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八一评论微信公众号 作者：郝启荣、范俊刚
“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
宋人魏泰在《续湘山录》中记载：宋太祖时，陶谷为翰林院学士，久在翰林，意欲得到重用，暗使其党，因事荐引，不料太祖说：“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称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陶谷深感失望，乃作一首自嘲诗，其中两句就是脍炙人口的“堪笑翰林陶学士，一生依样画葫芦”。
陶谷历仕后晋、后汉、后周，晚年继续在北宋朝廷任翰林院学士。时人评价“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但其人品德不高，精于钻营——陈桥兵变事出突然，后周君主来不得撰写正式的禅让文告，此时，事先并未参与兵变密谋的陶谷却得意洋洋地从袖中取出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诏书。这一见风使舵的举动让赵匡胤忌惮不已，加之陶谷题“依样画葫芦”打油诗的行为，再也没有重用过他。
自古为文讲究意新语工，向来反对“依样画葫芦”，把剽窃他人文字伪为己有者叫“文抄公”，予以讥讽。明人冯梦龙在《古今谭概》写道：惠崇和尚能诗，尤以自己所写的“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一联为妙，认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与伦比。师弟们却作诗嘲笑：“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诗句犯师兄。”
其实，翻阅史书，此类情形亦有不少。秦少游《临江仙》词，直抄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二句。宋子京词：“问牧童，遥指孤村，道杏花深处，那里人家有”，全取小杜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意。然，雅“偷”毕竟失斯文，难怪有人感叹：“昔贤自是堪加罪，非敢言君爱窃词；叵奈古人无意智，预先偷子一联诗。”
“依样画葫芦”也并不那么容易，不把旧葫芦样仔细看好，画出来的葫芦也会走样的：不是刻鹄不成尚类鹜，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朱元璋的《咏菊》诗有云：“百花发，我不发。我若发，都骇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其剽窃了黄巢之诗，细细品之，却是“青”出于“蓝”而又不胜于“蓝”。可见，临摹他人之作需要一些眼光和见识，没有淘沙拣金、磨杵成针的功夫是万万不行的。
“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将此作为至理名言的人，在抄袭他人之作时，本着像阿Q一样的心理自我安慰，顺手“拿”来全为己用：有的东找一个观点，西摘一个例子，东拼西凑，取各家所长；有的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美其名曰“英雄所见略同”；有的求文心切，照搬照抄，先着力解决“有”的问题，好坏另当别论。
学文之初可借鉴，哪能一生都模仿？如果一直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岂不成现代版的“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这既没意思也没意义，正如巴尔扎克所言：第一个形容姑娘像花的人是天才，而第二个照搬的则是庸才，待第三个再跟着重复的简直是蠢才了。
文章最忌百家衣，不少先贤深明此理。魏太学博士祖莹为文重独创，反对模拟剽窃，常谓：“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厌恶抄袭，直言指斥文抄公为“贼”，在《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说得很干脆：“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随人作计终后人。“依样画葫芦”，只能写一些八股文章，现实文风万万不可如此。一直以来，我们提倡简洁明快、简练生动的文风，反对生搬硬套、拾人牙慧，更不允许甘当“流俗之士”，乐为“经生之业”。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娇揉妆束之态。文者皆然。”为文者只有多读书、多实践，联系实际，善于立意，取于心而注于手，才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言前人所未道，写得令人点赞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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