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中，以主角拿破仑为代表的猪反而是最聪明的动物，牠们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浑浑噩噩，起身反抗被剥削和宰杀的命运，并领导了一场重塑身份的革命。不过，此后阵营分化，一部分猪又化身为和人类一样的牲畜剥削者，从而有了那名句：“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不过一些比另一些更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一个轮回，这个隐喻的故事其实指向全人类的政治模式。在中国的具体例子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有过猪倌经历，而他的后人，猪年出生的朱厚照，则在全国禁止养猪，耐人寻味。而历史仍不断重演。
猪的符号学和“社会人”
随着猪年临近，再度引发到底龙和猪哪个才是中华民族正统图腾的争论，不过，也只是偶泛浪花，多数“龙的传人”对此的态度只是围观。历经千年流变，猪“升格”为国家图腾自然不大可能，但在荧幕上的形象有了改观，早先有面向儿童的卡通片，塑造了“猪猪侠”的形象，如今看这部卡通的孩子都已长大，他们在面对成人社会的残酷规则时，有不少开始践行猪式生活，日常表现为宅在家中以外卖“养猪”，而面临难以解决的境遇时，则又选择了“佛系”的猪悟能态度。
相对于国产卡通猪形象，去年开始在网络上爆红的《小猪佩奇》，是名副其实的舶来品，源自英国创作人Astley Baker Davis的动画片。它传播到国内，是最早在抖音的短视频平台上流行，并和“社会人”联系到一起，名曰：“小猪佩奇纹上身，掌声送给社会人。”什么是“社会人”？这里并不是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概念，而是说自制视频中，各路人马不分大小，纹上佩奇小猪的水印，以为自己是社团人物。
这里的社会人，指的是近似港产片中的蛊惑仔，而体现到中国情景，则指向无所事事、世故而进出社会边缘的年轻人，也可理解为一种卖萌的社团人物。两者的关联本来莫名奇妙，甚至矛盾，但被社交网络幕后推手强行演绎为一种虚拟的亚文化，进而步入主流，衍生了更多符号和相关作品。
至此，猪的形象在当代中国已经得到了后现代化的颠覆，它经由无厘头的结合和流行，获得了另一重正面的内涵。其模式正如同周星驰电影《西游记》系列，对于孙悟空形象的变异，让猴子成为了有血有肉有细腻情感的反英雄，而不是传统西游记中带有叛逆性格的高级打手。
只是猪还是不同，它有着旺盛的繁殖力，因此在更多情况下指向群体，而不是个体。不变的是，比起其他动物，猪的普通平民性，确最易让人认同及自况（就如香港人认同麦兜）。
我是猪，但我拒绝做猪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庞大的群体，活生生的人物，而不是符号。伴随城市化浪潮，中国农村耕地被大量征用，更多农民们被驱赶向城市，另谋生计——刨除贬义，他们和原先自己所养的猪一样，在失去了猪栏之后，开始了另一场命运的颠沛流离。
如果以流浪的猪作为主角，设想一部电影剧本，它应该经过江浙沪、珠三角的工厂、一线城市中正在被清除的摊位和工房，同时也不能不在角色中穿插互联网共享平台下的人数众多的外卖员与专车司机。
流浪与否，种种真正生活在城乡中的人，都难以避免活出猪的命运，在面对更复杂变幻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中，迎接一次次地被宰割。
不过，我虽是猪，但我拒绝做猪。牠们仍不断争取自己能成为比其他猪更为“平等”、可有能力宰割其他同类的那一员。
脱不过猪的命运，但我们仍可拒绝做猪，拒绝在宰制的逻辑中做帮凶。
上文节录自第148期《香港01》周报（2019年1月28日），《网络年代新文化符号 猪的传人七十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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