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初，南半球的夏天，一队现代装备全副武装的新西兰科考队行进在南极洲茫茫雪原上。
在途经一处早已废弃的老旧补给站时，几个好奇的科考队员走了进去，想看看百余年前的补给站内部是什么样。
尘封百年，补给站内的物什都已经敷上了一层冰霜。队员们发现了一些油桶，有的里面还有残存的煤油，还发现了几盒一百年前的罐头。
正在队员们悻悻然准备离开时，一个铁盒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其实铁盒摆放的位置挺显眼的，因为覆盖着白霜所以之前没有注意。
科考队员们意识到这可能是历史上某一批前辈留下的，可能是一些信息也可能是遗物。
队员们把铁盒带回队里，慎重地将其打开，只见里面是一堆待冲洗的胶卷。
人类有关南极大陆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当时古希腊的探险家已经发现了北极冰盖的存在，并误认为那是一块大陆。
于是亚里士多德推理道，既然存在北极大陆，那就应该还存在南极大陆，否则地球不就头重脚轻了吗？亚里士多德就这样从笔尖上“推算”出了南极大陆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在西方的地位堪比孔子，后世许多人对他的这一推测深信不疑，很多中世纪的地理学家甚至在绘制世界地图时，在最南端画上他们想象的南方大陆。
16世纪以后，随着航海技术的突破，欧洲的探险家们纷纷扬起风帆，踏上寻找新大陆的征程，有人向西当然也有人向南。
英国航海家库克就是一个典型的一路向南的探险家，即便在发现了澳洲之后他也没有满足，而是继续南下，立志要发现传说中的南极大陆。
遗憾的是库克船长终其一生也没能发现南极洲，他多次进入了南极圈，可惜都与南极大陆“擦肩而过”。
当时欧洲的殖民潜规则是“先到先得”，一块陆地被哪国船长先发现就属于哪国。
在殖民利益和探索精神的双重激励下，一代代探险家前仆后继，终于在1840年1月，法国探险家杜蒙.杜威尔成为了第一个亲眼看到南极大陆的人。
此后，英国、挪威、澳大利亚等多国也陆续派人登上了南极洲。
按说以十九世纪的科技水平是完全开发不了南极大陆的，就连前往南极的探险家也往往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
可殖民时代的欧洲列强们似乎已经不考虑成本了，不断资助探险队来南极“跑马圈地”。
南极洲的自然条件是极端恶劣的。
其总面积1424.5万平方公里，全境平均海拔2350米（把泰山平移到南极洲的话，山尖露不出地面），98%的陆地常年被冰雪覆盖，没有任何动植物生存，企鹅、海豹们都挤在2%的土地上。
至于气温就更不用说了，有记载的最低气温达到零下89℃，即便在夏季气温也一般在零下三四十度。
而且这里风暴频繁，风力强劲，在这样的环境下，以十九世纪的科技水平，探险家们就算穿得再厚，手脚冻到坏死截肢也是司空见惯。
于是后世学者们把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这段时间，称为南极洲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因为这一时期踏上这片大陆的每一位先行者，都无愧于“英雄”二字。
例如1895年首位在南极洲越冬的探险家博尔赫.格列文，因为船被浮冰困住，博尔赫一行人被迫滞留在南极洲罗斯海岸数月。
当时正值冬季，带的食物又不够，探险队靠捕杀海豹和企鹅维持能量摄入，历尽艰苦，成功熬过冬天，得以返航，被誉为南极探险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这一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英雄史诗莫过于1911年英国和挪威为抢先到达南极点而发生的“竞赛”了。
当年年末，由阿蒙森率领的挪威探险队和有斯科特率领的英国探险队几乎同时抵达了南极洲罗斯海岸。
当时大家也都知道对方是来干什么的，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利益和荣誉的较量，因此两队也没有什么沟通，相隔很远地扎了营。
经过一番准备，10月19日，挪威探险队五人携带着食物、燃料、帐篷、药品，乘坐由52只爱斯基摩雪橇犬牵引的4架大雪橇出发了。
他们此行目的地正是南极点，往返里程共2977公里。
爱斯基摩犬虽然生长在格陵兰北极圈里，但来到南极圈它们也一样很适应，它们换着班拉雪橇，载着队员和物资在冰原上行进。
他们出发时带的食物和燃料并不足以支撑全程，但这是在计划之中的，因为根据规划的路线，沿途可以经过几处补给站，只要不迷路，就可以在那里补充物资。
他们白天行军，晚上扎营在睡袋里休息。
在这种极寒的情况下，一日三餐是必须保质保量的——说是保质保量，但无非就是肉糜罐头、压缩饼干、热可可连续吃数十天。
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12月14日，挪威探险队到达了南极点，他们惊喜地发现这里没有英国人到过的迹象，于是五个人郑重地在这里插下了挪威国旗。
次年1月25日，挪威队顺利地返回了营地，全程用了98天。
以当时的条件来看，这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这既得益于队员们过硬的素质，也得益于恪尽职责的爱斯基摩犬们。
但这场“南极点争夺战”之所以被称为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并不是因为挪威队的顺利完赛，而是因为比挪威晚五天出发的英国探险队。
在挪威队出发后五天，10月24日，由罗伯特.斯科特率领的英国探险队也从罗斯海岸边的营地出发了。
可跟挪威队不同，英国营地再也没有等到队员们回来。
其实英国探险队失利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选错了交通工具。
与挪威队选择了单一的、适合的交通工具——格陵兰爱斯基摩犬不同，英国探险队选用了三种交通工具：狗拉雪橇、马拉雪橇、摩托车。
英国队的狗恐怕也不是真正适合南极的犬种。这三种运载工具显然不在一个“节奏”上，不是车等橇，就是橇等车，有时两种橇还互相等。
而且当时的人可能不知道机动车根本适应不了极寒的环境。
摩托车出发没几天就不行了，队员们只好把它们扔在茫茫雪原上。
而他们的狗在他们行进到罗斯冰架时已经被冻得无法工作，于是只好由队员跟马一起拖拽物资。翻越冰架后，英国队的马也应付不了南极的极寒，趴窝了。
此时他们离南极点还有一段距离，队员们没有放弃，他们搜集了一些狗肉、马肉作为食品补充，拖着雪橇继续上路。
可等他们1月16日到达南极点时，挪威的国旗已经在那飘了半个多月了。
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插旗，如今被人捷足先登，这意味着他们之前受过的千辛万苦都毫无意义了。
但英国队一行五人还是赶紧收起沮丧的情绪，重整士气。因为还有漫长的回程等着他们。
队长斯科特在整个行军过程中坚持记录日志。这些日志最终在1912年11月被搜救队发现。
人们从这份日志中得知了斯科特和他的队友们人生最后一段旅程的经过。
一月按说应该是南极一年中最暖和的时段，但1912年1月27日的一场暴风雪中，斯科特还是看到“该死的雪拱起一道道的波浪，看上去就像一片起伏汹涌的大海”。
1月27日，星期六：下一个补给站离我们不到60英里，我们还有整整一个星期的粮食，但是不到补给站，我们就别指望真正饱餐一顿。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饿，要是能多吃一点，至少午饭能多吃一点就好了。
……
2月1日，星期四：今天的天气太糟了，我们用四小时四十五分只走了8英里。晚上八点我们还在走。埃文斯手指头情况恶化，冻掉了两个指甲。
……
2月17日，星期六：我们回来的时候，埃文斯失去了知觉。夜里12点30分，他平静地死去了。
……
3月4日：我们午餐吃了马肉做的浓汤，美味可口，让人精神振奋。我们现在的处境很难，但没有一个人灰心丧气。希望下一个补给站的食物能多一些，还有燃料，我们的煤油快要见底了。
3月5日，星期一：昨天下午遭遇了一阵斜向刮来的风，持续了三个多小时。上午的行军状况并不好，只走了3.5英里。奥茨的脚情况不太好，今天上午只能一瘸一拐的走。在帐篷里我们谈论各种话题，但对于食物问题已经避而不谈了。
3月8日，星期四：奥茨的脚其实已经不应该再走路，他连穿鞋袜都非常费力，威尔逊的脚也出了问题，他做为副队长总是给他人提供帮助。我们距离下一个补给点还有8.5英里，这点距离都给我们造成了困难，这真是有点荒谬。
星期六，3月10日：我们昨天到了胡珀山脉的补给站，我们所需的补给并未得到充分的补充…今天早上我们拔营出发时，从十一点钟方向突然起了风，风力迅速上升，我们行进了半个小时就被迫扎营。……
3月16日，星期五：前天午饭时，奥茨说他无法再继续了，他建议我们把他留在他的睡袋里。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做，我们劝他坚持下去。
下午他又挣扎着跟我们一起走了几英里。到晚上，他的情况更加不好…临睡前，他说希望就此不要再醒来，但昨天早上他还是起来了，当时外面刮着暴风雪，他说：“我只是到外面去一下…”就出去了，我们从此再未见到他。
3月18日，星期日：昨天，迎面而来的风和漂流的雪更多了，风力是4级，气温是零下35度。
我的整个右脚和双脚的脚趾都不听使唤了——明明两天前我还在为拥有全队最好的一双脚而庆幸。我们距离下一个补给站还有21英里。现在风平和下来了，也许对我们略有帮助。
3月21日，星期三：星期一晚上时我们就离补给站只有11英里了，可昨天暴风雪肆虐，只好一整天都在营地度过。我们的食物勉强能再撑两天，燃料够煮两杯茶。
3月29日：从21号到现在，我们每天都时刻准备出发前往11英里外的补给站，可帐篷外始终到处是风雪的漩涡。我想，我们已经不能再指望情况好转了，我们将向补给站进发，自然地死在归途。
日记到这里就终止了。
当年11月，搜救队在雪地里发现了探险队三人的遗体和这本日记。跟日记一起被发现的还有斯科特给他妻子的遗书。
其中写道：“现在最糟糕的是我无法看见你——这不可避免，我只能面对……关于这次远征的一切，我能告诉你什么呢？它比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不知要好多少倍。”
1958年，当时在南极拥有所谓的势力范围的12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南极条约》，约定“南极只能用于和平研究目的，冻结一切主权要求”。
南极从此进入各国和平合作，共同探索的时代。我国自1983年签署《南极条约》后，也开始每年一次进行南极科考。
2019年，一支新西兰科考队在途径的一处补给站遗址中，发现了一盒待冲洗的胶卷。出于好奇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它们洗了出来。
照片的内容令世人震惊，这竟然是百余年前英国斯科特探险队留下的。
照片中记录了他们来时乘坐的帆船，他们的马拉雪橇，他们五人出发前的合影，和他们后来在冰天雪地中拉雪橇的画面。
这些百年前的南极影像有很大的历史学术价值。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将斯科特最后一次南极探险的经历写成了传记。
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人们有了破冰船，有了专门适应极地气候的车辆，甚至有了能在冰原上起降的飞机。
百年前斯科特探险队那样叫天天不应的绝境,至少在南极再也不会出现了。
但挑战自我，勇于探索的精神是不会过时的，还有无尽的未知世界在未来等着我们，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筚路蓝缕的前辈们。
参考文献
大卫.戴,《南极洲：从英雄时代到科学时代》,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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