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旅游标志的东汉铜奔马,1969年10月出土于甘肃武威一座东汉灵帝时期的张姓将军墓,高34.5厘米,作疾速奔驰状,其右后蹄附一飞鸟,既表现其高度的浪漫主义意境,又稳定了铜马俑本身的重心,堪称我国古代青铜艺术中无与伦比的珍品.但是,对于其名称长期以来却有着较大的争议.关于“马踏飞燕”的名称,长期以来却受到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质疑。
“马踏飞燕”的寓意
马踏飞燕”传承了中国古代人民天马行空的创造思维，该马是一蹄着地，三蹄腾空。踏着飞燕，预示着它比燕子飞得更高、飞得更快。
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王裕昌告诉记者，1969年，甘肃武威县一农民一镐头忽然刨到了汉砖，由此发现一座古墓。墓室地上摆着铜车马仪仗俑阵、棺木和侧室内地上的铜钱。文物部门经清点和跟进发掘，共出土文物231件，其中铜车马仪仗俑为考古发掘中所罕见，包括那件方阵前面的铜奔马，也就是我们后来称呼的“马踏飞燕”。
王裕昌说，1971年郭沫若在陪同外宾视察兰州的间隙，专程到甘肃省博物馆，在参观陈列室时，被铜车马武士仪仗队吸引，特别是对铜奔马赞不绝口，他让工作人员从展柜里取出，拿在手里观察良久，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 ”他给铜奔马起了个既形象又好听的名字——“马踏飞燕”。
国家旅游局 1983年 10月把“马踏飞燕”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1986年定为国宝级文物。
马踏飞燕的发现之旅
其实，“马踏飞燕”不仅在古时经历了一件汉末大事件，它在现今被发现时，也有几番波折……
考古人员在发掘时发现一个盗洞，奇怪的是上面竟有明显的修补痕迹，据史料记载，雷台为前凉（301～375年）国王张茂所筑灵钧台，后于明朝天顺年间重修。因古时为祭祀雷神的地方，故名“雷台”。据《资治通鉴》记载，雷台始筑“周轮80余堵，基高9仞”，现为长106米，宽60米，高8.5米。
雷台墓铜马车
1969年，武威新鲜公社社员在雷台南部开挖战备地道，在昏暗的地道中竟然挖到了坚硬的砖墙。之后，人们挖开砖墙，一个黑洞露出来了。当人们爬进去之后，发现那是一间用青砖砌成的墓室。墓室里整齐地摆放着铜人、铜车、铜马等，旁边有座棺床，里面呈放着两具人骨，在尸骨脚下堆放着几件陶罐。第二天傍晚，公社王队长叫人将洞口重新打开，把里面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装进了麻袋里，悄悄用架子车藏到了大队库房里。当时人们对文物不重视，古墓遭到了严重破坏。半个月以后，武威派党寿山和张有专门负责调查并追回失散文物。在经过多次动员和耐心解释后，村民才纷纷将私藏在家中的文物上交。这之后，王队长也才把藏匿在大队库房中的文物交了出来。
在村民的帮助下，党寿山进入了墓穴之中。这座古墓全长40米，多室相通，墓门向东，呈东西方向。斜坡土圹墓道两侧的墙壁上有数组朱红的花卉图案，笔法简练粗犷。之后，工作人员仔细对文物进行了登记，把它们全部转移到文庙。11月3日，甘肃省文化厅立即派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魏怀珩、张学正前往武威探查。在墓葬中室的侧壁，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盗洞。可是奇怪的事情出现了，这个盗洞上竟然有着明显的被修补过的痕迹。在墓葬甬道右侧，有一口保存完好的古井。它的砌砖方式是独特的“人”字形砌法，在中国考古发现中并不多见。古井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这还是个未解之谜。
墓葬由多个墓室组成，分为前、中、后三个主墓室，前室由左右耳室组成，相互对称。那些早期的盗洞就位于墓室中室的左侧壁和后室的顶部。据当时发现古墓的农民回忆，墓葬前室的右耳室放置着排列整齐的铜车马武士仪仗俑及铜奔马。中室的随葬品设计精美，几乎所有青铜器用品都存放在这里。其右耳室陈设有陶楼院和大部分陶器物品。墓室的后室比较小，是墓主人下葬的地方。这其中，有一些被盗后残存的女性装饰品，说明该墓葬为夫妻合葬墓，这非常符合我国古代墓葬的殉葬规律及“前庭后寝”的墓葬习俗。虽然这座墓葬多次被盗，但仍出土了230多件的珍贵文物，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铜奔马。
马踏飞燕生产的社会基础
任何好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有其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马踏飞燕”的产生也不例外，它的产生与丝绸之路的“凿空”、繁荣和西北多天马及河西走廊养马业的兴盛是分不开的。
早在西汉初期，景帝即位第二年(公元前155年)在西北边郡(主要在甘肃境内)的马苑就曾达36所，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到汉武帝刘彻时，为了抵抗北方的匈奴族，就两次派张骞“凿空”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汉武帝酷爱良马，同时出于军事上需要，曾多次派使者用重金在西域索取良马。为了得到良马，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他先后得到了敦煌渥洼池马、乌孙马、大宛马，他把这些良马逐一称作“天马”(神马)，每得到一批良马，他就作一次“天马之歌”，并亲自在长安上林苑打猎试马。最后他命渥洼池马为“宝鼎马”，命乌孙马为“西极马”，命大宛“汗血马”为“天马”。以后人们一说“天马”就指的是大宛的“汗血马”。汉武帝还得到过康居马、波斯马、吐谷浑马、突厥马等良马。以上这些“天马”、良马，在水草丰盛的河西走廊繁殖、生长，并与当地良马杂交，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良马。《新唐书·兵志》上说：“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地处河西走廊东端的武威郡，西面不远就是大马营马场(今山丹军马场)，西汉时那里养马曾达十多万匹；东西的岔口驿也有良种马，南面祁连山下，青海湖周围有浩门良马。本地良马与西域良马杂交，便这生了像“马踏飞燕”，即铜奔马这样的良马。这种情况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和以后的许多朝代。丝绸之路自西汉开通之后，一直到东汉，河西走廊驿站相连，走马不断，僧侣、商贾相望于道。武威郡、张掖郡地处河西走廊的东端和中端，其地理位置很重要，西域的良马都要通过这里才能到达中原，同时本地又兴养马业，引进了许多西域良马。这些都为无名氏艺术家创作“马踏飞燕”这一稀世珍宝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生活素材。他们通过长期观察、分析、研究和创作，把许多种良马的特点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和大胆的艺术构思，创作出了一个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完美的艺术作品——“马踏飞燕”。
据学者、史学家和畜牧专家考证，从“马踏飞燕”的形态看，应属乌孙马种，是力速兼备的良马，但从它的对侧走(即前后腿同时迈右或同时迈左)的飞驰来看，它又是乌孙马和本地良马杂交的后代。无名艺术家就是取材这种杂交马而创作出“马踏飞燕”这个完美的典型的。它比乌孙马和当地良马体形更加矫健、骏美，更加灵活有力。后来唐太宗李世民的举世闻名的“昭陵六骏”之一的“特勒骠”，其形象、姿态酷似“马踏飞燕”。据考证，“特勒骠”原产在甘肃兰州近郊，即河西走廊的东面，这些都是西域良马与本地良马杂交后，“马乃益壮”的佐证。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凿、畅通，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和先进技术，在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得到了交流，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和技术的提高、发展，于是就产生了创作“马踏飞燕”这样的有高超艺术造诣的无名氏艺术家。从这点说，“马踏飞燕”的出现，也反映了东汉时代丝绸之路的文明和河西走廊的繁荣昌盛。
马踏飞燕其实不止一个
与其他出土的铜马相比，铜奔马的构思之精妙、造型之奇特无疑是最出类拔萃的。马躯壮实，颈如鹤颈卓立，给人以稳定感。张嘴嘶鸣，尾巴上扬，四条腿做飞奔状，将马的动感和爆发力塑造得非常生动。而对铜奔马平衡、重心的处理更是独具匠心。制作者让一只展开双翅的飞鸟作为马腿的着力点，使马的重心和支撑点垂直于飞鸟承托面的轴线上，达到了平衡的效果。其构思之大胆、手法之浪漫，都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令人拍案叫绝。
铜奔马是在汉代社会尚马习俗的影响下而产生的青铜工艺品。马是汉代社会中重要的交通工具、军事装备和农业生产畜力。汉朝政府给马立“口籍”，马在各种场合被神化和奉颂，甚至汉武帝还作《天马歌》。
在汉代，车马冥器随葬的习俗很是盛行，人们将马视为财富的象征。汉代的墓葬壁画和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常见题材之一便是“车马出行仪仗队”和“出行图”。
在开拓疆域方面，马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根据河西汉简记载，马被广泛地用于交通驿站、军事行动、长城防御、民族和亲等方面。另外，汉武帝曾３次派人到西域求乌孙马。
在汉通西域的过程中，中原与亚欧大陆其他国家的交往更加频繁，而丝绸之路更是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铜奔马正是在民族交融、中西交往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一件代表中华民族艺术成就的不朽杰作。
谁也没有想到铜奔马原来有两套，其中一套随主人入葬
如此别致的铜奔马究竟是由谁制作完成的呢？这座墓穴的主人又是谁？
甘肃省博物馆研究员陈炳说，雷台墓的年代应该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墓葬的形制上来看，雷台墓的砌砖方法是属于汉代的。
第二，墓葬出土的陶器绝大多数都是汉代的，只有少量器物在魏晋墓中出土过，但那应该是后期沿用前期的器物。
第三，在墓中，出土了“四出五铢钱”和铁镜，而这二者都是东汉末期铸造的。另外，出土的几万枚钱币的总的时代特征也是汉代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铜马上的铭文有“左骑千人”这个官名和“凉州张掖县”这个建制，在汉代文献中有记载。
由以上因素推断，雷台墓的年代应该是西汉末期。
在墓中出土的铜人俑当中，有4件女俑背后分别刻有“张氏婢”三字，8件男俑背后都刻有“张氏奴”三字，考古人员还在一只陶碗的底部发现了“张家奴字益宗” 的六字铭文。由此推断，墓主人应该姓“张”。
后来，考古人员根据雷台墓出土的其他铭文分析后得知，该墓主人生前曾经四次被册封为“将军”，还兼任过河西四郡之首的武威郡的太守，并多次享有“两千石以上”的俸禄。
另外，雷台墓出土的铜马上清楚地刻有“张君前夫人”和“张君后夫人”的字样。在汉代，只有诸侯的妻子才能被称为“夫人”。这说明墓主人的身份应该是诸侯。
而在清人张澍所著《凉州府志备考》中，唯一于东汉时期在武威（汉时名也称凉州）兼任太守的诸侯就只有张江一人。
张江是东汉冀州人，后被封为南阳析侯。另据《通志》和铜奔马铭文记载，得知张江当时担任左骑将军兼张掖县长。而凉州是军事要塞，羌人攻打凉州，必须经过张江驻守的张掖峡口。他因多次立有战功，遂被封为“破羌将军”，这与古墓出土的银印“破羌将军”相符合。
东汉时，凉州张掖盛产铜，凉州的冶炼技术也比较发达。公元60年，张江由武威太守被封侯后，为感谢效忠汉明帝的知遇之恩，又受到当时西汉东门京和东汉马援将军进献“名马式—铜马法”的启发，决定向明帝进献铜马贡品，也就是后来的铜奔马。
然而，铜奔马在董卓攻陷京城时被毁。可谁也没有想到，原来张江当初做了两套铜奔马，一套送给明帝，一套自留欣赏，死后也随他入葬。正是如此，才使得后人能够一睹当年“凉州贡马”的风采。
马踏飞燕的到底叫什么
1983年国家旅游局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和研究，确定选用这尊“马超龙雀”铜像作为中国旅游业的图形标志。 然而，这个声名赫赫的中国旅游标志，长期以来却为一个名字所扰。“马超龙雀”“马踏飞燕”“铜奔马”“天马”“飞马”“铜鹔鹴马”……这个极其重要的标志物的称谓被杂乱混用，甚至错误称名。文物部门多用“铜奔马”，旅游部门一般沿用社会惯用的“马踏飞燕”称谓，当年官方文件确定的“马超龙雀”的标准说法反而难觅踪影。
这是1983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了“马超龙雀”被定为我国旅游图形标志的消息。
记者了解到，“马超龙雀”铜像文物曾巡展欧美14国，这尊集巧妙的艺术构思与高超的工艺技术水准、且都达到前所未有水平的东方天马，令诸多看惯了长着一对翅膀的西洋天马的艺术家们叹为观止，被誉为“雕塑艺术的极顶之作”。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和中外交流的日益增进，“马超龙雀”形象越发深入人心，被广泛地用于很多场所，人们对它的来由和意蕴也越来越感兴趣。马是什么马？鸟叫什么名？各种称呼和说法众说纷纭。
最早提出“马超龙雀”称名的文化学者牛龙菲告诉记者，他根据西汉张衡《东京赋》“天马半汉，龙雀蟠蜿”的文献资料，将其命名为“超越风神龙雀之行空天马”，简称“天马龙雀”或“马超龙雀”，意为行空天马漫步神游星汉银河，风神龙雀蟠蜿蜷曲回首惊视。
记者查阅到，在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美术辞典》里，收录了“马超龙雀”主词条，释文称“后经考证，所谓飞燕并非燕子，乃古代传说中的‘龙雀’，马亦非凡马，而是神马，即‘天马’”。
记者查证了解到，起初提出“马踏飞燕”“奔马”称名的考古界人士，之后对命名进行了修正。例如1982年第2期《考古与文物》发表的论文《雷台东汉墓的车马组合和墓主人初探》中，作者初师宾、张朋川专门在“附注2”中说明：“雷台铜奔马问世后，最初称‘马踏飞燕’，后经笔者改订为‘奔马’。但其步法为同侧二足一齐进退，两侧交替，驯马术称之为‘对侧步’，与通常所谓‘飞奔’不同。称‘奔’不甚确切。”
牛龙菲说，此无翼而飞的行空天马以及中国神话中的嫦娥、飞天，有别于西方神话中的有翼天使、有翼飞马，不必扑打双翼，即可随心所欲遨游天际，完美体现了庄子“逍遥游”的理想，是一种高度自由的、超越一切外在束缚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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