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今天要讲的两位的履历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史可法，字宪之，北京大兴人，崇祯元年进士，最早任西安府推官，后来又做吏部主事，吏部员外郎，吏部郎中，到崇祯八年为右参议，分守池州、太平。等到卢象升负责剿灭流贼事务之时，史可法又被授予按察副使的职位。到崇祯十年七月，史可法被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光州、光山、固始、罗田，湖蕲州、广济、黄梅，德化、湖口，提督军务，设额兵万人。崇祯十二年，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不久就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大权在握。
史可法画像。
史可法升官的主要资本是对流寇作战，当然战绩肯定是不如曹变蛟、左良玉、祖宽这些武将的。而且其主要负责的，如果泛泛地概括一下恐怕也是一些协调各军、统筹规划、主管后勤这样并不算太露脸但是却十分重要的工作。老 史干活肯定也是相当有一套的，否则不可能升得这么快。然后，咱们再说另一位。
马士英，字瑶草，贵州人，万历四十四年中举人，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这位的履历就比较抽象了。马士英中进士之后到南京做了户部主事，到天启年间为户部郎中，后来又做地方官，先后在严州、河南、大同三个地方当过知府。崇祯三年，当了阳和道按察副使，崇祯五年，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到任仅一个月，就擅自挪用“公帑”去结交朝中的贵人，结果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一下子丢了官职，后来到了南京，结识了阮大钺，这位也是重量级。再顺便说一句，这位王坤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从崇祯初年一直到南明时期，在永历朝廷之中占据了重要职位。
一直到崇祯十五年的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因为丢的城太多被朝廷拿下了。在朝中的周延儒、王锡兖以及好朋友阮大钺的协助之下，马士英坐上了凤阳总督的位置。不过有一说一，马士英虽然在崇祯初年有过不光彩的行径，但是在凤阳总督的位置上却是如鱼得水“时流寇充斥，士英捍御数有功”不仅如此，马士英还在崇祯十六年春正月永城平定了总兵刘超的叛乱。刘超叛乱不到两年之后，李自成就攻破了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上自尽，明朝北廷覆灭，南京方面开始准备另立新君。接下来就是咱们所熟悉的剧情了，马士英和四镇总兵将立潞之议截胡，把福王朱由崧捧上了皇帝的宝座，弘光政权就此建立。
朱由崧的祖父万历皇帝。
咱们看一看史可法在这一过程中都干了些啥。首先，史可法肯定是准备拥戴潞王的，并且给出了不拥戴福王的七条理由“兵部尚书史可法谓：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贼中，以序则在神宗之后，而瑞、桂惠地远，福王则七不可。唯潞王讳常淓，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作为南京地区的重臣，史可法的意见对于究竟应该拥戴谁为帝这个话题肯定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呢，再重有四镇重吗？
万历皇帝朱翊钧。
所以，当总督马士英带领四镇总兵到达南京城外时，立潞之议已经泡汤了，史可法只能捏着鼻子接受福王登上皇位，而马士英就这么进入了大明王朝的最高决议层中，随之而来的便是黄、二刘、高这四个军阀对于整个局势的消极影响。但其实历史事实远比这复杂得多。史可法实际上并没有强推潞王或者其他的宗室为帝的意愿，而是进行了多方面的考虑。
明朝官员。
《过江七事》记载：最初，南京众臣决定拥戴潞王，礼部尚书姜曰广十分不高兴，说“神宗皇帝圣子神孙，济济具在也。四十八载之深仁，何负于天下，而轻持其座，别与图功耶？恐天下有起而议其后者矣！”史可法听说后对姜曰广说“此兵端也！惟分定可以己之！说在获免矣！”姜曰广请史可法仔细考虑这件事，史可法又说“以齐桓之伯也，听管仲则治，听易牙开方则乱。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而又何患焉？”然后“拥潞者闻之大哗”。
上面这段文字其实可以说明几个问题，首先史可法清楚地知道，如果在皇位问题上扯过多的皮，南明的残疆剩土就有陷入内战的危险“此兵端也！”但同时，眼下的福潞二王实际上都不是合适的人选。福王的问题自不必说，史可法将不可拥立福王的原因总结了七条，而实际上在史可法的眼中，潞王也并不是合适的人选“今吾辈之所立者，岂其不惟是听？”这句话实际上针对的就是潞王朱常淓，否则拥戴潞王的人也不会“闻之大哗”。最终在姜曰广的催促之下，史可法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找人商量。那找谁呢？答案揭晓：马士英。
接下来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了“曰广叩之急，乃曰：福、桂两题也。前与凤督商之！凤督者，马士英也。及晤士英图计，以亲以贤，惟桂乃可”看到了没有？马士英和南京方面的史可法等人实际上最早商议的结果是拥戴桂王。但实际上马士英的选择咱们早就知道了。然后剧情就更精彩了，马士英返回凤阳之后就发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他手下的军头已经倒向福王了，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也投靠了福王“遂隐其前说，且乞附盟”。
军头们很明显有自己的想法。
不光如此，他还狠狠地暗算了一把史可法。史可法完全没有想到马士英已经投靠了福王，还在给他写信继续陈述不可拥戴福王的理由，结果这封信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马士英拿捏史可法的把柄。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了，马士英雄赳赳气昂昂地带着四镇总兵给福王开路一直到南京。在南京迎接的众臣谁也没有想到来的会是福王，但毕竟四镇总兵已经站到了福王一边，所以无论是史可法还是别人在此时都只能拥戴福王朱由崧了。福王朱由崧进入南京宫殿之后，马士英继续对史可法猛下黑脚，他给福王上书说“闻南中有臣，尚持异议，臣谨勒兵五万，驻剖江干，以备非常，制危险也！”这个“尚持异议”的南中之臣究竟是谁？到这儿也就不用多说了。所以史可法不久之后就被马士英挤出了权力中枢，前往扬州一带督师，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咱们之前说的已经够多了，在这篇文章里就不重复了。
登上权力巅峰的从来都不只福王朱由崧以及马士英，除了这君臣二人之外，还有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四位武将，而这四位实际上也是决定弘光政权何去何从的决定性力量。朱由崧和马士英、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五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君臣关系，和马士英也并非上四和下属之间的关系。六人的关系更近似于合伙人，弘光政权正式建立之后，朱由崧得到了皇位，马士英得到了首辅的宝座，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四人得到了自己的地盘和官位以及干涉朝政的能力。同时，弘光政权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四镇将领和此时尚未发难的左良玉部自此登堂入室，成了南京朝廷内部斗争各派别的武力支柱，甚至可以这么说，南明弘光政权在此时已被骄兵悍将瓜分掉了。
所以造成南明弘光政权武人跋扈的责任人究竟是谁呢？可能有人会说是南明重臣史可法，史可法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他太过谨慎了，如果他之前就直接拥戴福王或者潞王，那想必四镇是没有机会接触到权力中枢的，也不会如此之快的军阀化，但也仅限于此而已。那是马士英吗？当然也不是，马士英虽然在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猥琐的角色，但是从“时南中咸 知主兵者定议，己拟仪郎戒乘舆法物往粤矣。及士英归凤，则闻诸将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毕集，大骇”可知，马士英实际上控制不了四镇，他所做的只是搭了一班顺风车。
四镇兵马得以影响朝政。
这个主要责任人实际上就是弘光皇帝本人，在南京方面还在为立哪位宗室为帝吵得不可开交时，福王朱由崧却已经提前找到了四镇将领，应当是许下了诺言，所以这些将领就这样成了福王朱由崧的后盾，但是朱由崧作为一个光杆司令又没有办法牵制这些人，所以最终就出现了武人跋扈的局面。
但是搭顺风车的马士英爬到了内阁首辅的高位之后又干了些什么呢？前文已经说了，马士英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就是不断搞史可法，直至把他挤出了权力中枢，明史马士英的传记记载“士英独握大柄，内倚中官田成辈，外结勋臣刘孔昭、朱国弼、柳祚昌，镇将刘泽清、刘良佐等，而一听大铖计。尽起逆案中杨维垣、虞廷陛、郭如暗、周昌晋、虞大复、徐复阳、陈以瑞、吴孔嘉；其死者悉予赠恤，而与张捷、唐世济等比；若张孙振、袁弘勋、刘光斗皆得罪先朝，复置言路为爪牙。朝政浊乱，贿赂公行。四方警报狎至，士英身掌中枢，一无筹划，日以锄正人引凶党为务”总结起来就是他马士英把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有人可能要说了《明史》是投靠清廷的东林党余孽的徒子徒孙们修的，当然要抹黑自己的政敌马士英，吹捧所谓的正人君子。
南方的明朝军队。
好，咱们再看看一些时代相近的史料的记载，史可法曾经的幕僚应廷吉在弘光政权灭亡之后有过笔记《青燐屑》这里面记载说“当事者议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举朝争之。南都人夜书一联于司马堂：闯贼无门，匹马横行天下；元凶有耳，一人浊乱中原。尔时弊政，难以枚举。南都人复书西江月一词于演武场云：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台，遍地职方多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这是弘光政权亲历者的记录，马士英治理之下的弘光政权就是这个德行，上制皇帝，下依镇将，结党营私，搞得朝政乌烟瘴气，四镇将领也更加的跋扈，黄得功的军队甚至公然抢夺军械。也不要在这里说应廷吉是史可法的幕僚所以应廷吉也是东林党，他也在抹黑马士英，吹捧史可法。实际上今天看到的很多史可法的黑料都是出自于这本笔记。
明代亲王皮冠。
马士英如此不堪，史可法为了保护这个风雨飘摇的小朝廷究竟付出了多少，在前几篇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所以也难怪马士英在弘光政权瓦解之后在各路抗清势力之中如同过街老鼠一般，隆武朝廷还下令仙霞岭守军不许放马士英过岭“敕禁各关兵将,毋得放逆辅马士英入关。初,士英在金陵卖官纳贿，颠倒贤奸，三尺童子，咸为唾骂”如果说弘光政权灭亡四镇将领和勾结四镇将领的朱由崧占百分之五十的责任，那马士英以及其同党恐怕要占百分之四十，最后的百分之十就是史可法的责任，为什么史可法还有百分之十的责任呢？因为他在弘光政权建立之初，被朱由崧、马士英以及四镇将领狠狠地摆了一道，然后被干净利落地踢出了最高决策层。
明军。
所以到这咱总结一下吧，马士英肯定是一个奸臣，这在南明时期就已经有了共识了，马士英本人的烂名声十分之八九是靠他自己挣来的，后面东林复社诸君子拿他当出气筒，频繁地把他吊起来当靶子进攻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从无意点开过一个有关南明弘光政权的讨论帖子。翻开之后，居然看到有一条评论说什么“东林党人人该斩”东林复社众人在立潞立福的问题上肯定是有自己的私心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问题在于卖官鬻爵，放任四镇骄兵悍将这些足以让弘光政权再灭亡两三次的狠活都是谁做的？是东林党那些天天只会耍笔杆子，摇头晃脑的书呆子们做的吗？除开全程掉线的皇帝朱由崧，整个弘光朝廷权力最大的究竟是谁？我暂且蒙在鼓里。
清军南下。
而史可法作为弘光朝廷唯一一个正面输出的重臣，为人所敬仰的清廉官员，不知为何今天评论中就变成了一个志大才疏的蠢货，被泼了如此之多的污水，似乎整个南明弘光政权的灭亡都要由他负责，又是指责“联虏平寇”又是指责“南窜”。追究古人的责任，虽然古人不会气得跑过来和你争辩一番，但是咱也要讲道理吧？甚至有人指责史可法“拿扬州百姓的生命成全自己的名节”
当然也是可以理解。很多人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言论都充满着，嗯，应该说是一股生命力，就如同春天即将从地表钻出的小芽儿一般，不仅要钻破泥土的束缚，还要突破这地表上腐朽的枯枝烂叶。所以史可法也好，何腾蛟也好，那一大片在明清两朝长期掌握话语权的“正人君子”也罢，这些从明末到清末数百年来古旧的主流思想中的正面形象自然就成了“破土而出的小芽”们进攻的对象，而被千人踩万人骂的马士英之流则被捧了起来，当然也不能说捧起来，毕竟马士英的烂事儿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洗白的，所以说讨论重点又转移到了马士英殉国的问题上，很明显辱骂马士英的人有些过火了，甚至把因抗清被擒杀的马士英说成是投降之后被杀，这个问题通过今人的论证反转，实际上无形之中提高了马士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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