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四史里，“前四史”的评价最高。这四本书分别是司马迁父子的《史记》、班固父子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和陈寿的《三国志》。《后汉书》与《三国志》论时代则后汉在前，论作史时间则陈寿早于范晔一百多年。陈寿原先是蜀国人，他的老师就是投降派人物谯周，所以蜀亡后陈寿也变节到晋朝做官。他编写《三国志》，以曾经的敌国曹魏为正统，黜蜀吴为偏霸，并且发明了“回护法”，在史书中专门为尊者避讳。
我们只要对比《后汉书》和裴松之注，就可以看出《三国志》里回护的地方了。
范晔是南朝人，比陈寿晚了一百多年，他写《后汉书》的时候，距离汉末已远，不存在利益相关，因此能够秉笔直书。而陈寿的《三国志》写于西晋统一后不久，许多三国人物尚在人间，就连篡魏的皇帝司马炎仍在执政，所以修史的时候无法做到完全的客观公正。而且陈寿是晋朝的官员，得对晋朝的相关人物进行曲笔回护，这造成《三国志》部分内容过于简略以及失实的毛病。
《三国志》的《魏书》记载说汉献帝委任曹操为翼州牧，《后汉书》则直接说曹操自领翼州牧，凡曹操为丞相、称魏王、加九锡都写作“自为”、“自进”，以此来说明曹操把持朝政的现实。至于曹丕篡汉，《三国志》说是献帝见众望所归、人心系魏，才召集群公卿士，献出玉玺，主动禅位；《后汉书》则直言“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说明禅位并非献帝自愿。也就是说，《三国志》只记载表面，而《后汉书》道出了实情。
写到魏末时，陈寿又仿效曹魏篡汉的笔法，描绘曹魏如何主动进司马懿为丞相，加司马师太师，尊司马昭魏王等等，写得不厌其烦。《魏书》里，蜀吴二国君主的亡故皆不记载，并且直呼其君名为“备”与“权”；《蜀书》与《吴书》中，凡涉及曹魏君主的，都尊为“曹公”、“魏文帝”、“魏明帝”等等。
不过《蜀书》中称刘备和刘禅为“先主”及“后主”，不呼其名；《吴书》则直称“策”、“权”、“亮”等。陈寿虽然不敢用“昭烈帝”来称呼刘备，但也不愿意直呼其名，因为陈寿曾是蜀臣，这也是他的一点小心思了。
至于有关于晋朝王室的人物，那么措辞就更加客气了。例如称司马懿为“司马宣王”、司马师为“司马景王”、司马昭为“司马文王”。耐人寻味的是，陈寿对当朝皇帝司马炎的名字并不避讳，《三少帝纪》中称他为“新昌乡侯炎”、“晋太子炎”等，而不是“今上”，殊不可解。
“为尊者讳”是孔子修《春秋》的一种方法，他认为国君遭受欺辱，臣子修史就应当曲笔掩护。就像父亲被人欺负了，儿子不能直笔记载下来一样，而是要在文字上作些掩饰，以存君父的体面。所以明明是晋候召周王来河阳会合，《春秋》却曲笔说周王自己狩猎于河阳，这是美化周王被诸侯命令的屈辱，也是“为尊者讳”的本意。但是孔子的避讳法也是有原则的，对于杀父弑君等罪大恶极的事，《春秋》都是直接发露，绝不隐瞒。而陈寿的回护法却完全扭曲了“为尊者讳”的原则，不仅讳言国君的耻辱，而且还积极为国君隐恶，把瞒与骗带入历史中。
司马师废曹芳，本是大臣专权所为，却被陈寿改完了面目。《魏略》明白的记载说司马师派郭芝入宫废立，当时太后正与魏帝曹芳下棋，郭芝便说：“大将军欲废陛下。”太后不高兴，说：“我欲见大将军。”郭芝便恐吓道：“大将军何见耶？”太后无奈，只得交出玉玺。而《三国志》却写成太后如何下令、如何批评曹芳无道不孝，又如何说明他罪有应得，理应被废。明明是司马师胁迫太后废立曹芳，陈寿却写成曹芳恶贯满盈，太后才下令废掉他，实在是颠倒黑白，全为司马氏隐恶。
关于司马昭弑君的记载，更是《三国志》的一大污点。《汉晋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语》诸书都记载说魏帝曹髦见威权日去，心有不甘，想要向司马昭讨权，才发甲于凌云台，驱车去讨伐司马氏。司马昭闻讯，急令贾充出来阻拦，当时丞相府的士兵都不敢妄动，害怕对皇帝用武。贾充便对成济等说：
“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
于是，成济领命上前杀害了曹髦。后来为了封口，司马昭竟处死了成济。然而谁都知道成济只是一个替罪羊而已。
后人编的《晋书》就说成济刺杀曹髦，刃出于背，为众人所亲见。司马昭急忙召集百僚来商议，问陈泰说：“任伯，天下其如我何？”陈泰建议腰斩贾充以写天下。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故而不忍杀害，相比之下，成济只是一个小喽啰，死不足惜，“于是归罪成济而斩之。”
《三国志》关于这段事却绝口不提，只说“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后面便抄录一份皇太后的令，历数曹髦的罪恶，说他“情性暴戾，日月滋甚”，非但不听管教，居然还想鸩毒太后；又抄录大臣们的奏疏，说“高贵乡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祸”。把恶名全部都推到了曹髦身上，将其搞黑、搞臭，让人觉得他死有余辜。接着又抄录司马昭的奏疏，称魏帝起兵冲向相府时，司马昭曾下令不准伤害皇帝，结果成济不听命令，误伤了曹髦，现在“臣即敕侍御史收济家属，付廷尉，结正其罪。”让人读起来，仿佛司马昭非但没有授意弑君，而且还为曹髦报了仇，反而有讨贼之功。至少他想说明，是成济违背司马昭的意思，擅自杀害了曹髦，与司马昭无关。至于成济如何抗拒捉捕，如何跑到房顶去怒骂司马昭，《三国志》一字不录。
司马昭是司马炎的父亲，《三国志》写在司马炎当政的年代，自然不能秉笔直书，但陈寿的回护法无形中达到了为司马氏隐恶的效果。假使没有其他史料传世，历史的真相就这么被正史给歪曲了，可谓是全书的一大污点，它开启了瞒和骗的作风。对于史家来说，敏感的话题应用留白来抗议，而不是用歪曲来掩护。
陈寿
《三国志》也为曹魏隐恶按理来说，陈寿出仕于晋朝，迫于官方压力，为晋室隐恶也算情有可原。但是《三国志》在当年并不是官方正史，而是私家著述。直到陈寿死后，官方才下诏让洛阳令到其家中取书。因此，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没有受到官方的直接压力，他的回护法更多还是基于内心中的自我审查。他害怕得罪朝廷，所以为晋室隐恶，但是这种自我审查也有过度的倾向——那就是继续为隔代的曹魏隐恶。
《后汉书》写汉朝大臣反抗曹操，都是用“欲诛”的字眼，说明曹操是汉贼。《三国志》则指责耿纪、韦晃等人讨伐曹操的做法是谋反。董承奉汉献帝之命密谋诛曹，结果被曹操杀害，《三国志》用了“伏诛”的字眼。《后汉书》记载华歆从密室中将伏后揪出来杀害，而《三国志》的《华歆传》却无一字涉及之此事。《武帝纪》则说：
“十一月，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伏法”是依法被处以死刑，可是按《三国志》的说法，伏后不过是给父亲写信说皇帝恨曹操而已，这究竟犯了汉法里的什么罪呢？而且丞相是否有权能够绕过皇帝去判皇后死刑呢？
或许在陈寿看来，曹氏欺凌汉室与司马氏欺凌曹室的历史太像了，要想美化后者，就得先美化前者。而且如果秉笔直书的话，难免会受到经常官方的联想，以为自己有什么影射的嫌疑。所以他干脆全部进行隐恶罢。
《三国志》告诉我们，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或者，至少是在胜利者的压力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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