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田旧时日常语拾零
徐银飞 收集整理（2016.07）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这是唐朝诗人贺知章留下的一首绝句，
让出门在外的游子们读后倍感乡音的亲切。
但是，
随着社会的发展，
乡土语言也在不断变化，
四五十年以前的许多日常语就跟现在大不相同，
而且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说法，
正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
对于新一代的年轻人而言，
有些带着新田乡土气息的日常语已经相当生疏，
甚至渐行渐远渐无声
……
民间骂人，花样百出。儿时经常听到讲某人是“现世宝”，但不懂得其中含义，后来才知道“现世宝”是由“现世报”的谐音转化而来。“现世报”原是儒家的报应观，指人做善恶之事，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善以善待，恶以恶待”。“现世宝”专指不长进、不成器的男丁，泛指没有出息、丢人现眼的人。也是亲近的人之间的一种戏谑。
社会上流里流气、打架斗殴、偷东摸西的人，叫“痞子”，就是恶棍、流氓、无赖。 没有职业、游手好闲、不走正道之人，叫“二流子”，也叫“打流的”。有的父辈训斥小孩说：“你再不好生读书，就只能去打流。” 与“痞子”、“二流子”相近的还有“水老倌”，指的也是品行、作风不太正派的人。不过，“水老倌，头发倒两边”，这“水老倌”似乎还带点新潮达人的味道。 揶揄某人行事张扬、趾高气扬，就讲“卵兜巴相”。人格卑下，口是心非，就讲他是个“奸臣”，也就是“小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就是“捧卵泡”。说话不利索、不得要领，就是“东扯葫芦西扯瓜”、“扯卵弹琴”、“扯卵半斤”。 多嘴多舌，搬弄是非，出口伤人，就是“生牙花”、“生喉疯”。孤寡无后之人，就叫“绝兜子”、“绝兜巴”。泼辣蛮横的妇人，就叫“妲己娘娘”。逆来顺受怕老婆，就叫“布包头”。诅咒他人不得好死，就是“雷公打的”、“乱石滚的”、“打靶的”等等。撇开道德的因素，骂人也是一种正常的情感流露，也是人际交流的一种意思表达。只是过去很多骂人的话现在不用了，这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表现。 得理不饶人，非让对方认错并作出某种承诺不可，就叫“认火鸡公”、“认火鸡”。
比如，旧时县官出庭审理案件、处理事务，因坐于县衙厅堂而得名“坐堂”。由此引出另一涵义，民间中医师行医之处称作“坐堂”或“坐诊”。 医药费叫做“汤药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乡镇卫生院都称作“诊所”。
学校叫做“学堂”或“学馆”，在校从事教务称为“坐馆”、“坐学”、“坐学堂”。学生开始入学就读，称为“开蒙”、“启蒙”。数学课叫“算术”，解答算术题的结果叫“得数”， 而不像现在称作“答案”。
学校设学田以赡学，以佃租的方式收取“租谷”，作为教师薪俸及补助读书人等开支。教师的薪俸叫做“俸谷”， 就是现在讲的“工资”。
教书人尊称“先生”，行医的尊称“先生”，擅长用草药医病的土医师就称为“草药先生”。请医师上门看病，称为“请先生”。还有，算命的也称作“八字先生”，民间丧事活动中，替亡人择定墓地的则称作“踩地先生”。看来，旧时进入“先生”行列的门槛较低。
旧社会灾荒连连，百姓食不果腹，吃饭问题是一个最普遍、最严峻的问题。要吃饱肚子，那时最好也是最无奈的出路就是去当兵，当了兵就可以有饭吃。所以，当兵就叫“吃粮”，当兵服役的人就是“粮子”。老辈人经常提及的“广西粮子”，就是指广西军阀部队的士兵。
穷人为了养家糊口，便手持竹板、身背渔鼓，走村串户，说唱乞讨，称作“打莲花落”、“打渔鼓”，但不同于纯粹意义的那两种民间艺术形式。
也有人铤而走险,以拦路抢劫、打家劫舍为生，这类人称作“捞仔”或“苗子”，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土匪”。 旧时遭遇兵祸匪患，百姓东奔西逃、流离失所，称之为“走”，如“走捞仔”、“走日本”、“走广西粮子”。
民间有句俗话：“男人靠‘出路’，女人靠怀肚”。意思是，在过去饥馑年代，怀孕的大肚婆才能享受生活优待，男人想要吃饱喝足，就必须“出路”，也就是外出跑江湖，做工做生意。这“出路”跟现在的“劳务输出”差不多，只不过那时走“出路”是男人的专利。出门在外，财不“露白”。“露白”就是泄露秘密隐私。
新田乡村常见三五人或六七人聚在一起吃众餐，时间、地点以及饭菜种类随遇随意，花费人头平摊，叫做“打平伙”，寻头人叫做“平伙头”。乡下人“打平伙”，公平均摊，心安理得，吃吃喝喝，其乐融融，图的就是个热闹，是如今城市年轻人流行的“AA”制聚餐不能相比的。 旧时另有一种聚众吃大餐，就是邻里乡井发生矛盾纠纷时，得理的一方势众到理亏者的家里杀猪、吃大餐，俗称“打油伙”。而当今现实生活中讲的“打油伙”，则成了“碰瓷”、“医闹”、“敲诈勒索”的代名词。 还有一种“吃合食”，听起来像“打平伙”，其实跟聚餐吃饭挨不上边。在村镇集市牛行，每笔买卖成功后，买家和卖家都要付给做中人的一定报酬，有句行话：“牛尾巴两边甩，一边各两块”，这就叫“吃合食”。“吃合食”的人就是专门做牛生意的中间人，相当于现在的市场中介、经纪人。 地方上由亲戚朋友或邻里多人自发凑集资金进行经济上的互帮互助，叫做“打会”，又叫“请会”。出面请会的人叫“会头”、“会首”或“会主”，应邀入会的人叫“会子”或“会员”。俗话讲：“一排篱笆三根桩，一条好汉三个帮。”对于囊中羞涩又急需钱办事的人来说，“打会”、“请会”确如雪中送炭，可解燃眉之急。这是带有互助性质的民间借贷活动,也是传统的民间信用形式之一，类似于现在的互助储金。
又如日常用品。由于旧中国民族工业落后，过去，新田民间生活用品基本上是外国的“舶来品”，大多带个“洋”字，称为“洋货”。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还把火柴叫做“洋火”，雨伞叫“洋伞”，做衣服的织布叫“洋布”，点灯用的煤油叫“洋油”，煤油灯叫“洋油灯”，建筑用的水泥叫“洋灰”，各种庆典活动使用的鼓号叫“洋鼓”、“洋号”。
上世纪七十年代，出了一种合成纤维新布料，俗称“的确良”。因其挺刮、耐穿又免烫而风靡城乡，普通老百姓还买不起。“的确良”大概流行了十多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没落无声了，可能“80后”的年轻人对“的确良”已没有什么印象。 以前，乡下人泡茶喝茶一般用土罐子，叫做“茶罐”。南乡人还把大号茶罐叫做“外婆茶罐”。用来斟酒的罐子，叫做“酒茶罐”。保温瓶是一种奢侈品，叫做“热水壶”。烧开的水叫做“滚水”，烧烫的水叫“赖水”。煮饭用的铁锅叫“鼎锅”，炒菜用的铁锅叫“扒锅”，安放在土灶上的大口铁锅叫“灶锅”。用来盛水的坛子（陶瓷或石料）叫“水缸”，也叫“水缸坞”。用来酿酒的坛子叫“酒缸坞”，用来盛酒的壶叫“酒壶”。有一种土陶瓷大酒壶，因盛酒量多（一般可装酒十几斤），故称“酒海”，南乡一代简称为“海”。有的地方把这种“酒海”叫做“鸡公壶”。
五六十年前，新田城乡罕见小型汽车，只有少量吉普车。那时的吉普车顶篷是用帆布包装而成的，乡下人就把它叫做“包车”。儿时唱过一句歌谣：“汽车马车脚踏车车……”，这“脚踏车”又叫做“单车”，就是自行车。当年，手摇电话机是主要的通信工具，打电话称作“摇电话”。
逢年过节，乡村里的娱乐活动主要有“唱大戏”、“耍花灯”、“耍狮子”。端午节“赛龙舟”，叫做“扒龙船”。上世纪五十年代，新田城乡始有电影，叫做“演电影”，可能这是从“演戏”引申而来的。农村放电影靠小型汽油发电机供电，南乡有的地方把启动汽油机发电叫做“发汽”。
再说从业。民间有“一劁二补三打铁”之说，一劁就是劁猪，干这一行的师傅叫“劁猪佬”，补锅的师傅叫“扒锅补”，打铁的师傅叫“铁匠古”。做木工的师傅叫“木匠”，砌屋的师傅叫“砖匠”，加工石料（如打制磨盘、打造墓碑等）的师傅叫“石匠”，修补蓬垫、箩筐之类竹器的师傅叫“篾匠”。箍桶补桶修木盆，叫做“整桶”，“整桶”的师傅叫“桶古佬”。 “赶猪头”是乡村里一种专门由男性从事的行当，也叫“赶猪公”、“赶叫猪公”，就是赶着种猪走村串巷，给母猪配种，以获取一些米和鸡蛋作为报酬。现在，给母猪配种都是在兽医站打一针就完事，这个行当已很少见了。
过去道路交通落后，城乡各地的货物全靠人力运送，受雇挑送货物或自购自挑货物，叫做“挑脚”，挑脚的人叫做“脚夫”。供货方打发挑脚人挑货返程，称为“发脚”。 出门在外，走到墟镇地方或官道、盐道沿线村庄，但见某家屋壁上贴有“中伙安宿”一类招牌，这类人家便是“伙铺”。过客进去住宿，叫做“落伙铺”。若是时至正午，也可以进去单煮午饭吃,叫做“打中伙”。现在，“落伙铺”一词基本被“上旅店”、“住宾馆”、“开房”取代了。
民间操办红白喜事时，操办饭菜酒水的叫“厨子”、“伙夫”，为首者叫“厨子头”、“伙夫头”。吹打鼓手称作“文乐师”。专侍丧事迷信活动的男性称作“师公”、“和尚”，跟正统的师公（即道士）、和尚是不相同的。 “哭娘”是由女性唱主角的重要丧葬礼仪和习俗，以哭的形式寄托亲人去世的哀思，颂扬亡人的生平事迹，所以又叫“哭死人娘”，也就是通常说的哭灵、哭丧。如今，新田民间会“哭娘”的人越来越少了，即使在比较偏僻的乡村，举行葬礼也是请吃这碗饭的人来哭，“哭娘”逐渐变成了一门挣钱的职业。 新田民间把婚礼上的“哭嫁”也称作“哭娘”。在新娘出嫁的先天晚上，出嫁女通过“哭娘”，向长辈、兄妹和亲朋表达感恩之情、离别之情，这是传统婚礼习俗之一。婚嫁“哭娘”在喜庆欢快的气氛中进行，与丧礼的“哭娘”根本是两码事。 旧时的婚姻讲究明媒正娶，若结婚不经媒人从中牵线，就会于礼不合，即使有两情相悦的，也会假以媒人之口登门说媒，从中撮合，方才行结婚大礼。因此，媒人在婚姻嫁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媒人一般以女性居多，称之为“媒人婆”，也可称为“媒人公”。无论“媒人公”、“媒人婆”，统称“介绍人”。媒人说媒提亲，俗称“做介绍”。
旧时，新田南乡一带的佣工佣人把雇主称为“主家”,跟其他地方称呼为“东家”是一样的意思。有钱的富裕人家俗称“大户人家”、“大主家”，而现在则称为“大款”、 “老板”、“富婆”。夫妻俩称作“两公婆”，父子俩称作“两爷崽”。
人民公社时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形式，与现在的乡镇、行政村和村民小组相当。农村居民称为“社员”，也就是现在的村（居）民。“社员”是生产队的劳动力，每天统一“出工”、“收工”、“记工分”。那时，城乡各地经常举行传达上级指示、批斗、宣判等群众性集会，因参加人数众多，称为开“万人大会”。这一类用语，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百姓对不相识的国家干部以及其他公家单位人员，一般都称呼为“同志”。现在，除了少数乡下老者，基本上不这么喊了，要么以官职相称，要么称呼“老板”、“帅哥”、“美女”。这类打招呼用语，越来越新潮时尚了，或许只是俗气了一点，不如从前那么朴实、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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