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清朝同治九年。
直隶总督曾国藩正在天津处理教案，即将结案。这天，他正在厅堂欣赏着挂在那里一块“勋高柱石”的匾额，十分得意。忽然，外面中军高呼：“圣旨到！”原来是兵部用火票飞递来的一道谕示。谕示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死，江南庶务冗繁，着调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坐镇料理。”
曾国藩接旨后，一连几晚没有睡好。他在两江任职多年，故旧部属甚多，对马案的经过，早有所闻。他认为案子并不难办，而难就难在不能办穿。
事情也的确如此。马案发生以后，慈禧立即委人审理，并且数易主审官。但无论是知县、抚台、还是督帅，审上几堂，便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往下再审，一个劲地往上司身上推。慈禧先委江宁将军魁玉暂署督篆，审理马案。魁玉审了半天，只上报了“供词闪烁”四个字。慈禧一看不行，又派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审。张之万是漕帅，但他审了一阵，也只报了“海盗挟仇”四个字，便溜之大吉了。
如今，慈禧给曾国藩套上这个箍圈，他甩又甩不掉，推又推不得，没奈何，只得前去面圣，于闰十月廿三受印上任。
曾国藩
二 刺马之日刺马案这样难审，到底为何？这就先要讲到马新贻了。马新贻字谷山，山东菏泽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他从做知县起，十余年间，便做到两江总督。作为一个汉人，这是少见的。这一年，他才三十三岁。因为他为清王朝卖命，镇压太平军、捻军有功，才换得西太后的信任。其实，他治军无术，却有一套欺世盗名的本领。他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容大臣后，以中兴少壮派自居，向朝廷大谈整顿军队的重要，并以督臣的身分，亲自在督署训练军队。他对校阅官兵抓得很紧，每月必调阅，称为“月课武职”。这年七月二十六日，正是月课之期，踌躇满志的马新贻，怎会想到刺客也定在这日对他动手呢。
校阅军马，是江宁一时之盛。每次校阅，必有许多观众，而这次规模之大，更不比寻常。一是这次校阅的级别高。西太后委三品大官彭玉麟为总监督，说明这次校阅的规格。二是这次校阅的官兵多。调阅军马共二百五十六营，每营五百，总共有十二万八千人。三是这次校阅的看客，不仅有金陵市民，还有来自两江参加乡试的士子。故而盛况空前。
二十六日大清早，督署校场便热闹非凡。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于途。校场四周，已挤满各色各样前来观光的人。正在喧嚣之际，忽听有人喊道：“马大帅来啦！”
这一喊不打紧，人群顿时骚动起来，争着要看马帅威仪。那些站在后面的人，即使伸长脖子，踮着脚尖，仍然什么也看不到。挤了一会，忽听前面有人传话过来说：“不是马大帅，是彭公保彭玉麟来啦！”人群又一次骚动，要看彭公保的威仪。
说真的，那彭玉麟在当时，身分的确吓人，官居一等轻车都尉、太子少保、七省水师提督军门，又是这次校阅的钦命总监督，岂不是地动山摇的人物？彭是湖南人，个子并不怎么魁梧，这时，已经五十八岁了，但精神还格外好。他一下轿，便往校阅厅上跑。这可忙坏了厅上那些官员，一个个都起身来迎接，什么江苏抚台丁日昌，江西抚台沈葆桢，安徽抚台张达凯，三省总兵吴长庆、胡百年、何得开……都上前请安。彭玉麟拱手，也不客气，一屁股便坐了校阅厅前排正中的座位。
又等了一会，江宁将军魁玉到了。他是这次校阅的副总裁。应到之人都到齐了，唯独不见校阅总裁马新贻。他不到场，这校阅是不能宣布开始的。彭玉麟对此老大不高兴，一连看了三次怀表。他那怀表是李鸿章送给他的，在当时算是稀世之物。第三次看怀表时，已是九点差不离了，彭玉麟正待发作，只听下边报道：“马大人到！”彭公保这才将表啪的一声关上，心里嘀咕：这小子的架子可真不小！
这也是事实。只见人群分处，一彪马队，拥着一乘轿子，威风凛凛，如飞而入。轿子前后，跟着二十多个戈什哈（侍从武弁）。接着是中军副将喻吉三，武巡捕叶化龙，把总唐得金、朱信忠，千总费善乐，以及马兵、差弁等一干保镖。
人们见马新贻来了，知道校阅即将开始，都不觉呼叫起来。那马大人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头上是大红顶戴，双眼花翎。他一本正经，不怒不笑，疾步走上厅台，与众大人一一招呼后，便携着彭公保的手，十分尊重又十分亲切地来到前排正中这一举动，把彭玉麟一肚皮怨气顿时消了一半。这时，马帅便宣布校阅正式开始。
月课本是例行公事，详情也就不必细说。且说操习完毕，马新贻送走司道官员，又恭送了彭公保，他感到又饿又乏，便吩咐取箭道回署。因路近，校阅既毕，也不必抖威风了，便改为步行。一路走来，当他快进便门时，发现道旁跪了一个人，手持呈状。武巡捕叶化龙喝道：“你是干什么的？胆敢擅入禁地！”那人答道：“我系马大人同乡，有呈状在此。”马新贻回头看了下那人，马上生气道：“我已几次接济你了，为何又来？”那人说了一串话，都含糊听不清楚。正在与他纠缠不清时，道边忽又窜出一个武夫，大声呼冤。那武夫面如锅巴，一下便窜到马新贻身边。马新贻一惊，正问：“你是何人？”话还未了，那武夫左手抓住他的肩胛，右手亮出一刀，只一下，便刺入他的心脏部位。马新贻大叫一声：“快拿凶手！”那武夫将刀往下一拉，带出肚肠。这时，那些副将、把总，一个个呆若木鸡；那些轿夫、马弁，纷纷逃避。前呼后拥的卫队，竞成了聋子。
那武夫行刺之后，本可乘此良机，遁入人群，逃之天天。可是只见他仰天大笑，高声喊道：“我叫张文祥。我大事已成，十分高兴。大家不必惊慌，我决不逃跑！”
那些戈什哈们还不敢近前，及听到中军副将喻吉三在远处喊抓凶手的声音，才敢近前。张文祥并不反抗，神色自若地让他们捆了。直到这时，喻吉三等人才走近马新贻，吩咐随从人等，将马大人抬入督署。又指挥兵丁，吆喝着驱散那些来观看的人群。
当晚，司道各衙如临大敌，城门紧闭，沿户搜查同党。等到江宁将军魁玉到督署看马新贻时，他早已一命呜呼了。
张文祥刺马图
三 怒押殷学政曾国藩到任后，对马新贻的被刺，查访了几天，略有了一点头绪，便通知督署司员陪同他一起勘察现场。出事当天充当马新贻护卫的中军副将喻吉三、武巡捕叶化龙等一干人，虽属失职人员，这天也被召来。
在签押房，曾国藩坐在一张虎皮椅上，问叶化龙道：“出事那天，马大人坐的是这张椅子吗？”叶化龙道：“正是。”曾又问道：“他是何时到签押房的？”叶化龙想了一想说：“天亮不久，就来了。”曾国藩转过脸问喻吉三道：“马帅是几点进校场的？”喻吉三道：“禀大人，九点差一刻入校场。”曾国藩点点头，沉吟道：“你们说说，马帅那天为何在签押房呆了那么长的时间呢？”
大家低声议论着。叶化龙道：“禀大人，他那天似乎不高兴，坐在这里喝茶。”曾国藩道：“校阅是一次盛典，他应该高兴才是，为何心事重重？”
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瘦个子，大约是什么师爷之类的官儿，打着揖道：“禀大人，二十五日，马大人收到一封匿名信，也是坐在这个位子上。我发现他神色不对，便问他道：‘马大人，这是哪里来的公函？’马大人道：‘谁知道呀，这里面并没有信呀！’我便又问道：‘那里面是什么呀？’他随手将信递给我道：‘你看，就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匹马。’我一看，的确是画了一匹马。不过，这可不是一匹奔马，却画了一匹死马。从那时起，马大人就像害了什么病似的，闷闷不乐，和平日大不一样。”
曾国藩站了起来，对那瘦子说道：“那信是谁递进来的，你知道吗？”瘦个子摇摇头道：“不知道。据说这信就放在签押房的公案上。”曾国藩连连嗯了几声，便不再问。他带着众人，经箭道到了校场。喻吉三等将当日现场、凶手藏身的地方、马帅被刺的部位，一一指给曾督看了。曾督问道：“行刺的刀是什么刀？”叶化龙道：“禀大人，小的已验过了，是一把缅刀。”众人惊讶地问道：“什么？是切面的刀？”弄得那些武职官员都笑了。叶化龙解释道：“缅刀就是缅甸特产的一种刀。”曾国藩又点点头，也不再问，便命到两江乡试士子的考场。众人不知去那儿干什么，但又不敢问，于是一行人步行出督署，左拐，不远便是考棚。其时，主管两江乡试的官员听说曾国藩来了，都迎了出来。其中，有一个叫殷兆镛的学政，是一个喜管闲事的人，听说总督大人来了，也出来迎接。
曾国藩也不就坐，还是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问道：“你们中间，谁是殷学政呀？”殷兆镛连忙站出来道：“卑职在。”曾国藩把脸一沉道：“殷兆镛，你知罪吗？”
殷兆镛一听，吓出一身汗来，连忙说：“卑职不知！”
曾国藩道：“朝廷叫你主持乡试，责任重大。你竟敢乘马大人被刺之机，妄出试题，诋毁大臣，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点吧！”殷兆镛道：“卑职出题，并无影射之意，请老大人明鉴！”
曾国藩道：“胡说！你的题目是《若刺褐夫》，是吗？”
殷兆镛道：“是。”
曾国藩怒道：“古书不是说’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你这不是鼓动士子造反，想乘马帅被刺之机，兴风作浪是什么？我看你是不是发逆余孽，大有可疑。来人，褫革他的官服，给我押起来。”一声吩咐，早有几个武职人员上去，将殷兆镛押了下去。
督署司员见了，人人自危，心里在想：好一个曾国藩，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以后说话、行文，要慎之又慎，决不可让他抓住把柄。
慈禧太后
四 只能做张之万第二第二天，曾国藩只带了江宁粮道王大经一人，乘轿来到上元县衙。上元知县张开祁听说总督大人来了，连忙大开中门，恭迎曾国藩。曾国藩也不客气，坐在县太爷的位子上。张开祁躬身站在一旁，不敢坐。曾国藩道：“坐下吧，坐下好说话。”张开祁只得在王大经下面，斜弯着身子，坐了半边屁股，听候训示。
曾国藩并不问他审问张文祥的情形，也不叫提审一干人犯和证人，开口便问那凶犯的凶器现存何处？张开祁道：“已封存入库了。”曾国藩道：“今天不为别事，我和王大人，是专为看刀而来，我未见过缅刀，今天要开开眼界。”说罢，哈哈大笑。
张开祁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他口里仍然答道：“卑职马上去调刀。”说完，即唤差役火速将张文祥的凶器取来。差役去了不一会，捧上一个木盒，跪着送到曾国藩的案上。曾国藩打开木盒一看，但见寒光闪闪，一把三尺余长、两寸宽的宽叶刀横在盒内。他摸了摸刀柄，将刀拿出来正反两面看了一看。这缅刀与其他刀都不同，其薄无比，其软异常。使人不解的是：这刀又薄又软，如何刺人？曾国藩问张开祁道：“你问过凶手没有，这刀为何叫缅刀？”张开祁道：“问过。张文祥说，这是缅甸所产，所以叫缅刀。据说铸造这种刀很不容易，要冶炼三年，才能出一把刀。因为薄，所以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因为软，所以不用时可卷成一饼收藏，甚至可作腰带，缠在身上。”
曾国藩试了一试，果然可以卷曲，便又问道：“你曾问过，这刀他是从哪里得来？”
张开祁道：“他说是他师傅所赠。”
曾国藩很感兴趣地问道：“他师傅叫什么？现在何处？”
张开祁道：“禀大人，他师傅法号无垢和尚，据凶手供称他在湖南长沙、浏阳间的红莲寺当主持。”
曾国藩对王大经道：“王大人，你看，这个案子就牵到我老家去了！”说罢，二人相视大笑。
张开祁还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望着他们笑。这时，曾国藩问道：“这刀从马大人身上抽出前，有血吗？”张开祁道：“据报，没有。到抽刀时，才冒出乌血来。”
曾国藩马上反问道：“那么，你们验过刀没有？”
张开祁欠身道：“这个—卑职还没有想到。”
曾国藩起身道：“这不怪你。你马上选派可靠人员，把这缅刀验一验，有毒无毒，都给我一个回信。好了，你也不用送了赶快去办吧！”
张开祁一面诺诺连声，一面仍将两位一直送到门口，等到曾国藩的轿子转了弯，他才伸直了腰。
曾国藩回到督署后，脑子里还是忘不了那把缅刀，那个无垢和尚，那座红莲寺。这天下午，他在房里踱着方步，想如何了结这个案子，突然想起布政使梅启照。原来曾国藩在听取江宁司道各方意见时，发现梅启照是最有见地的一个。是他指示上元知县张开祁，叫张文祥改供，以“浙江海盗，挟仇报复”为由定谳。只是由于张文祥坚决不从，这个计划未能实现。曾国藩心里明白：张文祥在上元县的口供，是事出有因的。若要按慈禧的调子定案，除了照梅启照的那个处置法办理，别无他路。而那把缅刀，那个和尚，那座庙宇，更使他感到，如果马上抓到点证据，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张文祥按“漏网发逆”论处了，社会上也不能再有他论。
想到这里，他连忙叫来承办公文的文书，口授了一封公函，叫火速派人送到湖南抚台衙门卜巡抚，请他们配合查剿红莲寺漏网发逆的巢穴。他把这件事办完，匆匆用过晚膳，等合署的人都各归各的窝了，才悄悄地叫轿夫发轿，独自去访布政使梅启照。
两人相见，客套了一番。曾国藩便说：“今有要事相商，我们到书房一叙如何？”梅启照是个精细稳重的人，当下会意，挥退左右，二人一同上楼，把书房门合上，把煤油灯点燃，这才重新入座，细声地交谈起来。
梅启照笑着说：“中堂，想是马案有些眉目了？”
曾国藩望了他一眼，也笑着道：“这个眉目，年兄不是早就有了吗？”
于是，两人相视而笑
梅启照压低嗓门，对曾国藩说：“做地方官的，也有做地方官的难处啊。”
曾国藩也低声回道：“做京官也不容易呢！”
又是一阵笑声。
梅启照这才正经地道：“张文祥硬得很，他不就范，事情难办。”
曾国藩点头道：“外面的舆论大都倾向于张文祥，连那个殷学政都是那么忘形，事情闹大了，可不是玩的。所以我先得制住他们。”
梅启照道：“不瞒中堂说，这个案子不能办穿，办穿了，大家都脸上无光。”
曾国藩眯着右眼，用左眼瞟着梅启照道：“年兄高见，我今夜是特地来请教的。”
梅启照连连摇手道：“中堂言重了！我何德何能，敢劳年兄赐步。只是你我共事多年，觉得有冒昧进言的义务。”
曾国藩道：“年兄有什么话，请尽管讲。”
梅启照这才一五一十，将上元县审理经过，以及魁玉、张之万会审情形，统统端了出来。然后说道：“你想想，魁玉是江宁将军，张之万是漕督，他们对马新贻岂不知情，他们都一个接一个把这个案子往慈禧身上推，可见其中的挂碍不会很小。”
曾国藩当然知道，张之万与马新贻是同科进士，哪有不维护马新贻之理？梅启照接着说：“张督接到谕示后，很是犹豫。听说他行至瓜州，便裹足不前。还说他事前做了一个恶梦，梦见马新贻突然来访，脸色惨白，神情懊丧。马坐了一会，也没有说什么，临走时却说：‘我的事全拜托你了。’张督第二天便接到驰赴江宁的谕旨。你说巧也不巧？”
曾国藩笑道：“张之万真是个聪明人。这是他告诫别人，马新贻死而有知。”
梅启照道：“中堂真是一针见血。我还听说，张督那次却出了一个小小的笑话。”
曾国藩道：“什么笑话？”
梅启照道：“船到瓜州，张督便叫靠岸。上了岸，他突然要解小便，可是离官邸尚远，只得上河岸边的厕所。张之万怕又冒出第二个张文祥，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就下令二百名卫士在前后左右放哨。这一来，把一个厕所倒是围得水泄不通，时传为笑柄。”
说罢，二人早笑得前仰后合。
笑了一阵，曾国藩才对梅启照亮了这次夜访的底牌。他悄悄附着梅的耳朵说：“年兄，恐怕你我这次都只能做张之万第二了！”
梅启照频频点头道：“中堂高见，与小弟不谋而合！”
曾国藩道：“上元知县和年兄是此案知情人，可得始终如一。”
梅启照抱拳道：“中堂亲临教诲，我梅某敢不听命！”
曾国藩这才放了心，辞了出来。
梅启照：精中医，通文史，晓地理，擅数学的清末名臣
五 无垢和尚与红莲寺曾国藩确实不愧为官场老手。马案的终局，是要给张文祥安上贼匪的罪名，才能成全那个死去的马新贻。而要给张文祥安上贼匪的罪名，还得要真凭实据，否则民众不服，舆论哗然，不堪收拾。这一点，别的承审人员都忽视了。如今，他抓住了缅刀，抓住了无垢和尚，抓住了红莲寺这一环，总算是抓住了要害。
那末，张文祥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刺杀马新贻，其中却有一段缘由。
张文祥是河南汝阳人氏。出身穷苦，从小浪迹江湖。到捻军兴起，他就投了捻军。在军中，由于他武艺出众，屡立战功。不久，就成了张乐行的一员部将。与他同投捻军的，还有曹虎、石锦标二人，他们过去曾在一起贩过私盐，是拜把兄弟。三人之中，张文祥的武艺最好。原来他在幼年时，曾遇到一个和尚，名叫无垢。这个无垢和尚原是太平军中的一员战将，后出了家。他见文祥身材魁梧，便收为徒弟，传授武功。大约教了一年，无垢和尚才离开，去云游天下。文祥也就投军了。时间一晃过了好些年，张文祥正在淮南一带苦战，那无垢和尚突然找到军中。文祥见师父来了，高兴非常。那天晚上，师徒同睡一床抵足谈心。无垢劝文祥道：“现在总的形势，对捻军不利，你还得给弟兄们留条后路才是。”文祥不懂，问师父道：“你老人家所谓的留后路，是什么意思，弟子没有弄明白，请道其详。”无垢道：“自古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万一你败了，你这么多部属，难道都引颈就戮不成？”文祥道：“大丈夫，拚死向前，宁可玉碎，岂可瓦全！”无垢道：“非也。识时务者，方为俊杰。我所讲的退路，就是退隐山林，徐图东山再起的意思。”文祥领悟，对师父道：“这个我倒没有想到。师父既然有些筹划，不妨有以教我。”无垢道：“我想为诸君营造一个归宿的所在，只是手头拮据，没有经费。”文祥道：“钱我这里倒有一笔，是上次打下一座县城所得，除士兵的给养外，可以拿出万金来，不知够用不？”无垢大喜道：“足够了。只是这事需极秘密，也需一些时日。事成之后，我再来报告佳音。”文祥道：“一切就拜托师父了。”
大约又过了两年，无垢又来找文祥，说大事已成。张文祥问道：“师父给弟子营造的是一栋什么样的房子？”
无垢道：“修了一所大庙宇呢！”
文祥道：“修庙干什么？”
无垢道：“倘若兵败，民间是无处安身的。只有剃度出家，才可免官兵的诛杀。那时，你这几营人都披上袈裟，那个庙也够容纳，岂不是普度众生了吗？”
文祥这才道：“师父真是深谋远虑，弟子自愧不如。但不知这庙叫什么庙？建在哪里？”
无垢道：“在湖南境内，长沙、浏阳交界的一个山谷里。那里形势险要，出入仅有一条羊肠小道，像一只布袋。一次我路过那里，见人烟稀少，只有一座破败不堪的古刹，庙门尚存，上有金字三个，叫’红莲寺’，字迹已斑驳不清了。我勘测了一下，这山谷里的一片平川，面积不下千亩，虽地势不平，但大体只分三级。若营造一座三层结构的庙宇，是够宏伟的了。”张文祥听得津津有味，顺便插话说：“工程这么大，怎么建成这么快？”
无垢道：“我在四川本有一帮朋友，能工巧匠，一应俱全。我在那里还造了地道。这样，日后万一官府发现，我们便可从地道转移了。”
张文祥道：“如今这庙由谁在主持呢？”
无垢道：“当然暂时由我主持。不过我老了，因此，这次想领你到红莲寺去，一则瞻仰一下为师的杰作，二则请你接我主持之位。”
文祥摇头道：“我现在军务缠身，哪能就去享此清福，只好偏劳师父了。”
无垢叹了口气道：“罢了，罢了！我看你尘念未除，将来必有大祸。但为师也不能勉强你。我在红莲寺有徒众一千，每日研习拳棍。日后弟子如有难时，不妨前来找我。”
文祥道：“谨遵师命。”
无垢在军中住了几日，便辞了文祥，仍回红莲寺去了。
实际上，无垢的徒众，大都是太平军败亡下来的官兵，如今退隐山林的。曾国藩要查剿红莲寺，就是要抓住张文祥的致命之处。
六 恩恩怨怨不幸，无垢和尚对张文祥说的“日后必有大祸”那句话，不久便成了现实。
那是无垢走后的次年，张文祥在一次战斗中，俘获了马新贻。那时，马新贻因合肥失守，被撤了职，由唐中丞安排他任庐州乡兵团练。正好遇上张乐行的精锐部队张文祥部，一仗下来，全军覆灭。马新贻逃入山林，躲在刺丛里，被捻军抓了出来，送到张文祥营中听审。这时，张文祥因捻军总的形势不佳，有点动摇，想投靠清朝，捞个一官半职，只是没有机会。在审问中，发现这个马新贻，便是鼎鼎大名的合肥知县，心里不觉一动。
原来马新贻在当时的官吏中，是最会沽名钓誉的，所以一般都认为他是年轻有为，文武双全。张文祥之所以心中一动，也就是认为他对自己有用。尽管平时抓了清朝官吏，照例是砍头的，这回却异乎寻常，不仅没有侮慢之处，相反，优礼有加，一连三日，日进三餐，都是大鱼大肉。连马新贻喜欢的酒，也从没有少过。马新贻是个乖巧之人，见张文祥对他没有恶意，不觉打消那必死的念头，每有机会，就用言语挑逗。
一天，张文祥叫马新贻跟他一起去吃饭。马新贻跟着张来到一间精致的小房里，里面早摆好了一桌丰盛的酒宴，并有两个武夫，早候在那里。他们见马新贻来了，都出来迎接，样子十分亲热。马新贻也不推辞，在下首一个位子坐了。张文祥对马新贻说：“这几天委屈你了。来，我们兄弟三人，陪你干上几杯，为你压压惊。”说罢，四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举杯在手，一声“干”，四只酒杯早空了。一边吃，一边谈。酒过三巡，马新贻乘着几分醉意，叹了一声。张文祥连忙问道：“马兄为何叹气，是想家了吧？请放心，过几天，我们送马兄回家好了。”马新贻道：“非也！我看三位都是当世英豪，前程不可限量，可惜……”说到这里，忽然不说了。在座的三个人都问道：“可惜什么？”马新贻见时机已到，也顾不得那许多了，连忙回道：“我是可惜你们误入歧途，以至英雄无用武之地。”张文祥道：“照马兄之见，我们应该如何才好？”马新贻道：“弃暗投明，古有明训。那才是虎入山林、龙归大海。”张文祥道：“我们早有这个意思，只是没有遇见引荐之人，奈何？”马新贻笑道：“如蒙你们看得起，我马新贻愿意效劳。”张文祥大喜道：“若得马兄提携，那是天赐良缘。我看马兄气宇不凡，文韬武略，将来必大有发展余地。那时，我们愿意跟随左右，任凭驱使。”马新贻道：“事不宜迟，请你们速作抉择。”张文祥道“我有一句话，不知该说不该说？”马新贻道：“但讲无碍。”张文祥道：“我们弟兄三人，这位叫石锦标，那位叫曹二虎，虽非亲生，却是异姓拜把兄弟，因我等是一介武夫，不懂韬略，今日想与马兄结为金兰之好，不知马兄嫌弃不？”
看官！马新贻身陷敌手，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一千个不愿意，也只能违心地说同意。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诸位如此厚爱，敢不从命。”三人大喜，便即席结拜，对天盟誓。誓毕，四人一起商议怎样让马新贻这次能体面地回去，不但不遭责斥，还能论功行赏。
计议的结果，要行一条计策。四人如此如此地密议了一番，马新贻一听，连声喊道：“妙计，妙计！”
张文祥给每人又满满地斟了一杯酒，并举杯道：“苟富贵，毋相忘！”
四人同时举杯碰杯，齐声道：“苟富贵，毋相忘！”
次日，张文祥将马新贻悄悄送出城门。就在这天晚上，马新贻召集团练散兵游勇，煞有介事地打着火把，喊杀连天，前来攻城。张文祥、曹二虎、石锦标也煞有介事，打着火把，打开城门，带领部属，出城迎战。在黑夜里，佯作交战之声，一城百姓吓得躲躲藏藏，根本不知真情。就这样，张文祥败退，弃城而去，马新贻夺得县城一座，耀武扬威地入了城，清理县署，告示百姓。又将夜战结果写了一份详细的捷报，冠冕堂皇地呈了上去。
清廷得捷报，便给马新贻将功抵罪，官复原职。于是，他又和张文祥“打”了一仗，当然大获全胜，张部投降。这一下，马新贻升了布政使，把张文祥部改编，编为山字营，成了自己的卫戍部队。为什么叫山字营呢？清朝有个习惯，常以带兵官名字中的一字命名，主要是便于称呼。马新贻字谷山，所以取了个山字。不久，马新贻任安徽布政使，张文祥、曹二虎、石锦标三人也跟着住进了藩司衙门。常言道，福兮祸所依，祸也就从此产生了。
曹二虎的家属搬进藩司后，就住在马新贻的隔壁。曹的妻子长得很妖冶，因曹与马是结拜兄弟，曹的妻子与马的眷属往来也很密切。这马新贻是个好色之徒，见曹妻貌美，便多方挑逗。不久，厮混熟了，便乘曹二虎外出之机，用酒将她灌醉，两人从此通奸。这件事被张文祥察觉后，偷偷告诉二虎。二虎开始不相信，后得到证实，便要杀掉妻子。张文祥道：“你妻子不贞，便不是你的妻子了，何必杀她。再说你杀了她，马新贻他不会杀你吗！”二虎生气说：“照你这么说，难道叫我当王八不成？张文祥道：“不是这个意思。马新贻现在青云直上，对你我的感情逐渐淡薄，又干出这种禽兽行为来，我们怎能容忍！只是眼下他的势大，我们已经失了兵权，奈何他不得。常言道，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还是离开这里吧！我引你们离开捻军，至有今日之祸，想起来，我实在对你不起。”
正在这个时候，藩司里风言风语传开了。马新贻心想：我与张文祥结拜的事，万一为人知道，这顶乌纱帽难保了。如今和曹二虎妻子私通的事，也难免不漏风，不如趁此除了这一后患，一则杀人灭口，二则可永占曹妻。这么一想，早把那“苟富贵，毋相忘”的话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次日早起，马新贻就叫二虎到寿春去领军火。文祥、锦标听了，不放心，二人商量：莫非马新贻要下毒手了。于是二人暗中跟随二虎去寿春，住在旅馆观察动静。
二虎不知是计，径直跑到镇辕，拿出文书，请求传达。这时，中军官手拿令箭，高呼道：“来人呀，给我抓起来！”曹二虎莫名其妙，正在惊疑，只见左右拥来十数兵丁，将二虎捉住。二虎口里叫道：“我是来提军火的，你们为何抓我？”中军官喝道：“曹二虎，你原是捻匪头目，现在又与捻匪私通，想賺镇辕军火，该当何罪？”
二虎正在申辩，寿春镇徐总兵走了出来，手里拿着马新贻的手谕对二虎说：“你看，这是马大人的驿文，说你骗得军火，接济捻匪，叫我就地正法。”二虎这才知道是中了马新贻的奸计，但已无可挽回。只连骂数声“马贼”，就被总兵手下的人砍掉了脑袋。等到张文祥闻讯赶到时，二虎的首级已经高挂在镇辕门口的旗杆上，弃尸于市。
张文祥抚尸大哭。他知道马新贻狰狞的面目一经暴露，自己和石锦标的祸事也不远了。但石锦标的家在藩司内，他不能不回藩司。张文祥其时是单身汉，决定立即逃走，日后再为二虎报仇。于是文祥在寿春与锦标洒泪而别，自奔他乡。
张文祥这时回想师父之言，不觉感慨万千。他风尘仆仆，隐姓埋名，往湖南进发。路上怕官府盘查，走的都是小道。大约走了半月，才到达红莲寺，见了无垢和尚，备述前情，哭倒在地。无垢安慰了一番，对他说道：“事已如此，哭也无益。为师虽年迈，但仍然可以支撑两三年。我这里有缅刀一把，这刀产于缅甸，是用特殊方法铸成的。从今以后，你在此跟我研习刀法。只要功夫到家，你的大仇，总会有报。”
说罢，将缅刀授予文祥。
自此，张文祥不分寒暑，日夜练刀。开始，只能刺穿一层牛皮。无垢说：“要能一刀刺穿三层牛皮，方为到家。”文祥便又苦练，终于可以毫不费力地穿透三层牛皮了，这才拜别师父，去寻找仇人马新贻。
缅刀
七 口供吓坏老中堂张文祥离了红莲寺，晓行夜宿，来江苏一带落脚，到处打听马新贻的下落。开始，马新贻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只听说他又升了，却不知他究竟在哪里。到同治八年，张文祥才弄确实，马已调任两江总督。于是，张文祥就在离江宁不太远的新市镇定居下来。一到晚上，他就关在屋里里练刀，又弄来一种毒药，将药涂在刀刃上，用火炙药。
那时，张文祥是马新贻缉拿的要犯。如今定居江宁管辖区内，就不能不时时提防。张文祥为了不让人发现，竟用滚烫的桐油，将自己的脸面烧烫成锅巴似的。
转眼已是同治九年四五月间。忽然江宁传来了月课武职的消息，张文祥认为刺马时机已到，暗暗高兴，便准备起程。可是他这时已是身无半文了。
在他住处不远，有一家店铺，是军犯陈淀甲开的酒店。张和陈平时互相往来，又都是有前科的人，所以彼此能信得过。为了积攒一笔路费往江宁，张文祥只得去陈家帮工，陈淀甲也一口答应了。张文祥刺马新贻，便是从陈淀甲家领了工钱后，才动身去江宁的。
刺马案发生后不久，与张文祥有牵连的人，一个一个被羁押，陈淀甲当然也不例外。曾国藩审问的第一个人，便是陈淀甲。
陈淀甲是洞庭湖的麻雀，见过风浪的。虽然是两江总督审问，也一点不慌。
曾国藩问道：“张文祥何时离开你家，你要从实招来，不要把时间弄错了。”
陈淀甲道：“小的记得，是六月初九日。因小的要付工钱，就记在帐簿里。”
曾国藩又问道：“他临走时，是如何对你讲的？”
陈淀甲道：“小的记得，他说他要往江宁访一位朋友。”
曾国藩点头道：“他和你说到江宁访友，是为什么事呢？”
陈淀甲道：“他没有说。”
曾国藩道“你见过他的缅刀吗？”
陈淀甲道：“小的见过。临走，他把缅刀缠在腰上。”
曾国藩挥手，命将陈犯带下。
接着带柯春发。这个人是那日与张文祥同船到江宁的。
曾国藩问道：“你与张文祥原来认识吗？”
柯春发道：“不认识。那日是在苏州搭船相遇，同了几天船。”
曾国藩问道：“在船上有何接触？”
柯春发道：“同船也无别的接触，只是他与一伙人斗牌闲谈，都自夸有什么本事。别的小的也未发现。”
曾国藩问道：“那一伙人你都认识吗？”
柯春发道：“小的一个也不认识。”
曾国藩道：“那你为何送他投店？”
柯春发道：“小的因常来江宁，门路熟识，见是同路，便顺便指引他落店，并无别的原因。”
问了一阵，问不出什么名堂。曾国藩心想：怎么随便抓了这么多人来？未免太不合律令了。但这时也未便处置，仍按原计划一个个过堂。下面押上来的，是一个叫朱定离的，是旅店老板。朱定离说张文祥是六月十九日落店的，住下后，就叫他找保人，他答应了。但到七月初二，还未找到保人，只好请他离店。
接着提张全，也是旅店老板。他说张文祥是初二落店，也因到初九还未找到保人，请他离店的。下面是张广彩，这是个饭铺老板。张文祥从七月初八起，在他铺里用饭，每餐计钱二十余文。初九日，张文祥提出要住在饭铺，原因是访友未遇。当时协议每宿十文钱。张广彩说：“从初九起，住到我店铺里，并不见有来往相熟的人。”
曾国藩见这一干人的口供，合乎事实，并无什么破绽，便也不为难，叫都暂押下去候传。接着一声令下，带张文祥。这时，张文祥早已被两名戈什哈押了上来。曾国藩一看，但见其人眉宇间一股刚气，在大堂之上，毫无一点惧色。他思索片刻，便问道：“张文祥，你知罪吗？”
张文祥经过多次传讯，似乎已习惯了，随口答道：“杀一马新贻，何罪之有？”
曾国藩道：“马新贻乃朝廷命官，何谓无罪？”
张文祥道：“你是何人？难道杀一朝廷反叛，非但无功，反说有罪吗？”
这时，江安粮道王大经觉得再问下去实在不妙，便插话道：“张文祥休得无理！这是新任两江总督曾大人在审问你，你不要胡言乱语，咆哮公堂！”
张文祥听说是曾国藩，便大声回话道：“马新贻身为清朝大员，却私通捻军，这不是反叛是什么？”
曾国藩正色道：“张文祥，你指控马新贻通匪有何证据？”
张文祥道：“公堂之上，不好说话。请大人明察。”
曾国藩环顾左右，见江宁督署司道官员，相顾失色，便道：“也罢。诸位大人请回，我自有道理。”
等众人退下，曾国藩命将张文祥带至签押房，除留身边两个卫护外，一律在签押房外伺候。这时，曾国藩才叫张文祥说下去。
于是，张文祥将马新贻兵败降捻，与他们三人结为金兰，强占曹妻，以及杀害曹二虎的前前后后说了出来，然后又说了他通回之事。原来，张文祥的把兄弟石锦标还在马新贻身边充武卫时，一次，与张文祥谈起马新贻。石锦标告诉他：两个月前，马新贻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原来是新疆回部某王的伪诏，那伪诏里说，大兵已定新疆，不日入关东下，所有江浙一带征讨事宜，委他便宜行事。
曾国藩听到这里，已是心惊肉跳。心想，马新贻是自己保举过的，若他真是叛臣，岂不连自己也牵连进去了？他不愿再往下听，便把惊堂木一拍，喝道：“张文祥，你这不是血口喷人吗？”
张文祥道：“曾大人不信，可速派人将督署团团围住，把马新贻的私宅细细搜查，若找不到伪诏，我张文祥甘当反坐之罪。”
案无法再审，曾国藩只得命人将张文祥押了下去。
现在，曾国藩真正感到这个案子的复杂性，将来不知如何收场？正在这时，他接到慈禧的一个密旨，大意是说太常寺少卿王家璧告状，说魁玉、张之万等包庇马新贻，认为刺马主使之人，丁日昌有重大嫌疑。曾国藩暗暗吃惊，怎么又扯到丁日昌身上去了？但慈禧密旨的口气，不是支持王家璧的，而是强调案情重大，谣传必多，要曾国藩严令司道官员，不准以传闻无据之词，信口开河，诬陷大臣。
曾国藩知道慈禧的心情，是怕事情闹大，牵扯过宽，弄成大狱，这一点正合他的心思，不觉又宽慰了许多。
八 钦差南来第二天，慈禧又来一道谕示，大意是马案审理拖延太久，着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驰赴江南会审。
自从慈禧专派郑敦谨的谕示到达后，曾国藩倒安闲起来了，接连几天都没有提审人犯，只是天天盼郑尚书的来到。他这天正在签押房里踱方步，忽见署内牙将进来报告：“郑尚书的官船已到了大码头，请大人定夺！”
曾国藩对牙将道：“赶快通知所有仪仗、轿子，都按原定秩序，往码头迎接。你告诉王大人，晓喻司道官员，各按方位。所有警卫，一律由魁玉将军统一调遣。倘有差池，一定严办，听清楚了吗？”
那牙将“噎”了一声，转身跑步传令去了。
曾国藩也离开签押房，回房收拾。
这一天，已是腊月廿九日，督署属下的大小官员和差役们都准备过年了。因为这一来，大家却不得安宁。
且说郑敦谨也是湖南人氏，出生长沙，在清廷，还是一个有名气的所谓清官，人称郑青天。他现在官居刑部尚书，又是钦命大员，去江南办理要案，那种威势，不说也可知道。
郑敦谨是十一月就奉旨承办马案的。为何到这时才到江宁呢？有的说，是途中遇到雨雪，交通阻隔，耽误了。这自然也是实情，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这次带的人马过于庞大，行动起来，也就颇费周折。现在，我们不妨将郑尚书的队伍检阅一番——
承审的要员有：刑部满郎中伊勒通阿，刑部汉郎中颜士璋；接着是：中军官、巡捕官、王命司、护印司、护敕司；接着是：刀斧手、捆绑手、郐子手；接着是：洋枪队、马刀队、钢叉队。真的是人叫马嘶，好大气派。试想：这么一支人马，行走如何不慢。加上每过一地，那些地方官免不了迎进送出。每一迎送，又要走多少过场，讲多少废话，误多少时间！
然而，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只有郑敦谨心里明白：排场大，只是摆出清廷彻查本案的一个架式，而骨子里，是要按慈禧的旨意，以处决张文样，表彰马新贻，来稳定江南政局。所以，郑尚书大可缓缓而行，不必匆忙就道。
南京人是很爱看热闹的，曾国藩接郑敦谨这种大场面，很是少见，当然非看不可。所以，那天到船码头看热闹的人，也就不亚于刺马那天看校阅兵马的场面了。
魁玉这天也十分紧张，卫队是密密麻麻，水泄不通。因为，如果又冒出一个张文祥来，那自己的这顶乌纱帽也就靠不住了。
曾国藩把郑敦谨从官船上接上岸来，扶进八抬大轿，就叫起轿。他一分钟也不愿耽误，因为，多呆一分钟，便多一分风险，何况，他有许多事，都急于要和郑面商呢！
于是，郑尚书的人马在前，曾国藩的仪仗在后，秩序井然地在魁玉将军马队的引导下，直奔督署。这么一拉开，这支队伍竞延伸有两里路长。南京人心里想：一个张文祥，刺了一个马新贻，竟然惊动这么多大员，调动这么多人马，岂非咄咄怪事？！
两位主审官到了一起，自有一番客套，也不必细说。他俩秘密会商，外人更不得而知。只是一点，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迅速结案。因此，次日上午，会审的班子，就定了下来：主审官二人，即郑敦谨和曾国藩。承审官四人，即伊勒通阿、颜士璋、江宁粮道王大经和江苏提补道洪汝奎
曾国藩胸有成竹，因为他尚有一张红莲寺的“底牌”。殊不知这日下午，卜巡抚派来的人飞马到达。曾国藩拆看卜巡抚的密札，不禁连声叫苦。原来卜巡抚围剿红莲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打了进去。煞是作怪，那些武艺高强的和尚，且战且退，一直退到后殿观音菩萨神殿前，一眨眼工夫，便无影无踪。卜巡抚一气之下，便下令将红莲寺一把火烧了。这一烧，却把曾国藩的如意算盘也烧得干干净净。所以，当上元知县张开祁高高兴兴来报告验证那把缅刀有毒时，曾国藩早已不感兴趣，只是冷冷地挥了挥手，令他回去了。
正月初二，曾国藩和他的副手们一道，去拜会钦差大臣。郑敦谨这次带来的两位随员，级别也不低，所以，曾国藩称两位为小钦差，连参加会审的陪审人员，也都是些赫赫有名的人物。
拜会是分级进行的。郑和曾是最高层接触，因是同乡相见，免不了先叙乡情。
接着，郑尚书问曾国藩道：“听说马案牵扯太广，网张大了，不是难以收网吗？”
曾国藩道：“是呀！真是麻烦事层出不穷！”
郑敦谨点头称是。他当然知道这个案子的复杂性，因此，对曾说：“还是那句话，难得糊涂。”曾说：“只是人言可畏啊！”郑敦谨问道：“这儿有些什么舆论？”曾说：“不是有人告了丁日昌，说他是张文祥的主使之人吗？”郑敦谨道：“你看呢？”曾国藩道：“八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郑反问道：“事出有因是指什么？”曾道：“丁日昌与马新贻确实有矛盾。丁日昌的儿子丁惠衡，以盐运使衔分发做了补用知县，有点胡作非为，有小衙内之称。前些日子在外作了案，被人告发。事有凑巧，这个案子落在马新贻手里。马新贻因与丁日昌有隙，于是，马乘此机会，查办了这个案子，并向朝廷参了丁日昌一本。朝廷根据马的奏折，将丁惠衡革职。从此，丁马水火不容，形同仇人。因为有这么一段公案，所以有人告发，认为张文祥刺马是丁日昌所指使。而且怀疑马新贻死前收到的那封无头信，也是丁日昌方面的人干的。”说到这里，郑敦谨道：“这个案子我知道，而且早了结了。从张文祥刺马的决心看，他与马必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丁马之间虽有隔阂，但还不是势不两立，丁日昌位高望重，难道他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吗？年兄，此事太后也跟我打了招呼，切不可捕风捉影，把事情弄得过于复杂。”
曾国藩道：“我也是这么想。可是，有些人偏要拿这些东西大做文章。”说着，便将自己处理殷学政的事说了一遍。郑敦谨笑道：“这个殷学政也太狂了，造此种舆论，影响很坏。你这么处置他一下，很有必要。可让那些士子和好事之徒，看一看颜色。不过，打了之后，继之以拉，就更妙了。如今士子中，同情张，而不同情马。若只打不拉，恐激起大变，反而不好。不如就此拉一把，将殷学政放归，免得人家说我们只护着马新贻。”曾国藩道：“此事可再斟酌。殷学政是迟早要送归的，如今也没有为难他。但目前放了，很可能会助长某些士人的气焰。不知你听说没有？如今有人写了讽刺马新贻的戏文，把‘马渔包负友’的故事，演得绘声绘色。有人还说什么“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场独写真’！你看，你看，这不是在说我们伪造罪证吗！”郑敦谨默然了好一会，长叹道：“你我的隐衷，谁能谅解？”曾国藩也叹道：“之所以久拖不决，也是想办穿而又不能。”郑敦谨道：“老佛爷已经有些不称意了，你我还是按魁玉、张之万原拟报告定罪吧，不然，说不定火会烧到我们的头上来的。你还记得，你我都是力荐马新贻的！”
曾国藩当然记得，因此马新贻即使有更大的案情，也不宜继续追查。他于是用试探的口气问：“那么，人犯还提审吗？”郑敦谨摇头道：“我看都有口供，并无翻供，不必一一复审了，就以‘张文祥曾从发逆，复通海盗，因马新贻惩办南田海盗，戮其伙盗甚多，因此挟仇报复’定案好了。”
二人默然了一会，曾国藩站起来道：“就这么定了，你好早日回京复命，我也好早点脱此重负。”
原来，所谓的郑青天，不远千里，正是来关门落闩的！
郑敦谨和曾国藩没有料到，他们商定的那个快刀斩乱麻的方案，却引起轩然大波。
首先是孙衣言、袁保庆那几位陪审的不签字。他们的理由是，一没有堂审，二没有调查，就草草结案，太不慎重了。主审官虽然权大，但陪审官也不能失职。凡不合律例的事，他们不能负责，因此，坚决不画押。
连郑敦谨、曾国藩心里也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但这个案，只能服从慈禧太后的需要，郑、曾二人还是强行做主。
接着，是郑尚书带来的小钦差颜士璋。他官居刑部汉郎中，也是一个正直不阿的人。在审理案卷中，他看到了案中纰漏很大，又钦敬张文祥的所作所为，作为一个执法官，不能违背事实，隐去真情，将张文祥屈杀。因此，提出了一个从轻发落的方案。郑和曾当然不能同意，坚持按他们的口径结案。颜士璋一气之下，把乌纱帽一丢，弃官而去。
九 挖心的丑闻正月廿九日下午，郑敦谨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动身回北京销差。剩下的事，便都落在曾国藩身上。足足忙了半个月，圣旨来了，张文祥处死，挖心祭马新贻的亡灵。
挖心人命马新贻的弟弟马四担任。这马四靠马新贻的背景，在浙江弄了一个候补知县的差事。他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叫他挖心，真是难煞人了！没奈何，只得吩咐衙役，到铁铺定制了一把刀子，一个钩子，要求钢火好，刀刃锋利。
刀和钩打成后，马四先要做试验，就令屠家送一头去了毛的整猪来，自己拿着刀子剖猪，拿钩子钩猪心猪肺。虽说颇感吃力，但在屠家的指点下，终于剖开了膛，挖出了心。特别好笑的是，马四的夫人站在旁边指指点点，观者莫不暗暗发笑。
挖心祭灵后，马四回到浙江，日日夜夜盼望迁升的消息，却什么消息也没有。那些知道马四挖心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马四的上司也看他不起，加上他已没有马新贻这个后台了，人家自然也就不会去巴结他，只弄得门庭冷落，连他的夫人也变了，经常骂他是个屠猪宰狗的料子。后来民众还给他起个绰号，叫“杀猪县官”。马四一肚皮的委屈没有地方诉说，不到一年，便忧郁而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