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庐（前排右四）与汉口联营书店同仁合影。
1919年5月7日，上海各界举行国民大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1919年6月7日和6月9日，《申报》报道上海工界和商界、学界一致行动。
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
张静庐自传《在出版界二十年》
谨以此专题献给每一个大写的“我”。
张静庐是五四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五四精神也感染激励着这位曾经的失意青年，正是这样一个契机，改变了他的人生，也为现代中国孕育出一位杰出的出版人。
冲破樊笼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住在浙江镇海乡下的张静庐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出身于贫苦的屠户人家，张静庐从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当学徒工。嗜书如命的他自小喜欢写文章，十几岁时就自己创业，出版了第一份杂志《小上海》。凭借一手好文笔，张静庐也曾在天津的《公民日报》的副刊担任编辑，这是当时的中华革命党华北总部的机关报。但是好景不长，1917年张勋复辟，《公民日报》被迫停刊，失业的张静庐开始了辗转流浪的生活。
他当过国文教员，做过卖枣子的小贩，在运输公司充任过文牍。两年后，父亲不幸过世，又恰逢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急需用钱的张静庐寄居在老家，依靠亲戚的接济过活。在1919年的初春，这位抑郁困顿的青年如同他身处的国家，对未知的前路充满了迷茫与焦虑。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运动的风潮从北京、上海、宁波传到镇海乡下，这股爱国热情极大地感染了张静庐。事业连番受挫，又遭丧父之痛，张静庐有多少抑郁情绪，也就有多少热血激情。对于像他这样的失业青年来说，前往上海支援运动，借此找到人生新的方向，是不容错过的良机。
向三姐借了三块钱之后，张静庐就火速赶往了上海。后来张静庐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心情：“（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冲破这封建的樊笼，我要改造恶劣的环境，——用我的血和力，创造新生命。”
此时，上海正在进行着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运动。当时，北京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在街头进行爱国示威的学生千余人，激起了全国各地工人的愤怒。两天后，上海日商纱厂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抗议军阀政府的镇压，支援爱国学生。随后，各业工人也纷纷罢工，投入斗争。等到6月10日，上海全市的罢工工人共达11万余人。
当时上海的一位热心商人杨瑞葆，以商店店员为基干，积极动员，号召组织救国十人团。从高昌庙到闸北，上海各地普遍地组建起了几千个救国十人团。他们还以每个救国十人团为单位，筹备组织成一个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张静庐被一位同学推举，作为干部成员参与了成立联合总会的筹备会议。
这次筹备会还决议创办一张《救国日报》，作为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的宣传机构。由于有过从事报纸编辑的经验，创办报纸的任务就落到了张静庐的身上。这让只身来到上海的张静庐稍稍安心，至少“吃饭问题总算暂时有了解决”。
赴京抗议
加入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参与上海罢工的经历让张静庐与之后的五四群众运动结缘。“五四”期间，大规模的群众请愿活动共有三次。第三次的七省请愿运动发生在1919年10月，张静庐作为上海的代表之一前往北京，抗议卖国政府。
在此之前，在北京的学生已经联合抗议，但是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几位学生还被打伤。于是，山东的学生号召全国的工商学界推举代表入京请愿，以反对西原借款、取消四路合同、罢免段祺瑞、解散安福系武力边防军为目标。
安福系由官僚政客、军阀和效忠于段祺瑞的新交通系组成，徐世昌被选为大总统，但实权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段祺瑞还兼任陆军总长，掌控了军权。在张静庐对当时的局势判断中，“安福系势力已经根深蒂固”，打倒段祺瑞不同于打倒曹锟，也不同于打倒曹汝霖或章宗祥，光凭北京的学生力量是不够的，只有发动全国各界的力量才有可能办到，所以，这次七个省市联合请愿运动是势在必行。
发起请愿的山东学生先到达了天津，得到天津各界人士的声援。但是，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和各界联合会总会都设在上海，因此他们又到上海求援，以便组成声势较大的请愿团。当时的上海学生联合会会长蒋保厘、学生联合会日报的潘公展也表示支持，于是就在上海学联的会议室召开了各界联席会议，推举北上参加请愿团的上海代表。张静庐以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总会代表的身份，成为赴京请愿的四位代表之一。
由于张静庐曾在天津的《公民日报》任职，对天津、北京一带的情况相对熟悉，于是他就作为领头人，在1919年9月带领上海代表到天津各界联合会报到。当时有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湖北等共七省市区代表到会，他们选择在天津法租界一个教堂的地下室开了几次秘密会议。三四天后，代表团在商议方案后正式出发前往北京。
请愿团到达北京后，张静庐等三位代表就去访问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张国焘。当时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理学院的学生。张静庐等人邀请北京学生联合会一起参加这次七省请愿运动，却遭到了张国焘的拒绝。他说：“我们北京的学生已经受过教育了，请愿是与虎谋皮，根本没用。”但是，请愿团则认为“请愿活动，虽然可能会有牺牲，也不一定有结果，却可以暴露段祺瑞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的阴谋，可以阻止对日‘直接交涉’而出卖主权，还可以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意义十分重大”。在反复商议后，张国焘表示，虽然北京学生联合会不直接参与，但会号召学生和民众在外面加以声援。
这次谈话产生的分歧也动摇了请愿团内部的决心。一位上海的代表就在没有征得上海学联同意的情况下，擅自退出代表团，返回了上海。经过了几次秘密会议和欢迎晚宴，请愿团一共集合了30名代表。他们共同推举了一位来自烟台的代表作为领头人。不同于大部分青年代表，他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者。请愿团起草呈文，签盖了姓名和印章，决议在10月1日的上午8点集合于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
10月1日上午，请愿团一行人鱼贯地从中央公园向新华门总统府进发。那时总统府外有一道铁栅栏，当代表团从东辕门进入铁栅栏不久，东西辕门就被关上。铁栅栏外面挤满了过来声援的群众，周恩来率领的一队学生也从天津赶来了。他们被阻在铁栅栏外面，和代表团里外呼应。
请愿团把呈文递交给传达处，可传达处的人员并不准备送达，把呈文放在一张桌子上，自顾自地聊天，时不时以恶意的眼神瞥一眼在外面焦急等待的代表。张静庐回忆当时的情景：空气异常的沉闷，代表们在烈日当头下苦苦等待了四个小时没有人理会，而栅栏外面的人群越聚越多，很多新闻记者赶过来，把镜头钻进铁栏杆的花孔里，不断地拍照。
直到下午三点，国务院的一位参议才从里面走出来，坐在候客室里，准许请愿团的一位代表进去和他对话。这让外面的代表非常反感，“我们这么远跑来，不是要同一个参议谈话来的，何况还只是一个人！”代表们不予理会，参议见讨个没趣就走了，然后就又没了下文。代表们陷入了漫无休止的等待中，整整一天没吃东西也没喝水，让大家的耐心消耗殆尽。新华门外不时传来了叫骂声，甚至有一位女代表站在门口的石狮子上，大骂“徐世昌老王八蛋……”
转入出版界
过了午夜十二点，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让疲惫不堪的代表们打起了精神。新华门的东辕门打开了，20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从中走出，整齐地排列在石阶上。为首的是警察总监吴炳湘，呵斥他们立刻撤离。代表们刚想打起精神和他争辩，后面涌出一群便衣警察，用细长的麻绳把这三十个人全部绑了起来。
在被押往警察厅的路上，有人在张静庐的耳边细语：“不要紧的，不要怕，你们是爱国的，我们接了命令，没有法子呀！请好走！请好走！”张静庐直言，他们这批人在来今雨轩集合的时候，就想到可能会被打伤，可能被拘禁，甚至可能被枪毙。对于这一出，他并不害怕。但是夜色中的这声安慰，让他不由得好生感动。
次日，吴炳湘开堂提审四名代表，其中就有张静庐。当时在呈文签名时，上海作为请愿省份中的大都市，排列时写在了第一行。而张静庐又比其他几位上海代表年长一两岁，所以他的名字又写在了上海代表的第一行。这样一来，警察总监认为他有带头的嫌疑，于是张静庐被第一个提审。尽管实际上被推举为带头人的是那位烟台的六旬老人。
吴炳湘在堂上问张静庐：“你们一同到京里来捣蛋是谁的主唆？”张静庐内心在想，爱国出自本心，自己就主使自己，还能由别人来指使吗？但是这话没有说出口。吴炳湘连拍了几下惊堂木，“没有！……”张静庐在自传中自愧于当时脱口而出的脆弱回答，也许是被惊堂木的声响所影响，他没能说出一番大道理。吴炳湘没有咄咄相逼，只是在大骂中传唤下一位提审人。审讯之后，警察给包括张静庐在内的九位代表绑上绳子，向着来时的大门推出去，上了一辆骡车。
一路上，张静庐低声地问同伴：“上天桥吗？”有人回答：“当然是去枪毙了。”也有人说：“怕送到保定监狱吧！”这一路非常寂静，代表们似乎都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张静庐说，他当时没有感到害怕，不会去想子弹打过来，身体要往哪边倒。其实他们是被押到天桥鹞儿胡同侦缉队。后来才知道，另外21位代表则被分别关在警察厅和保安队内。外面声援的学生以为代表全部关在了警察厅，所以吃的东西都送到了那里，代表们吃不完，还送给了看守。
囚室是矮矮方方的一间，门是木头做的栏杆，张静庐把它称之为一个“放大的鸟笼”。被审讯累得疲惫不堪的代表，回到牢房后就倒头呼呼大睡。这时，北方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唐山等地开始下起了小雪。张静庐从上海出发时，天气还很暖和，他只穿件夹袍，也没带被褥，现在躲在牢房里冻得瑟瑟发抖。监狱的生活条件太差，代表们决定以绝食抗议，才得到一点儿改善，可以每天一毛钱租九条发臭的被褥，花一元钱给买二份当天报纸。通过报纸，张静庐了解到由于违背民意，时任的代国务总理靳云鹏已经下台，龚心湛以财政总长资格取代靳云鹏组织新内阁。
在48天的牢狱生活后，张静庐等人终于重归自由。张静庐回忆，其中一位狱友说过，“唯有住在监狱里的人，懂得镇静”。张静庐自觉这一个半月的牢狱生活是“在镇静中平稳地度过了”。他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请愿运动只是民众最懦弱的表达，想要打倒北洋军阀，还需要进一步的革命。
出狱后的张静庐反而多了一分忧虑：如今没有了救国十人团联合总会的工作，自己将要走向何方呢？正逢孙伯兰在上海组织全国各界联合会，因为五四时期的请愿运动，张静庐被推举为宁波的代表出席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结识了后来的伯乐、中国近代出版界的先辈赵南公。从此之后，张静庐迎来了人生的转机，正式踏入出版界。
五四运动之后，张静庐在泰东图书局和“创造社”一起推动新文化运动；他陆续创办了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以及中国第一家专营杂志的公司——上海杂志公司；他在抗战期间将上海杂志公司迁到汉口，出版一系列政论和报告文学；他编纂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研究的先河，成为后辈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资料。
“五四”的风潮起来了。很快的，从新闻纸上从北平，上海，宁波，传到我们乡下。每一个社会角落里都掀起了骚动。当然啰，像我这样抱着一肚子抑郁，燃沸了一身热血的青年，更赋予莫大的同情。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冲破这封建的樊笼，我要改造恶劣的环境，——用我的血和力，创造新生命。——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
□新京报记者 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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