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烨（闽南师范大学讲师）
耳饰，即耳部的装饰。按形制大致可以分为玦、耳珰、耳环、耳坠（坠珥）等。其中耳玦出现较早，在四川巫山大溪等地曾出土新石器时期的耳玦。时至唐代，耳饰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中，款式丰富起来。它们不仅在壁画中留下了模样，同时也在诗歌中传递出情思。“珰”和“珥”在唐诗中出现较多，其中“珰”出现至少13次，“珥”出现40多次。它们在流光中将这种游走于头面的美，透过诗句向后人娓娓道来。
唐昭陵长乐公主墓中的壁画资料图片
唐诗中较为常见的耳饰为耳珰。“穿耳施珠曰珰。”（《释名》）。据记载，耳珰本是少数民族女子的首饰，后被中原妇女所仿效佩戴。“舶载海奴镮硾耳，象驼蛮女彩缠身”（杜荀鹤《赠友人罢举赴交趾辟命》），到了唐代，这种人们眼中具有异域色彩的首饰，伴随无数锦绣诗句，闪动着唐朝的繁华。耳珰经常出现在表达男女情思的诗句当中，如“玉手欲有赠，裴回双明珰”（刘昚虚《江南曲》）。耳珰的形状两头较宽中间较窄，穿耳而过，有平头和圆头之分，制作材料一般为玉石，明亮而有光泽，圆头珰远看犹如满月，平头珰犹如残月，因此也有“明月珰”之称。李贺有诗云“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珰”（《大堤曲》），正是形容这种耳珰的诗句。这里的明月和前一句的青云形成对仗，诗人将发髻与青云作比，而耳珰则与明月参照，极大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意象。
耳珰，以温润如玉的光泽深得妇女喜爱，在唐诗中常作为男女双方的定情信物。“罗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张籍《白头吟》），这里触动诗人内心的正是“物是人非”的感叹，象征爱情的耳珰仍在，而心上人却已离去。诗人将咏物诗中寄情于物的艺术手法，凝结在首饰之上，赋予其强烈的生命张力，使读者感受到“昔人已去”的忧伤。
唐诗中另一种常见的耳饰为坠珥，也就是耳坠。“耳坠，夷狄男子之饰也，晋始用之中国”（《古今事物考》），耳坠也是边疆少数民族的首饰，后来才传入中原，它的形制比较简单，上半部分穿耳而过，类似于耳环，下半部分为装饰品挂在耳环上，或为钩或为坠。后为妇女所佩戴，袁不约在《长安夜游》中有诗云“长乐晓钟归骑后，遗簪堕珥满街中”，其中的堕珥便是耳坠。唐代实行宵禁制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天开放宵禁，其中上元节便可以夜游长安，因此夜晚的长安在此时格外热闹，游人如织，妇女的耳饰和男子的发簪被挤落满地。
耳坠，以精巧轻盈的质感深得舞女喜爱，在唐诗中常作为异域舞蹈的佩饰。李群玉在《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位舞女，“坠珥时流盻，修裾欲溯空”，随着舞步，耳坠在发饰两边摇动，流盼生姿。“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风靡唐代的胡旋舞，舞者来源于胡地，耳戴骊珠，随着音乐飞快旋转，在观赏者看来，舞者耳边骊珠的光芒仿佛是飞行的流星。
诗歌将这种唐代的日常生活细节记录了下来。首饰则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突破了文字的壁垒，将唐代的社会风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
唐诗有很多诗句描写耳饰，但其实汉族女子穿戴耳饰的并不多，一些穿耳戴环者多为少数民族或是西来的异族人。在唐代的壁画中经常能看见佩戴耳饰的胡人，不过在《古今事物考》中记录“珥”是女性的耳珠，自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中原，本是居住在近海一带及海岛的少数民族的首饰。到战国齐闵王时期，孟尝君将“珥”进献给王夫人。中原地区很早就接触并开始佩戴这种起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饰品，魏晋时期便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孔雀东南飞》）之语。
与前代不同的是，在唐诗记录的耳饰中，有三个变化，其一是样式趋同，其二是佩戴者群体扩大，其三是民族文化融合。
首先，耳饰的样式向轻盈小巧转变，功能趋向统一。厚重的“玦”在唐诗中多指彰显男性地位的玉玦，而作为首饰的耳玦则很少。两汉魏晋时期较为常见的“珰”，在唐诗中多以“明月珰”的典故出现。而轻便灵活的“珥”，在唐诗中称呼较多，不仅有上层贵妇佩戴的“簪珥”，还有民间广为流行的“坠珥”。耳饰样式的转变，体现了唐代审美的迁移。灵巧的“坠珥”似乎更能吸引唐代诗人的目光，并为唐诗的意境营造出更富于动态色彩的审美空间。
其次，佩戴者从上层贵妇和下层奴仆逐步向整个社会阶层扩展。前人多用耳饰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同时也将耳饰作为约束女性的工具。而在唐诗中佩戴耳饰的则不仅是贵族妇女，歌舞伎和部分平民也逐渐开始佩戴。在唐代的壁画中，多为胡人佩戴耳饰，汉族妇女佩戴较少。这在唐昭陵长乐公主墓中的壁画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四名侍女中只有右二未梳发髻者有穿耳戴环，此人眉目与其他三人有所不同，显然是胡人装扮，而其余三名汉族服饰装扮的侍女均未穿耳。此壁画与张籍的《昆仑儿》诗词相符，“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右二的侍女未盘发，似螺髻长卷。而张籍的另一首诗《蛮中》有言曰：“玉镮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穿耳戴玉环者虽不知是谁，但是根据题目“蛮中”二字，可知应是少数民族。这是因为唐诗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儒家的礼乐教化经过汉魏的沉淀，到了唐代影响力丝毫没有减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即便是穿耳这种对身体损伤较小的行为，也没有得到大规模提倡和效仿。
随着唐代风气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世俗审美逐渐占据上风，士人对于美的追求更加自由，部分平民阶层开始接触和接受耳饰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唐诗中的耳饰，已经从束缚女性转变为彰显女性魅力，它的适用人群也从少数贵族和奴仆向社会各个阶层流行延展，同时使唐诗更“接地气”，更有生活气息。
最后，唐诗中的耳饰体现出民族文化融合的倾向。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对于异域文明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胡人的服饰因此得以出现在唐朝贵族和平民阶层的视野中。“紫藤垂罽珥，红荔悬缨络”（皮日休《初夏游楞伽精舍》），“罽珥”便是用西域罽宾地区毛织品装饰的耳坠，这种在西域佛教造像中可见到的首饰逐渐由信众带到了中原。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中，女娲右耳佩戴穿耳耳坠，女娲和伏羲是汉民族的神话人物，新疆的墓室中也屡有发现。受异域风格的影响，在新疆出土的壁画中，女娲穿耳戴环。在敦煌石窟中，菩萨戴耳坠、耳环的现象很常见，这种审美风格顺着丝绸之路蔓延到中原，被汉文化所认同吸纳。
这种来源于少数民族的饰品，因其形制美观，而被汉族妇女所接受，其出现在诗歌中的场景也大多和胡人有关，不是出现在胡人舞乐当中，就是出现在胡风影响下的酒肆中。
无论是明月情思的耳珰，还是翩翩起舞的坠珥，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样的审美倾向。唐人将这种首饰作为情感的寄托物，极大丰富了诗歌的创作空间。这些精美的耳饰向我们展示了唐代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可以说，耳饰使唐代诗人们有了托物言情的物质寄托。民族交融的时代背景，使唐诗中的耳饰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貌。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31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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