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宰相、丞相、首辅一箩筐，能有机会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不多，能够把握机会并一举实现抱负的就更少了。诸葛亮算是一个，但毕竟只是囿于川蜀一角，功德有限，最后还落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王安石也是宰相中的一个厉害角色，懂得变革，可惜好戏还没开场，舞台先让人拆了，变法失败。数来数去，也就剩下明朝著名宰相张居正了。张居正在中国历史上拥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他把一个问题百出、千疮百孔的明王朝打理得像模像样。说实话，皇帝有这样的能人辅佐，再舒服不过了。张居正健在时，也无须他操劳，需要他亲自操刀的事情太少了，他真正干的一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就是在张居正死后，送给他的子孙后代一场大灾难。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五十七岁的张居正因劳累病倒。他日理万机，为国事没日没夜奔忙，连十九年未能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都不能服丧守制，这在注重孝道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不是他不孝，国家实在离不开他，忠孝难两全啊！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不忍诀别的朝政、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号“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长眠江陵，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尽心辅政和中兴明朝的功劳，换来的竟是子孙后代的一场大难。
他的盖世功德源自成功的改革，他死后的家族灾难也离不开他的改革。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小人能够得逞，在于他们有了可以施展阴谋的空间，正是张居正拥戴的神宗为他们创造了可乘之机。
张居正，对神宗来说，是老师，是宰相，是他背后最强有力的靠山；是解决问题时的最佳顾问，是复兴国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变脸之快，让人始料未及，真是伴君如伴虎。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对张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满，但形势需要他，国家需要他，皇帝自己需要他。但当张居正站在皇帝背后指导一切的时候，大臣们眼里就只看到了张居正高大的政治背影，皇帝更像个摆设。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关系在朝廷盘根错节就是对神宗的威胁。在权力上，他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国家是我的，权力是我的先祖打拼下来的，你只不过是我雇来的臣子，凭什么让你站得比我还高，把国家和皇权的大部分都揽入怀里？那我还当什么皇帝，老子的脸往哪里搁？就算你在忠君爱国，那也不行，我的天威是否还在这才是我最关心的。这就是帝王的逻辑。十多年来，张居正的角色逐渐地从真正的老师逐渐地演变成皇权的笼子，随着神宗日益膨胀的皇权意识，终有一天他要突破难以释怀的郁闷。终于机会来了。张居正死后，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飞出了笼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得如此强大，他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感。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推荐的官员，他的下台，标志着暴风骤雨的到来。
不久，皇帝下了一道诏书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两地方富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
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喘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则一律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风往哪边吹，树朝哪边倒，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大批严格办理丈量的官员被参劾，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与张居正有关。他们被指劣迹斑斑，之所以胆大妄为，是因为后面有张居正这棵大树。
反张运动的范围和程度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深知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管他张居正是谁，管他以前是否对自己有多少恩宠，跟着大势走就万事大吉。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污蔑、丑化张居正。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剥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绍绅等，也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的一批官员有的被削职，有的被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朝堂上却没有人敢为张居正说句公道话。
直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但一切都晚了，无济于事。所谓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就是这么回事。
为国家操劳一生，鞠躬尽瘁，得来的却落得家破人亡的惨剧，一个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大臣却落得如此下场，说起来让人寒心。寒心不只是就事情本身，更是对皇权无情的感叹。封建王朝的皇权无所谓恩情，它太现实了，只有对臣子有限的需要，你完成了该完成的未必就好，只要触及了皇权的毫毛，功劳再大也敌不过它的轻轻一击。长子张敬修临死前留下一封遗书讲述了被抄家的全过程，书中道：“呜呼，天道无知，似失好生之德，人心难测，罔恤尽瘁之忠。”“可怜身名灰灭，骨肉星散，且虑会审之时，罗织锻炼，皆不可测，人非草木，岂能堪此！”
皇权归皇权，它可以一时懵懂，干了荒唐事，像个小孩说变就变，但时间总能让历史恢复原貌，彰显公正的一面。过了他死后那段黑暗的岁月，再来审视他的一生，一切都会更加贴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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