民党那个派头。
江华笔下留情，未点名。他说的这位旅长，就是陈伯钧。
陈伯钧自己也承认有此事，据《陈伯钧日记》记载：“1937年秋，我任359旅旅长，带领718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时我方办事人员处于有利地位，故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名片一盒，我的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的名片为“上校团长”……”
不得不说，陈伯钧是个有趣的人。
第二个是打司机耳光。1937年10月，359旅驻军于延安南部的洛川。冬天将至，部队尚无寒衣，旅长陈伯钧很着急。10月17日，359旅的一名会计去延安领公款解决部队冬衣问题想搭车，谁知这个司机不愿搭载，还出言不逊。陈伯钧劝说无效，就很气愤地打了这个司机一记耳光。
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载了此事：“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
10月22日，毛主席将陈伯钧叫到了延安，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作了严肃批评。张闻天也狠狠训了陈伯钧，说他有军阀主义倾向。几天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党校学习。他所担任的359旅的旅长一职，后由副旅长王震接任了。
陈伯钧被任命为八路军359旅的首任旅长时，是1937年的8月25日。到此时离职，满打满算也就两个月的时间。
1943年1月，陈伯钧担任了八路军385旅的副旅长，成为了王维舟旅长的得力助手。1937年是旅长，1943年却是副旅长。陈伯钧的命运令人感慨，当然，这也是性格所致。
1946年1月，陈伯钧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热河执行小组中共方面代表。7月，转赴东北，先后任东北军政大学教育长、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
1948年5月，陈伯钧任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副司令员，司令员兼政委是肖劲光。当时，东北野战军只有两个兵团。
1949年4月，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改称第12兵团，陈伯钧任第12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45军军长。
建国后，陈伯钧主要从事高等军事教育工作，曾任解放军军事学院代院长（前任是刘伯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前任是叶剑英）。也就是说，陈伯钧担任的，都是元帅才能担任的职务，算很受重用了。
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秋收起义中走出的5位开国上将之一，另外4人是陈士榘、张宗逊、宋任穷、黄永胜。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在京病逝，享年64岁。
陈伯钧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叫何克春，参加过长征，后不幸去世。第二任妻子叫陈琳，山西晋城人，比陈伯钧小16岁。陈琳曾赴苏联留学，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多本俄罗斯名著。她与陈伯钧生有两女一子：女儿陈进元、陈婧媛，儿子陈延滳。（刘继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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