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的玄奘寺，因供奉大唐三藏法师玄奘的顶骨舍利而得名，实际上的建寺时间为2003年。
不过，玄奘寺供奉玄奘大师舍利的并非2003年，而是一个甲子之前的1943年。发现并且挖掘出它的人，正是1942年活跃在南京的侵华日军高森隆介部所。他们确认其为玄奘大师舍利后，想偷偷运回日本供奉，不料遭到南京军民的一致反对。
迫于压力，丧心病狂的日军将玄奘舍利砸碎为三份，将一份秘密送往日本东京增上寺供奉。
剩下的两份，其一归还给南京人民并建舍利塔供奉，其二则存放在汪伪政府的“中央文物保管委员会”中。无奈时局动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四万万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玄奘舍利这样重要的文物也无人顾及，它们后来的去处一直众说纷纭。
据宗性大和尚介绍，除了南京和日本之外，印度、西安和中国台湾都供奉着玄奘大师顶骨舍利。
玄奘舍利（西安）
其中，印度的那份是1956年周总理访问印度时，与尼赫鲁会面后参观了玄奘求学的那烂陀寺，斥资重修该寺后成立了“玄奘学院”。对方请求将玄奘舍利供奉在那烂陀寺，总理回国后与天津市有关部门商议，将原供奉在天津大悲院的一份舍利送往印度供奉。
供奉在陕西省西安市的那一份，时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方面主动归还了部分玄奘舍利，供奉在了玄奘大师以及其弟子窥基三藏长眠的护国兴教寺。玄奘圆寂于铜川玉华宫，起初葬在白鹿原上，但唐高宗李治望见恩师玄奘的舍利塔后日日流泪。女皇武则天便斥资修建了护国兴教寺，将三藏法师的坟茔迁到此处。
而中国台湾省所供奉的玄奘舍利，则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两岸佛教界不断深入交流。台湾善导寺的法师创立了著名的“玄奘大学”，在1994年底又创立了“玄奘人文社会学院”。对方也希望能迎请玄奘法师舍利供奉在岛内，于是1998年南京灵谷寺分出部分舍利给台湾省，移交到了玄奘大学建舍利塔供奉。
由此可见，玄奘三藏的影响力贯彻千年，怹的遗物为中印、中日以及两岸的交流与和平贡献巨大。而其顶骨舍利在埋藏地底后得以重见天日，却与侵华日军有着直接关系，它见证了那段屈辱与悲戚的历史。
玄奘像（那烂陀寺）
1942年冬季，活动在南京市雨花台附近的高森隆介部所，要选一块地建造“稻垣神社”。它其实是日本神道教的产物，日军企图以此来保佑自己诸事顺利，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笑。跑到别人的地盘上杀人放火，还要请求神明庇佑自己，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但日本人就这样做了，而且不久后就有重大发现，这块地的土质与众不同。
负责施工的日本兵，马上就向上级汇报此事，部队中的地质专家很快来到现场。他们先是对土质进行了取样，然后又仔细勘测了附近的地形，同时还查阅了南京城的文献资料。经过分析研讨，日本地质专家作出大胆推断：地底下可能埋着文物。
于是，日方命令施工士兵深挖此地，一直挖到了3.5米左右。果然，他们发现了一封年代久远的石椁。除此之外，周围还散落着不少文物，日军士兵立即向高森隆介反映。
“石椁长78公分，宽57公分，高59公分。造型古朴庄严，石椁内有石棺，两侧镌刻着小字。”
高森隆介带着一大批汉学家来到现场，他们取走这件物品后，在研究所内进行了仔细辨认。日本的汉学一直都非常发达，这些学者见到此物后，立刻推断与佛教有关。因为它的样式无比庄严，没有寻常人家的庸俗之气，也没有王侯之家的奢靡之气。
侵华日军（南京）
果然，在对石棺两侧的小字进行辨认后，日本汉学家的推断得到了证实。
“北宋天圣五年，明洪武十九年。”
他们查阅了南京当地的史料，认定这就是明朝“大报恩寺”的旧址，地面建筑在太平天国时期被摧毁。不过，大报恩寺地下建有十分隐秘的地宫，由此才在冲击中幸免于难。地宫中保存着玄奘三藏顶骨舍利，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佛经佛像。
日军在挖出石椁后对现场进行“地毯式”搜索，找到了一封石函，它详细地记载了石椁的身世由来。
玄奘圆寂之后，其骨灰和舍利先是葬在玉华寺，它是高宗李治当太子时的住所。后来武则天下令在樊川建了兴教寺，将玄奘三藏的骨灰以及舍利迁往此处供奉。唐末动荡，长安一带的僧人纷纷逃往终南山，他们将玄奘的遗物也带到了那里。
当时僧俗凑钱建了紫阁寺舍利塔，还刻碑记载此事的来龙去脉，大师遗物在此处几百年。
然而宋末又有大乱，连终南山都不太平了，山上的僧人纷纷逃往别处。这一次大家没带上玄奘，将其遗物丢在紫阁寺不管，只顾自己的性命去了。有终南山南下的僧人到了金陵，向南京天禧寺的住持可政大师诉说此事，可政大师听到后眼泪都下来了。
护国兴教寺（樊川）
于是，这位高僧不顾乱世毅然北上，带着干粮就跑到了终南山紫阁寺。结果到那里一看，哪里还有什么寺，只剩下一些断壁残垣。他花了很大的工夫，才慢慢找到了玄奘的顶骨舍利，以及其金钵、经书、袈裟等遗物，又独自一人将其背回了南京。
可政大师回到南京以后，怕有人觊觎这些宝物，就没有对外张扬。元朝统治者对汉传并不重视，可政大师嘱咐其弟子要保守秘密，等到佛法大兴之时再公开。
明朝对佛教的态度尚可，可政门下的弟子才建了舍利塔来供奉，南京民众慢慢地知道了此事。明朝政府在南京修建了大报恩寺，玄奘大师的遗物才有了新的落脚之处。不过，僧俗两界生怕再有战乱，就修建了十分隐秘的地宫作为顶骨舍利存放之处。
明末果然大乱，清兵入关之后又是一朝，清末又有洪秀全等人占据南京，他们几乎将所有的宫庙宗祠都摧毁了。但幸运的是，地宫之下的玄奘遗物没有被发现，它们由此躲过一劫，直到被侵华日军挖出来。
日本汉学家们通过这一石函，再度辨认了石椁上的文字，确定里面保存的就是玄奘顶骨舍利。
佛舍利塔（大报恩寺）
以高森隆介为首的日本侵略者异常激动，因为玄奘是历史上影响力巨大的僧人，怹的顶骨舍利无疑是举世珍宝。尤其是对日本来说，佛教对他们的影响太深刻了，而日本佛教正是由中土传入的。
高森隆介立刻向上级汇报此事，他们商议要将此宝物偷偷运回日本供奉，汪伪政府对此事则坐视不理。
几天后，良知未泯的知情人对外公开此事，1943年2月3日的《民国日报》刊发消息。南京市民提出强烈抗议，汪伪政府不得不出面与之谈判。这件事情也是很屈辱的，日本人跑到南京挖到文物，汪伪政府居然需要通过“谈判”将其要回。
没办法，“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真理，是用血淋淋的残酷现实换来的。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以后，松井石根（甲级战犯）和谷寿夫（乙级战犯）指挥策划了长达6周的大屠杀，犯下奸淫、防火、抢劫、杀人等累累罪行，使南京超过30万无辜平民丧生，无数家庭因此支离破碎。日寇之残暴行径可谓罄竹难书，然而，他们至今都不肯承认这一事实。
前几日暴毙的安倍，在任期中先后4次去所谓的“靖国神社”参拜战犯，退休后又公然参拜3次。他们如今都这般肆无忌惮，在80年前就更不必提了，衰弱的中国彼时惨遭其蹂躏。
松井石根（甲级战犯）
“玄奘顶骨舍利”一事就是典型的例子，日寇盗窃我国文物后还想占为己有，如此行径岂能不令人愤慨？与其有着血海深仇的南京同胞，不断地抗议以施压给汪伪政府和侵华日军，他们不得不向民众公开玄奘法师舍利出土的经过以及清点出来的文物。
“玄奘顶骨舍利一部（完整），金佛一座，银盒、锡盒、佛龛、石龛、香炉（铜）、烛台（铜）、礼佛器皿（铜）各一件，香炉（陶瓷）、花瓶（陶瓷）、礼佛器皿（陶瓷）各五件。精美玉器、供佛宝珠、各朝钱币（含破损）合七十余件......”
以上的这些，仅仅是清点出来的部分文物，而且还是日军明面上公开的。这些文物中的焦点，毫无疑问就是玄奘顶骨舍利了，但日寇在这方面毫不松口。
眼见消息从南京传到了整个中国，感受到巨大压力的侵略者，丧心病狂地将玄奘顶骨舍利砸碎为三份。其中的大部分都被他们秘密运回日本，剩下的两份其实只有极少的份额，汪伪政府拿走了其中较大的一份。
这份顶骨舍利，被汪伪政府存放在玄武湖边上的“小九华山”，我们今天看到的“玄奘寺”前身就是它了。不过，一开始此处并未建造大规模的寺庙，而仅仅是一方小小的舍利塔。而剩下的最小的一份玄奘舍利，则被分给了天津、北京（遗失）、广东（遗失）等地。
如今能够确认的玄奘顶骨只有五处，也就是南京、西安、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台湾，它不仅对佛教界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也有着巨大的意义。
玄奘舍利
玄奘出生于公元602年，俗家姓陈名祎（颍川陈），洛阳缑氏（今河南偃师）人，他13岁的时候出家为僧。他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不一样的天赋，在佛学上的造诣非常高，21岁受具足戒以后，玄奘在此期间云游天下遍访名师。
当时的唐朝是“摄论师”（依《摄大乘论》）和“地论师”（依《十地经论》）两大学派争锋的时刻，同时“俱舍师”（依《阿毗达磨俱舍论》）也涌现了一大批高僧。玄奘大师抵达成都受戒后，融会贯通了这些学派的理论，20几岁登台讲法就享有盛誉。
不过，他逐渐发现不同学派的僧人对佛法的理解不同，所阐述出来的义理也不相同。其中不乏错误矛盾之处，玄奘一直没办法将这些矛盾点统一起来解决，为此他苦闷了很长的时间。在一番机缘下，他遇见了自天竺而来的僧人，告诉他慈氏菩萨所著的《十七地论》（即《瑜伽师地论》）在天竺广为传布，能解答他目前所遇到的疑惑。
于是，玄奘就在贞观元年（627）向朝廷请求去往天竺，但遭到了严词拒绝。没办法，求法心切的玄奘只好“冒越宪章，私往天竺”，在不久后开始了西行之路。他从长安出发，以“昼伏夜行”的方式躲避官府追查，先后经历姑臧、瓜州、玉门，出关后抵达第一站高昌国。
这标志着玄奘正式出了大唐国境，开始了长达17年的求法之路，其九死一生之经历令人顶礼膜拜。
玄奘西行图
他的足迹遍布新疆、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等地，在一千多年的唐代，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名僧人，以什么样的精神为动力，才能穿越盆地、荒漠、戈壁与丛林，花费17年时间、走过110多个国家、行程10万多里去追寻一门学问。
他不为名，也不为利，只为了纯粹而澄澈的信仰。
玄奘不仅走得远，而且学得也多。在迦湿弥罗国，他跟随当地的名僧学习俱舍、因明、声明等学问，为日后创立唯识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这位中国僧人是个天才，他奇迹般地掌握了十多种语言，有的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抵达那烂陀寺之前，玄奘大师先后跟随多人学习，内容全面覆盖了“大小五明”。此外，还包括耆那教、婆罗门教的典籍，他的梵文水平也因此突飞猛进。进入那烂陀寺跟随戒贤三藏学习后，玄奘开始了长达5年的留学生涯。
他不但取到了《瑜伽师地论》并深入学习，还研习了《中论》、《百论》等重要典籍，同时在因明、内明方面融汇贯通。除了这些，玄奘还系统地学习了“阿毗达磨”的理论，并且掌握了《成实论》的要旨。
以《俱舍论》为代表的“阿毗达磨”理论，是有部思想的精华部分，它代表着小乘义理光辉灿烂的顶点。而以破斥“我空法不空”的有部思想出现的《成实论》，则是贯通小乘与大乘的桥梁。《中论》和《百论》是大乘空宗的代表作，《瑜伽师地论》则是大乘有宗的顶峰。
那烂陀寺遗址
在佛教史上被称为“三藏法师”的人并不多，而玄奘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精通义理、贯彻两乘、通达五明、辩才无碍，在曲女城的“无遮大会”上一举成名。
在戒日王的主持下，五印共有18位国王作为裁判参加此次“无遮大会”，3000多名佛门龙象、2000多位外道学派精英齐聚曲女城，与来自大唐的僧侣玄奘展开了为期75天的辩论。玄奘高坐法台任人辩驳，在75天的时间内无一人能难倒他，由此声震五印。
外道对其顶礼膜拜，小乘弟子尊奉其为“解脱天”，大乘弟子尊奉其为“大乘天”。
不久后玄奘回国，长安洛阳两地的百姓僧侣“道俗奔迎，倾都罢市”，百十万人翘首以盼一睹圣僧的尊容。唐太宗李世民为其修建了大慈恩寺，玄奘开始了漫长的译经生涯，他将中国佛教义理推向了光辉灿烂的顶点。
作为“佛经四大翻译家”之一，玄奘提倡的翻译方法至今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由他译出的《心经》可谓妇孺皆知。而其创立的慈恩宗，更是将原汁原味的印度佛学带到中土，对佛教内部的影响十分深远。
除此之外，玄奘口述、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开阔了唐人的眼界，明代吴承恩以其为蓝本写出《西游记》，更是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文学经典。印度近现代的考古工作，也大量参考了《大唐西域记》，比如阿育王遗址、那烂陀寺遗址等古迹就是依此书指导挖掘出来的。
玄奘三藏在佛学、翻译学、文学、考古学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非凡的意义，而他那种坚韧不屈、为了理想勇往直前的精神，更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玄奘三藏与大雁塔
这位一千四百年前的“留学生”，以自己的行动超越了时代，梁启超先生称其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而玄奘大师的遗物历尽千年漂泊，更见证了朝代的更迭与人世的沧桑，它不仅仅是佛门圣物，同时还是华夏千年文明的见证者。
日本作为我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自隋唐开始深受我们恩惠。遣唐使来华后，唐王朝在方方面面都给予其支持，中土高僧鉴真更是东渡扶桑带去先进技术。而日本佛教是从这是开始成长起来，大量日本僧侣来到中土向高僧求法，回国后以法乳哺育民众。
然而，慈悲的佛法也无法消灭人心的丑恶，东瀛小国近代对我国的种种暴行仍历历在目。
释迦则提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儒家公羊派则说“十世之仇，尤可报也”，庵主看来两者都不可取。对于日本这样的国家，一味忍让只能招致令其更肆无忌惮，而强烈复仇的心态很有可能将数十年的和平成果毁于一旦。
历史，并非叫人记住仇恨，而是叫人记住教训。我们可以放下仇恨，但不可以忘记历史，否则就是背叛。
近几日惊闻南京玄奘寺供奉四只战犯，其中就包括松井石根和谷寿夫，这实在是闻所未闻之大新闻。都说评判僧人会招致谤僧恶果，然而依今日之情形来看，佛门藏污纳垢绝非一日之事。
玄奘寺供奉日本战犯
据传，玄奘寺供奉牌位收费高达上万元，果然是一桩无本万利的好买卖。其实，搞经忏、超亡灵这种佛门陋习也并无大雅，虽然与释家主旨背道而驰。但僧有圣贤、凡夫、粥饭之分，不可能人人都是玄奘这般的圣贤，搞搞经忏混口饭吃也无可厚非。
民国时期的太虚大师，就力图摆脱明清以来“经忏佛教”的陋习，但终究还是无能为力。它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说句不该说的话，并不是每个都因为修行而出家。
人世纷繁，佛门内鱼龙混杂也是合理的，天下哪有那么多龙象啊？但玄奘寺的问题则不然，它暴露的是僧团内部出现的严重问题，是佛子迷失在名闻利养中的堕落。一个庙能供奉玄奘舍利，它的规模一定不会小，却连最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丧失了。
无常识，所以连南京大屠杀的两位主要策划战犯都不知道，无良知，所以只要收了钱不管是谁都能设牌供奉。
释迦曾言，坏我正法者，着我袈裟者也。如今看来，此言真实不虚。佛在舍卫城与比丘乞食，持钵次第经行、净钵洗足敷座，那种庄严景象再也不会出现了。今日之佛子大腹便便、脑满肠肥、高床广卧、宝马香车、声色陶醉，这就是末法时代的败坏之相。
玄奘舍利并未成为他们修行的加持，反倒成了敛财的工具，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悲哀！
玄奘寺住持传真法师，与少林寺住持永信和尚同为“安徽颍上人”
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份子，都应当时刻铭记我们过去屈辱的历史。出家人仰仗十方布施才有资粮修行，本来更应当高举爱国爱教的伟大旗帜，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救度空虚苦难的灵魂。
即便是乡下小庙里目不识丁的庙祝，我想，也能守住这条做人最为基本的底线。而玄奘寺的教职人员，管理着如此巨大的寺庙产业，与玄奘三藏如此伟大人物的舍利子朝夕相处，竟然连最为基本的底线都守不住，这件事是不可原谅的。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即便本人是佛教徒，我也支持彻查此事，将一众德不配位的害群之马揪出来，以弘扬释迦以及各位古德的巍巍功德。穿上袈裟，并不代表着拥有特权，而是代表着责任与担当。
这种伤害人民情感、违背良俗秩序、公然挑战底线的行为，无论有意或是无意，都会为其带来灭顶之灾。“三武一宗”虽然早已成为历史的过往，但谁能保证下一次冲击永远不会出现呢？如果释迦子弟一直如此作为，我想，它应该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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