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动笔写关于《燕然山铭》的稿子，我就讲过，关于这个篇题和所谓“封燕然山铭”的问题，我将另行撰文，专门加以说明。这事儿要说简单，好像怎么叫都行，可要是稍一较真儿，仔细琢磨一下，却可以发现，实际情况并不这样简单。在这个篇名的背后，还有一些内涵有待阐发。
一、没有篇题的铭文与通行的称谓方式
班固为给窦宪拍马屁而在燕然山石崖旁写下的这篇铭辞，就像西、东两周以来镌制于钟鼎彝器上的同类性质文字一样，本来并没有篇题。在汉代，很多纪念性或纪事性的刻石，也都没有记明标题，一上来就刻正文。如我们大家在原石拓本上所见，当年窦宪命人在燕然山上镌刻的文字就是如此。
那么，人们在说话撰文时是怎么称谓这样一些石刻文字呢？我们还是来看世人对待汉代碑刻的实际做法。其中通行的方式之一，便是以文字镌刻的场所、地点来给它拟定一个名称。例如，汉代石刻中著名的《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华山碑》都是如此。
现在，我把班固撰写的这篇铭文称作《燕然山铭》，就是依照这样的“通例”，因为它就镌刻在燕然山上。
所谓“通例”，就是普遍通行的方式方法。就班固这篇铭文而言，至迟在隋朝以及唐代初年，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称谓方式。例如，《北史》载隋杜正玄“少传家业，耽志经史。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襃《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时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命曹司录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这里杨素亲笔题写的就是“班固《燕然山铭》”。唐初虞世南编着的《北堂书钞》，也是如此称述这篇铭文（《北堂书钞》卷一一八《武功部•功战》，卷一一九《武功部•克捷》）。
由此可见，给班固这篇铭文拟加上《燕然山铭》这个篇题，也是沿承“自古以来”的习惯做法，并不是敝人偶发奇想，自我作古。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录《文选》的时候，就另给这篇铭文拟加了个题目——《封燕然山铭》。
一些不太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读者，可能也看不出太大差别，多一个“封”字，或是少一个“封”字，反正都没离开窦宪登临的燕然山，这里面到底能有什么不同？
二者的差别，实在很大。有这个“封”字，和没有这个“封”字，所表征的意义完全不同。
“封”字的本义，我理解应是指积土为堆。这样的土堆，可以用作疆界的标志，即东汉人郑玄所说“封，起土界也”（《周礼•地官•大司徒》郑玄注）。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驻军图》上，标示有留封、满封、武封、昭山封、蛇封等一系列“封”的位置，以示相关的界域，这就是对“封”之本义最好的实物说明。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驻军图》的复原图（据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
作为名词，“封”可径谓之疆界，即《小尔雅•广诂》所释“界也”，晋人崔豹在《古今注》中更加具体地将其表述为：“封疆画界者，封土为台，以表识疆境。画界者，于二封之间，又为㙺埒以画分界域也。”（《古今注》卷上《都邑》）用这个“封”字，亦可表示特定疆界内的土地，即所谓“封地”、“封国”之类。此义若用作动词，则可表示君主以特定疆界内的土地颁赐予人，即“分封”王国、侯国之类。
依从这一语义，《封燕然山铭》的“封”字，似可解作“起土界”之义，也就是在燕然山上标识汉朝的疆界。
就这一意义而言，窦宪此番出征，既已身至龙庭，“恢拓畺㝢（疆宇）”，那么，在燕然山上刊石作铭，以宣示皇汉的疆界已拓展到大漠以北，看起来就好像是合情合理的事了。如此解说，《文选》把班固这篇铭文题作“封燕然山铭”就是契合历史实际的，今人承用昭明太子的做法将其称作“封燕然山铭”，更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不过，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从汉代的具体用例来看，像这样“封某山”的词组，指的都是“封禅”，而事实上窦宪在燕然山上也确实搞了个“封禅”的典礼，所以，“封燕然山铭”的说法，必然地、也只能是与窦宪的封禅活动联系起来。然而覆案燕然山上留下的这篇铭文，内容却与封禅无关。
远去的历史，景象迷离，而辨析其间的虚妄与真实，正是研究者所要从事的工作。
二、封禅于北徼的两位将军
窦宪在燕然山的封禅活动，不见于《后汉书》的记载，但班固在《燕然山铭》之外另写的那篇《车骑将军窦北征颂》（见唐宋间佚名纂《古文苑》卷一二），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文武炳其并隆，威德兼而两信。清干钧之攸冒，拓畿略之所顺。槖弓镞而戢戈，回双麾以东运。于是封燕然以降高，䄠广鞬以弘旷。铭灵陶以勒崇，钦皇祗之佑贶。
这是一篇很地道的骈文，不逐字解读，很多词语都不大好懂，但在“封燕然以降高，䄠广鞬以弘旷”这两句话里，“封燕然”对“䄠广鞬”是明确无疑的，“䄠”是“禅”的异写，“广鞬”虽然别无所见，但它是一个和“燕然”一样的地名（多半也是来自匈奴语源），这也是由两两骈俪的文句可以推断出来的。一“封”一“禅”，这讲的只能是“封禅”，而且班固在文中还清楚讲述了“封”与“禅”的具体地点，一个是“燕然”，一个是“广鞬”，具体而明确。因此，有了这两个字，就可以确证，窦宪真的在燕然山举行了封禅活动。
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卫青、霍去病、窦宪，千军万马打匈奴，都只不过是征伐华夏外围四夷当中的北边一夷而已。忆昔上古之时，面对四周之“蛮夷猾夏”，舜帝不过命皋陶以“五刑”服之，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封禅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汉武帝时期之前，非帝王君主一概不得为之，故世传自古以来凡“封禅之王七十二家”，这绝不是窦宪这种人能有资格来做的事情。具体封禅的地点，也不是荒郊野外什么地方都行，而是有特定的神圣地点，乃“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管子•轻重》）。具体来讲，“封”是指在泰山上筑坛祭天，以“报天之功”；“禅”是指在泰山下的某以小山上除土祭地，以“报地之功”（《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刘宋裴骃《集解》引晋傅瓒语；又卷二八《封禅书》唐张守节《正义》。《荀子•正论》唐杨倞注）。
这七十二家君王，究竟是怎么在泰山搞的封禅活动，史阙有间，今已无从知晓，其实到底搞了没搞，也是个说不清楚的事情。据《史记•封禅书》引述《管子•封禅》佚篇的内容，除了“封于泰山，禅于梁父”的君王之外，从伏羲之前的“无怀氏”开始，一直到周成王，还有很多王者虽然也是封于泰山，但举行“禅礼”的地点，却很不固定，是在梁父以外的云云、亭亭、会稽、社首这几个不同的山上，不过所说虚无缥缈，其真实性都很值得怀疑。
历史上第一个有信实记载做出这一举动的人，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皇帝、也就是所谓秦“始皇帝”嬴政。在兼并天下的第三年，也就是始皇帝二十八年，嬴政封泰山，禅梁父（泰山北坡下的一座小山），践行这一上古传说的仪式（《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接下来，是汉武帝刘彻，在即位之后的第六个纪元开端第一年的四月（当时是以十月为岁首，也就是每一年的开始时间是在十月初一），他也东封泰山。这回刘彻“禅”的不是梁父，而是泰山东北脚下一座叫作“肃然山”的小山。不过这座“肃然山”就在梁父山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书》卷六《武帝纪》）。其后王莽纂汉，也曾几度想东巡泰山，搞这么一场封禅的仪式，但最终也没有搞成（参见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再接下来，登上泰山封禅的，就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了。刘秀在即位后第三十二年的二月，像秦始皇一样，封泰山，禅梁父（《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
秦及两汉，搞过封禅的也就是这么三位皇帝。别的皇帝不是不想搞，但这是件很大很大的大事，不是谁都能搞、也不是谁都有资格搞的。
按照孔夫子的说法，是凡“易姓而王”者始“封泰山而禅乎梁父”（《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并唐张守节《正义》引《韩诗外传》佚文），司马迁则强调指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同时从管仲，到司马迁，还非常强调想要封禅，除了形式上的“受命”之外，封禅的君王还需要功至德洽，确有此等功德并且出现了相应的符瑞，方得行用其事，实在不是谁想做就能随便做的（《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昔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自己觉得差不多了，极力想搞封禅，管仲硬是以“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等符瑞未现为说辞，把这事儿劝阻下来。汉文帝也想过要搞，但议论一番之后也是不了了之。秦始皇做是做了，可是天下人怨恨他，故意传瞎话，说“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司马迁就此感慨道：“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其事者邪？”这当然是讥讽秦始皇不具备封禅的资格。
汉武帝甫一登基，就组织人拟议封禅的礼仪。元鼎四年在汾阴获得宝鼎之后，复具体落实相关的准备。经过缜密的部署，才在三年后正式付诸实施（《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同时，为昭示这一行为的重大意义，还把已经行用七个月之久的这个纪元，命名为“元封”。本着同样的道理，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在封禅的两个月后，更改年号，把正在行用的建武三十二年改易为“建武中元元年”，以显示其中兴圣主的尊崇地位（别详拙著《建元与改元》）。
这些情况，都告诉我们，封禅不仅是帝王之事，而且还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非如秦皇汉武以及东汉光武帝这样有非常之功的君主，是不能行此大礼的。
按照东汉人班固在《白虎通义•封禅》里对“封禅”的说明：“必于泰山……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父之基，广厚也。……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増㤗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甫（案同‘梁父’）之基以报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其性质庄严神圣如此，不能不郑重其事。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样态之下，竟然就有一位出师远征的将军，在边荒徼外，搞起了封禅大典。——这个人就是汉武帝时期的骠骑将军霍去病。
元狩四年，霍去病率五万骑汉军出代郡、右北平，北击匈奴，大有斩获，并“封狼居胥，禅于姑衍，登临翰海”（《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这当然是很不同寻常的举动。但也许是因为太不同寻常了，其间的道理，不易阐释，故前人对此多避而不谈，好像理当如此似的。
据我读书所见，仅清人周寿昌曾对此质疑说：“封山铭功犹可，至云禅，几僭天子之礼。”（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八）周氏的意思，是说连封带禅，只能是帝王们报天报地的封禅大典，霍去病区区一带兵打仗的将领，何以能僭越此等天子之礼？由于觉得太悖戾常理，他便怀疑“禅于姑衍”这句话存在舛误。
周寿昌上面这段话，本来是针对《汉书•霍去病传》讲的，而《汉书•霍去病传》中的相关记载，是承自《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在核对《汉书•武帝纪》之后，周寿昌似乎找到了问题所在，做出说明云：“本纪无‘禅于姑衍’四字。”（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三八）这等于是在注解：“‘禅于姑衍’这四个字很有可能是文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衍文。”
这样的看法，是直面问题，指出了霍去病此举与常规存在严重的抵牾，但纪传体史书，在本纪与列传或志等其他部分之间，本来就存在着详略互见的关系，《汉书•武帝纪》较诸《霍去病传》有所省略，是很正常的写法，合乎其基本体例，并不能因《武帝纪》的略写而将《霍去病传》的全面记载强指为后世衍增的内容。
霍去病封禅于北徼的事实，既然在《史记》、《汉书》中都有明确无误的记载，那么，我们现在能做和该做的工作，就是给它以合理的解释，解释这一事件背后潜存的历史因缘。
从前面讲述的迄至汉代有关封禅基本情况中，我们可以看出，诚如周寿昌所云，封禅是一种天子之礼，而霍去病不过是一位奉天子之命出征的将领，无论如何，也不具备封禅的资格，可是他又确实“封狼居胥”而“禅于姑衍”，再说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谈到这一点时还是直接转抄汉武帝诏书里的话，刘彻金口玉牙就是这样讲的，绝不会有什么错谬。在霍去病这一方面，即使他丧心病狂，也断不敢擅自妄为如此。所以，我推测霍去病此举，只能是承汉武帝之命，为其代行封禅之礼。
汉武帝这样做，当然首先是通过这种告天飨地的典礼来宣示其开疆拓土的威德，但元狩四年这次北征，并不是只有霍去病一人统领全部汉军，和他一同出塞的，还有比他名位更高的卫青。封禅这么大的事儿，绝不会是霍去病临时起意，率然为之；当时出塞千里之外，汉武帝也没有办法临时传布命令，指示他做出这一行为。实际的情况，非常明显，这只能是出兵之前汉武帝做出的安排。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没有让资历、地位更高的卫青来替他行此大礼，而非要把这个荣耀安排给霍去病呢？答案也很简单：刻意以此来拔擢霍去病，抑制卫青。
卫青自元朔二年以车骑将军率军北征，一举收复秦末以来丧失于匈奴的所谓“河南地”以来，战功连连，地位亦日益尊崇，奉万户侯，拜大将军，可谓位极人臣。但汉武帝生性猜忍暴刻，对谁都满怀疑忌，名位愈高自然疑忌愈重。
卫青深知汉武帝对臣下的猜忌之心，一直小心翼翼地“奉法遵职”，不敢招纳宾客，自树声誉。元朔六年，为全身远祸，甚至奉上“五百金为寿”，巴结汉武帝宠妃王夫人。可是，不管他如何恭谨，位势已然，汉武帝便不能不预加限制和防范，其具体做法，就是拔擢霍去病，以相牵制。在元狩四年这次北征匈奴之前，霍去病已经身任骠骑将军，在汉武帝面前，亲贵的程度，与卫青并比，而史称每当霍去病出征，都是由着他先行择取军中精兵，“诸宿将所将士马兵亦不如骠骑”（《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这当然更容易取胜建功。
这次汉廷在元狩四年发兵北征匈奴，较诸以往，在战略目标上即有明显不同。此前，在元朔六年降附匈奴的汉将赵信，为匈奴献策，以为汉军不敢轻易越过大漠，深入漠北草原，故汉武帝决定出其不意，“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于是，“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将各五万，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分两路出兵北上。虽然是卫青、霍去病各自所率军兵都是五万骑，但“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偏委霍去病的态度是毫不掩饰的。按照最初的作战计划，是霍去病由定襄郡（今内蒙和林格尔一带）出塞，直接与匈奴单于交锋，但后来捉获匈奴俘虏，侦得匈奴单于驻扎在东部，于是，汉武帝立即改变原来的部署，改令卫青军由定襄出塞，而令霍去病军由东面的代郡（在今河北蔚县一带）出塞，明明白白地是想让霍去病占得击败匈奴单于的大功（《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在这种情况下，在成功兵入漠北之后，由霍去病出面，代为汉武帝举行一场封禅仪式，就应该是情理之中的既定安排了。尽管霍去病并没有如愿直接与单于对阵，实际和单于麾下匈奴主力部队作战还是卫青一军，但仍是要由霍去病出面举行这场告祭天地的盛大典礼，领受这份风光和荣誉。
抑此扬彼的姿态是明摆着的。这对于卫青来说，不啻于一场活喇喇的羞辱。不仅如此，史称汉军回师之后，“乃益置大司马位，大将军、骠骑将军皆为大司马。定令，令骠骑将军秩禄与大将军等。自是之后，大将军青日退，而骠骑日益贵。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最后只剩下司马迁的好友任安这一个老实人，不肯趋附炎凉世态，没有转投到霍去病的门下（《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
太阳底下确实不会有什么新鲜事儿。看穿前汉霍去病在狼居胥山演出的这出戏，也就很容易明白后汉窦宪登上燕然山搞封禅，不过是旧戏重演，展现在世人面前的还是和过去一模一样的套路。
在前面《苍茫沙腥古战场》那一篇里已经谈到，窦太后让窦宪以车骑将军身份统兵北征匈奴，是想要通过这场必胜无疑的战争给自己的大哥解套，同时再借用这次战功来擢升窦宪的官位，以更加牢固地掌控朝政。本着这样的认识来看窦宪在燕然山上搞的这场封禅典礼，就会很容易识破窦氏兄妹的政治意图——这只不过是给窦宪的头上再增添一道神圣的光环而已，其性质仍然只能是代汉帝报天报地，也就是替代汉和帝来举行这场封禅仪式。
三、这不是“封燕然山铭”
窦宪确实在燕然山上做了封禅的活动，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今天在燕然山上见到的摩崖刻石，就是用于封禅或者载录封禅活动的铭文。要想确认这篇铭文的性质，首先需要对秦汉时期封禅活动的形式和作为有清楚的认识。
关于秦始皇如何封禅，《史记•秦始皇本纪》述云：
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
更多的情况，虽然并不清楚，但始皇帝在山上总共做了三件事，即立石、封和祠祀，言简意赅，说得非常明白。
按照上古以来的礼仪制度，具体的封禅礼仪，到底是怎么个搞法，当时就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因为这恐怕只是个很不切实的传说，前文已经谈到，在秦始皇之前是不是真的有人做过这事儿，本来就是说不清的。当年秦始皇带了“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来到泰山脚下，结果众博士议论纷纷，“各乖异，难施用”，烦得秦始皇干脆自己径自上山，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实际上是自创了一套封禅的礼仪。惟后人仅知“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史记》卷二八《封禅书》）。真所谓“千古一帝”，做什么都有自出心裁的创造。
秦朝灭亡之后，如上一节所述，天下民众因怨恨其暴政，硬是谣传秦始皇根本没有在泰山封禅，因而到了汉武帝再搞封禅的时候，竟根本无法知悉秦始皇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即司马迁所说“旷绝莫知其礼仪”。在这种情况下，五十多个儒生，重又像当年他们的前辈给秦始皇筹划其事那样，七嘴八舌，好一番争执，谁也不让谁。《汉书•艺文志》里著录有“《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就应当是这次讨论封禅的产物（其中“《封禅议对》十九篇”班固自注已明言乃“武帝时也”）。到头来，“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人殊”，始终没弄出个明白的结果来。无奈之下，汉武帝便听从左内史儿宽的建议，和秦始皇一样，也是“尽罢诸儒不用”，自己的事儿自己办，“金声而玉振之”，径遂己意，身往泰山，去办成了这件刚一登上帝位就一直想要办的大事（《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汉书》卷五八《儿宽传》）：
四月……乙卯，……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闲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蜚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牛犀象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时，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起封中。（《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案“颇以加祠”原作“颇以加礼”，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六以为“礼”字讹，据《史记•孝武本纪》及《汉书•郊祀志》改；又“皆至泰山然后去”，原作“皆至泰山祭后土”，不通，据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一六依《史记•孝武本纪》与《汉书•郊祀志》改；又“封禅时”，“时”字原做“祠”，字讹，据清李慈铭《史记札记》卷一改）
此前，在这一年的三月，汉武帝已经先行“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与秦始皇不同的是，这一回，汉武帝实际上是在泰山“封”了两次：先是在东坡的山脚下，然后才像秦始皇一样，在山顶上又“封”了第二次。山脚下所封，显得很没有道理。因为如前所述，所谓“封”的本义，是要“增泰山之高以报天”，若是在山脚下来搞，再增加其高也高不过山顶，实在没什么意思。不过孤家寡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古往今来都是如此，旁边看热闹的偷着乐就是了。上引《史记•封禅书》所说“其事皆禁”，据云乃是因为此前诸儒众说不一，说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办这件事儿，汉武帝做虽做了，可心里也还是没有底儿，“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续汉书•郊祀志》上）。
东汉光武帝的泰山封禅，在西晋人司马彪撰著的《续汉书•郊祀志》中有很具体的记载：
（建武三十二年正月）上许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时封禅故事，议封禅所施用。有司奏当用方石再累置坛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书藏方石。牒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有玉检。……又用石碑高九尺，广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坛丙地（案指南方），去坛三丈以上，以刻书。上以用石功难，又欲及二月封，故诏松欲因故封石空检，更加封而已。松上疏争之，以为“登封之礼，告功皇天，垂后无穷，以为万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图书之瑞，尤宜显著。今因旧封，窜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义，受命中兴，宜当特异，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鲁趣石工，宜取完青石，无必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书秘刻方石中，命容玉牒。
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与兰台令史，将工先上山刻石。……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群神皆从，用乐如南郊。诸王、王者后二公、孔子后襃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毕，将升封。或曰：“泰山虽已从食于柴祭，今亲升告功，宜有礼祭。”于是使谒者以一特牲于常祠泰山处，告祠泰山，如亲耕、貙刘、先祠、先农、先虞故事。至食时，御辇升山，日中后到山上更衣，早晡时即位于坛，北面。羣臣以次陈后，西上，毕位升坛。尚书令奉玉牒检，皇帝以寸二分玺亲封之，讫，太常命人发坛上石，尙书令藏玉牒已，复石覆讫，尚书令以五寸印封石检。事毕，皇帝再拜，群臣称万岁。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复道下。
二十五日甲午，禅，祭地于梁阴，以高后配，山川群神从，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这里还提到西汉武帝时期的“旧封”，可见此番举措对前汉旧制有很大的继承性。
通观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尽管从秦始皇到光武帝，这些封禅活动都有他们各自独出心裁的做法，既缺乏确切的经典依据，也没有世代相传的制度可以遵循，但还是贯穿着一些共同的内容。一般来说，其整个封禅活动，都包括如下三项重要内容：（1）祭祀天地的仪式（即《秦始皇本纪》所说“祠祀”）。（2）“封”这一典礼，建有石坛，当中收纳有告天的玉牒。（3）在“封”礼之坛的旁边竖有“立石”，或谓之曰“石碑”，在上面铭刻文字。
在这三项内容当中，玉牒和石碑，都镌刻有文字，而玉牒的大小仅“厚五寸，长尺三寸，广五寸”，且秘藏于石坛之内，与燕然山刻石在形式上相去甚远，与之大略相当的，只有石坛之旁竖起的“立石”或者“石碑”了。
秦汉两朝皇帝封禅活动的三项主要内容，既然一以贯之，那么，寻绎其首尾脉络，只能将其创制渊源归诸始皇帝了。秦始皇之所以要在泰山之巅“立石”并“刻所立石”，《史记•封禅书》解释说是为了“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即这一刻石的实质性内容，是臣子为封禅的皇帝歌功颂德，向天下百姓宣示，圣明天子功高德厚，具备封禅的资格，而不是载述所谓“封禅”的具体内容。显而易见，就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只有后者，才适宜于称作“封泰山铭”。当然，若是别封于某山，就可以称作“封某山铭”，如燕然山，即可名之曰“封燕然山铭”。
载述封禅具体内容的文字，是上述三项封禅活动内容中的玉牒，而不是所刻“立石”或者“石碑”。如上所述，当时的玉牒是深藏秘扃以致世人无以知晓其文字的，之所以如此神秘，则是因为此乃君王“告功皇天”，是天子写给天帝的献词，最具实质性意义，所以这才算得上是地道的“封山之铭”。幸运的是，王莽当年准备封禅用的玉牒，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到一块残片，使我们得以略窥其面目（见冯时《新莽封禅玉牒研究》，刊《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王莽置备的泰山封禅用玉牒残片
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人们通常都是把秦始皇泰山封禅时在立石上镌刻的文字，称作“泰山刻石”，几乎没人会把它称作“封泰山铭”。观秦始皇所制大型石刻铭文，除了此泰山刻石之外，还有峄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五处，总计七通刻石（之罘刻石有两通）。其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峄山初刻铭文是在泰山刻石之先，其余琅邪诸石乃继于其后。铭文的内容，从峄山首发其议时起，就是“刻石颂秦德”，所以每一处铭文，无一例外，都是羣臣为秦始皇歌功颂德。《史记•秦始皇本纪》对这些刻石的性质有清楚的说明，铭文中对此也都有直接的表述（案除峄山刻石之外，其余六通刻石的内容，俱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后人颇疑传世《史记》脱失峄山刻石的内容，原石毁于唐代或其以前，唐代以来，有重摹本传世，唐宋间佚名纂《古文苑》卷一，收录有《峄山刻石文》。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秦始皇在二十九年刻石于之罘以前，曾于二十八年“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似已先行刻石于之罘，然清人顾炎武于《山东考古录》乃谓《史记》“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二者自属同一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说见顾氏《山东考古录》之“辨无字碑为汉立”条）。如泰山刻石即明言“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在这一点上，其余六通刻石与泰山刻石完全一模一样，是没有丝毫差别的。换句话说，就是不管秦始皇在泰山搞不搞封禅，“立石”上铭文都是这么个刻法，这样人们也就更容易理解，是不能把这篇铭文称作“封泰山铭”的。
汉武帝泰山封禅，是否尝铭刻其令人竖在泰山之巅的“立石”，在《史记》、《汉书》中并没有明文记载，故后人多谓汉武帝封禅乃未尝刊碑刻文（如清顾炎武《山东考古录》之“辨无字碑为汉立”条），近周雯撰《汉碑地域分布研究》（待刊），乃揭明晋司马彪《续汉书•郊祀志》梁刘昭注及《汉书•武帝纪》之唐颜师古注并引有东汉应劭《风俗通义》所载汉武帝刻石铭文，此亦碑刻研究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其辞如下：
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续汉书•祭祀志》上梁刘昭注）
审视其内容，还是颂扬汉武帝的功德，应劭本人也明确述说云：“刻石，纪绩也。”（《汉书》卷六《武帝纪》唐颜师古注）。尽管审其文义，似颇有不足，《风俗通义》所载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但仍然可以看出它对秦始皇泰山刻石的继承。
从形式上看似乎有所变化的，是东汉光武帝东封泰山时所刻制的石碑。这通石碑的文字，全文收录于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祭祀志》中，其中不仅开篇就谈到这次封禅，还谈到了这次封禅的具体时日，以及图谶所示的天命，亦即刘秀封禅的必然性。这些内容，看起来似乎都是在铭记封禅之举，可是通览全篇，仍是臣子叙事的口吻（《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记云：“（建武）中元元年，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其核心主旨，依旧是在赞颂光武帝中兴皇汉的丰功伟绩和他诞应天命的圣德。故亲临此番封禅盛典的马伯第述此碑石的性质，乃是“刻文字，纪功德”，并称此碑为“纪号石”（《续汉书•祭祀志》上梁刘昭注引马伯第《封禅仪记》）。其所谓“纪号”云者，应即应劭所说汉武帝泰山封禅刻石的“纪绩”。《风俗通义•正失》谓“克（刻）石纪号，着己绩也”，已经阐明这个意思；《白虎通义•封禅》所谓“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迹以自效也”，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盖所谓“号”者“名号”是也，封禅者之功德业绩，自宜有相应的名号，故有此语。
正因为如此，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著录光武帝这通刻石的铭文，也是依照世人对待秦始皇东巡刻石的成规，将其拟名为《泰山刻石文》，而不是书作“封泰山铭”之类的篇题。
明了这些秦汉时期的封禅石刻的性质和前人对它的一般称谓，再来看这篇镌刻在燕然山上的铭文，《后汉书•窦宪传》述其缘起，本已清楚标明是“刻石勒功，纪汉威德”，通篇讲的也都是窦宪北征的经历，颂扬这位统兵出征的车骑将军如何“恢拓畺㝢（疆宇），震大汉之天声”，可知乃一循秦皇汉武故辙，以歌功颂德为宗旨。须知撰写这篇铭文的班固，在撰著《汉书•郊祀志》时本多袭用《史记•封禅书》的旧文，因之亦谙熟秦始皇和汉武帝的封禅旧事，故由其执笔为窦宪撰著此文，自然不会违逆世已通行的规则。因此，我们今天为这篇铭文拟名，便应该像所谓“泰山刻石”一样，依其所在地点，定为《燕然山铭》，而不宜将其称作“封燕然山铭”，尽管铭文中也有“封山刊石”的说法，还有句云“封神丘，建隆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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