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烨(闽南师范大学讲师)

耳饰,即耳部的装饰。按形制大致可以分为玦、耳珰、耳环、耳坠(坠珥)等。其中耳玦出现较早,在四川巫山大溪等地曾出土新石器时期的耳玦。时至唐代,耳饰逐渐深入人们的生活中,款式丰富起来。它们不仅在壁画中留下了模样,同时也在诗歌中传递出情思。“珰”和“珥”在唐诗中出现较多,其中“珰”出现至少13次,“珥”出现40多次。它们在流光中将这种游走于头面的美,透过诗句向后人娓娓道来。

古诗女子发饰(唐诗中的耳饰)(1)

唐昭陵长乐公主墓中的壁画资料图片

唐诗中较为常见的耳饰为耳珰。“穿耳施珠曰珰。”(《释名》)。据记载,耳珰本是少数民族女子的首饰,后被中原妇女所仿效佩戴。“舶载海奴镮硾耳,象驼蛮女彩缠身”(杜荀鹤《赠友人罢举赴交趾辟命》),到了唐代,这种人们眼中具有异域色彩的首饰,伴随无数锦绣诗句,闪动着唐朝的繁华。耳珰经常出现在表达男女情思的诗句当中,如“玉手欲有赠,裴回双明珰”(刘昚虚《江南曲》)。耳珰的形状两头较宽中间较窄,穿耳而过,有平头和圆头之分,制作材料一般为玉石,明亮而有光泽,圆头珰远看犹如满月,平头珰犹如残月,因此也有“明月珰”之称。李贺有诗云“青云教绾头上髻,明月与作耳边珰”(《大堤曲》),正是形容这种耳珰的诗句。这里的明月和前一句的青云形成对仗,诗人将发髻与青云作比,而耳珰则与明月参照,极大丰富了诗歌的审美意象。

耳珰,以温润如玉的光泽深得妇女喜爱,在唐诗中常作为男女双方的定情信物。“罗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张籍《白头吟》),这里触动诗人内心的正是“物是人非”的感叹,象征爱情的耳珰仍在,而心上人却已离去。诗人将咏物诗中寄情于物的艺术手法,凝结在首饰之上,赋予其强烈的生命张力,使读者感受到“昔人已去”的忧伤。

唐诗中另一种常见的耳饰为坠珥,也就是耳坠。“耳坠,夷狄男子之饰也,晋始用之中国”(《古今事物考》),耳坠也是边疆少数民族的首饰,后来才传入中原,它的形制比较简单,上半部分穿耳而过,类似于耳环,下半部分为装饰品挂在耳环上,或为钩或为坠。后为妇女所佩戴,袁不约在《长安夜游》中有诗云“长乐晓钟归骑后,遗簪堕珥满街中”,其中的堕珥便是耳坠。唐代实行宵禁制度,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天开放宵禁,其中上元节便可以夜游长安,因此夜晚的长安在此时格外热闹,游人如织,妇女的耳饰和男子的发簪被挤落满地。

耳坠,以精巧轻盈的质感深得舞女喜爱,在唐诗中常作为异域舞蹈的佩饰。李群玉在《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位舞女,“坠珥时流盻,修裾欲溯空”,随着舞步,耳坠在发饰两边摇动,流盼生姿。“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风靡唐代的胡旋舞,舞者来源于胡地,耳戴骊珠,随着音乐飞快旋转,在观赏者看来,舞者耳边骊珠的光芒仿佛是飞行的流星。

诗歌将这种唐代的日常生活细节记录了下来。首饰则作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突破了文字的壁垒,将唐代的社会风貌展现在读者面前。

古诗女子发饰(唐诗中的耳饰)(2)

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

唐诗有很多诗句描写耳饰,但其实汉族女子穿戴耳饰的并不多,一些穿耳戴环者多为少数民族或是西来的异族人。在唐代的壁画中经常能看见佩戴耳饰的胡人,不过在《古今事物考》中记录“珥”是女性的耳珠,自殷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在中原,本是居住在近海一带及海岛的少数民族的首饰。到战国齐闵王时期,孟尝君将“珥”进献给王夫人。中原地区很早就接触并开始佩戴这种起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饰品,魏晋时期便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孔雀东南飞》)之语。

与前代不同的是,在唐诗记录的耳饰中,有三个变化,其一是样式趋同,其二是佩戴者群体扩大,其三是民族文化融合。

首先,耳饰的样式向轻盈小巧转变,功能趋向统一。厚重的“玦”在唐诗中多指彰显男性地位的玉玦,而作为首饰的耳玦则很少。两汉魏晋时期较为常见的“珰”,在唐诗中多以“明月珰”的典故出现。而轻便灵活的“珥”,在唐诗中称呼较多,不仅有上层贵妇佩戴的“簪珥”,还有民间广为流行的“坠珥”。耳饰样式的转变,体现了唐代审美的迁移。灵巧的“坠珥”似乎更能吸引唐代诗人的目光,并为唐诗的意境营造出更富于动态色彩的审美空间。

其次,佩戴者从上层贵妇和下层奴仆逐步向整个社会阶层扩展。前人多用耳饰作为身份地位的标志,同时也将耳饰作为约束女性的工具。而在唐诗中佩戴耳饰的则不仅是贵族妇女,歌舞伎和部分平民也逐渐开始佩戴。在唐代的壁画中,多为胡人佩戴耳饰,汉族妇女佩戴较少。这在唐昭陵长乐公主墓中的壁画里体现得最为明显,四名侍女中只有右二未梳发髻者有穿耳戴环,此人眉目与其他三人有所不同,显然是胡人装扮,而其余三名汉族服饰装扮的侍女均未穿耳。此壁画与张籍的《昆仑儿》诗词相符,“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右二的侍女未盘发,似螺髻长卷。而张籍的另一首诗《蛮中》有言曰:“玉镮穿耳谁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穿耳戴玉环者虽不知是谁,但是根据题目“蛮中”二字,可知应是少数民族。这是因为唐诗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儒家的礼乐教化经过汉魏的沉淀,到了唐代影响力丝毫没有减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即便是穿耳这种对身体损伤较小的行为,也没有得到大规模提倡和效仿。

随着唐代风气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世俗审美逐渐占据上风,士人对于美的追求更加自由,部分平民阶层开始接触和接受耳饰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唐诗中的耳饰,已经从束缚女性转变为彰显女性魅力,它的适用人群也从少数贵族和奴仆向社会各个阶层流行延展,同时使唐诗更“接地气”,更有生活气息。

最后,唐诗中的耳饰体现出民族文化融合的倾向。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对于异域文明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胡人的服饰因此得以出现在唐朝贵族和平民阶层的视野中。“紫藤垂罽珥,红荔悬缨络”(皮日休《初夏游楞伽精舍》),“罽珥”便是用西域罽宾地区毛织品装饰的耳坠,这种在西域佛教造像中可见到的首饰逐渐由信众带到了中原。新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中,女娲右耳佩戴穿耳耳坠,女娲和伏羲是汉民族的神话人物,新疆的墓室中也屡有发现。受异域风格的影响,在新疆出土的壁画中,女娲穿耳戴环。在敦煌石窟中,菩萨戴耳坠、耳环的现象很常见,这种审美风格顺着丝绸之路蔓延到中原,被汉文化所认同吸纳。

这种来源于少数民族的饰品,因其形制美观,而被汉族妇女所接受,其出现在诗歌中的场景也大多和胡人有关,不是出现在胡人舞乐当中,就是出现在胡风影响下的酒肆中。

无论是明月情思的耳珰,还是翩翩起舞的坠珥,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多样的审美倾向。唐人将这种首饰作为情感的寄托物,极大丰富了诗歌的创作空间。这些精美的耳饰向我们展示了唐代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可以说,耳饰使唐代诗人们有了托物言情的物质寄托。民族交融的时代背景,使唐诗中的耳饰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风貌。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31日1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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