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2021年6月25日，在党的百年华诞来临之际，中央政治局就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举行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带领中央政治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丰泽园毛主席故居，并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上述讲话。
北大红楼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在百余年前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北大红楼，成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诞生的摇篮：在这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一群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子为拯救民族危亡，组织发动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播火者”李大钊创建了中国最早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亢慕义斋”墙壁上“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的标语引导着大批进步青年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为建立一个“赤旗的世界”而永久奋斗；在这里，毛泽东如饥似渴地汲取各种新文化、新思想，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探讨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政治信仰，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据统计，在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58名党员中有24人或直接在北大入党、或在北大学习工作过，全国8个地方建立的早期党组织中有7个地方负责人与北大有关。如果说召开党的一大的上海兴业路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那么北大红楼便是她的孕育之地。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以北大红楼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所承载的历史，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的转折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北大红楼不仅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原点，更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人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革命的火种，正是从北大红楼开始点燃播撒到全国各地，进而照亮了中华民族历史的天空。
“红楼飞雪，一时多少豪杰。”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陈斓的新作《红楼：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简称《红楼》），正由此而来。全书聚焦于1916年红楼奠基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期间的“豪杰”与“风流人物”，在红楼为探求学问与救国真理所作的诸多探索：上篇“学问”，自蔡元培入主北大后的诸多教育革新讲到以红楼为策源地的五四运动；下篇“真理”，从五四退潮期不同青年们的抉择讲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红楼短短数年的探索与革命实践，不过历史长河之一瞬，但而今看来，正是“红楼”时期的诸多探索，为中国社会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为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铸就了一个矢志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先进组织最原初的精神本色和崇高价值追求。
《红楼》一书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从即日起，《中国青年》杂志全媒体特开设专栏“红楼星火”，对该书稿进行连载，以飨广大读者。
“红楼星火”专栏（13）
第四章 五四
文/陈斓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许德珩于“五四运动”当晚写于狱中，1919年
1 巴黎和会
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以徐世昌、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期望很高。为此，北洋政府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的五人代表团，除陆徵祥团长外，其余四位全权特使是：时任广东非常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的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毕业于康奈尔大学）、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
其中王正廷、魏宸组两位来自南方政府。王正廷毕业于耶鲁大学，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政府临时参议院副议长，张勋复辟后，南下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欧战结束后，受广州军政府派遣，前往美国办理外交，因此，他是从美国出发去巴黎的。魏宸组是法国留学生，曾任南京政府外交次长，后任广东政府内阁秘书长。徐世昌主张在五人代表团中加上两个南方代表，为的是显示南北双方的统一与团结。
当时还有一个主张是派孙中山为南方代表，但孙中山不愿承认北方政府，自己的广东政府又不为国际承认，所以，孙中山拒绝了。因为当时北洋政府与各国的关系为公使级，北洋政府以为段祺瑞在主张对德宣战方面“居功至伟”，所以，又准备派段祺瑞为全权大使去巴黎，借此把北洋政府与列强的关系提升为大使级，由于列强均不赞成，于是作罢。
为了轰轰烈烈地准备巴黎和会，除了派出这个阵容豪华的代表团之外，北洋政府还支持成立了三个以政界大佬、社会名流为主体的外交智囊团。1918年12月18日，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设置专门外交机构——外交委员会，其中成员，多为1917年7月段祺瑞平定张勋复辟后成立的国会的主要成员，也就是所谓“研究系”的主要成员。他们是：原外交次长汪大燮、原司法总长林长民、袁世凯时代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原驻法公使孙宝琦（就是他把李石曾带到法国留学）等，其中竟然还包括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驻日公使陆宗舆，那时，陆宗舆已经改任造币局长，似乎早已经忘记了自己是签订“二十一条”的罪人。
外交委员会之外，1919年2月16日，张謇等人发起民间外交组织——国民外交协会，其中包括张謇、熊希龄、林长民等人，他们首次提出“国民外交”，认为一国之外交政策，应由国民做主。同月，“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该会把“世界大同”作为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的宗旨，理事中除了汪大燮、梁启超之外，还有离开政坛很久的蔡元培，而该组织的秘书长是胡适。
因此，应该说，北京大学参加巴黎和会外交事务，并不是由学生爱国运动而起，而是从蔡元培积极拥护国际联盟，积极参加“国际联盟同志会”的外交活动算起。
在上述三个外交智囊团之中，有两个人同时跻身于其中两个组织之中，这就是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原司法总长林长民。为后来的五四运动点了第一把火的，应该算林长民——尽管今天他远不如自己美丽的女儿林徽因在大众心中更有名。
这表明，对于巴黎和会，无论南北政府还是中国当时各个派系，都极为关注。全国上下，特别是全国精英人士的期待也很高，以为有了威尔逊的“14条”，有了国际联盟，从此大同世界即将到来，世界将永久和平，公理战胜强权，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将会被一举废除。
全国精英之中，只有康有为认为，北洋政府“宣而不战，贪人成功以为己力，耻莫大焉”，北洋政府参加巴黎和会，是去打便宜拳，而便宜拳不是那么好打的。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在法国外交部开幕，会议决定，巴黎和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由美、英、法、意、日各派两名代表组成，成为五国会议或十人会议。名曰国际联盟大会，实则是五国开会，其他国家来旁听。这样，巴黎和会一开始，就把中国排除在了会议决策机构之外。
中国代表团兴冲冲地抵达巴黎后遇到的第一盆兜头冷水是：经过大国磋商，决定各国代表名额为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为五人，巴西等国三人，中国为二人。也就是说，会还没开，中国已经被当作三流国家对待，中国一厢情愿地派出了五人全权代表，但是能参加会议的代表名额只有两个。
实际上，在整个巴黎和会召开期间，中国只是奉五国会议之命，参加了三次辩论，分别是在1月27日、28日和4月22日。
1月27日是中国第一次参会，当时，日本提出要求，由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大会在讨论日本要求前两小时，才通知中国作为相关方，上会作说明。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是1918年9月的中日密约的签订者，直到此时，代表团其他成员均不知道有中日密约这回事，而只有陆徵祥早知这是一个大雷，一定会触发地震。所以，在整个巴黎和会期间，陆徵祥都称病不出，直到实在瞒不下去了，他才在最后的关头，告诉代表团其他成员中日密约的事情。
陆徵祥
在两个小时内，代表团紧急磋商，以为事已至此，只有硬扛，主动把密约交给大会，希望美国主持公道，替中国废除此项密约。
由于陆徵祥死不出头，所以，顾维钧就被推上前台，代表中方在大会上发言。顾维钧知道，如果有中日密约在，中国收回山东权益，在法理上已经不占优势，唯一可行的是打感情牌。
于是，顾维钧在发言中强调了三点：一、山东是孔孟故乡，是中华文明发源地，相当于中国的“耶路撒冷”，失去山东，中国等于失去了灵魂；二、威尔逊总统提出要废除一切密约，中日密约理应废除，万万希望美国能为中国做主；三、日本从德国那里夺回青岛，中国理应感谢，希望日本“好事做到底”，把山东还给中国。[1]
顾维钧发言后，日本代表牧野申显接着说明，中日之间既然就山东问题已经有了密约，那这就是中日之间的事，其他国家不要参与了，大会尊重中日双方的约定即可。
顾维钧抗辩说，既然是国际大会，哪有中日双方自己决定的道理，密约究竟是否合理合法，还是要交给大会仲裁，特别是由美国判断，否则还开什么巴黎和会。
会议作出决定，密约提交大会讨论，中日双方回去各自准备材料，再交会议仲裁。
1919年2月9日，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突然提出辞职，不辞而别，去了瑞士，经过苦劝，得到无论谈判如何都不会追究他的责任的承诺之后，才回法国复职。
1919年4月22日，陆徵祥、顾维钧应邀出席五国会议，这是继1月27/28日之后，中国代表团第三次出席最高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日本的要求，关于山东问题，中日之间已经有过约定，不再提交大会裁决。
陆徵祥（前排左二）
美国总统威尔逊率先表态，他说，这次大会的精神，就是维护“条约神圣”，既然中国与日本早有“二十一条”，随后中日又有三个条约，尤其后三个条约，都是中国主动要求与日本签订的，所以，按照会议精神，这些条约都应该得到尊重，巴黎和会不干涉中日之间的条约关系。
中“二十一条”交涉
顾维钧大惊失色，起而辩解说，废除秘密外交，这是威尔逊总统的倡议，也是中国的期望所在，请威尔逊总统给中国主持公道。
威尔逊摇头说，中日之间的条约，都不是秘密条约，因为这是中国自愿的，中国不能没有契约精神，既然事先已经制定了规则，就不能在事后违背规则，即使这个规则是目前中国认为对自己不利的。
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从左至右）
美国是中国的唯一依靠，美国一旦掉头支持日本，中国的防线必然崩溃，中国只有三个选择，一、退会；二、拒约；三、签约，但不承认有关山东问题的几项条款。
北洋政府认为，退会，只能自外于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作为战败国，德国尚且不敢拒约，中国作为战胜国，更不敢拒约，故前两条不可取，唯一可行的就是签字，今后再“徐徐图之”。
“二十一条”签订现场左一曹汝霖，左二陆徵祥
1919年4月30日，在法国的梁启超作为个人观察员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电文指出，北洋政府特别是陆徵祥在巴黎和会上推诿卸责，视国家根本利益为儿戏，造成外交全面失败，请协会警告政府与国民，万勿在和约上签字署名。
接到梁启超电报后，林长民立即写了《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交《晨报》发表。文章说，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依据，除了“二十一条”外，就是1918年9月的两个中日密约，政府之所以装聋作哑，就是因为这两个密约是瞒着全体国民签订的，“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
1919年5月2日，《晨报》刊登林长民的《外交警报敬告国民》
《晨报》起初不敢发表这篇文章，最终汪大燮和林长民决定联合署名，并以国民外交协会的名义发表，于是，文章在1919年5月2日的《晨报》头版通栏大字刊发。
1919年5月7日是“二十一条”签订日，5月3日下午，国民外交协会决定把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在5月7日，于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
巴黎和会会议现场
1919年5月3日傍晚，当蔡元培参加完国民外交协会的会议回到红楼时，北京大学已经一片沸腾。北京大学已经等不到5月7日了，1919年5月3日夜晚，北京大学率先向那个伟大的日子——“五四”走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幕，在那一刻拉开了。
2国亡了
陈独秀说，启蒙，就是要让全体国民起来，一起担负起国家的责任，启蒙，也就是发动民众起来救亡，自《新青年》《国民》《每周评论》创办以来，这个历史的主题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北大。
蔡元培从来没有期望北大成为一个“精英”大学，他以为精英政治，即等于官商政治，官商勾结，是旧北大学风败坏之根源，于是，蔡元培校长热衷的是社会教育、平民教育，在蔡元培看来，北大无论从事任何“高深学问”，学者、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现代国民，而这个国民，对一般的平民则担负着责任，对于国家，也担负着他的责任。
有了这样的新北大，才有了新国民，有了新国民，一个新的中国、新中国的意识才出现在地平线上。
陈独秀、蔡元培都是辛亥革命元勋，但是，他们对于民国政治，均感到十分的失望，他们希望中国有真正的现代政治，有真正的现代学术，而这个现代政治，必须以现代思想、现代学术为基础，这种现代思想、现代学术，又必须能够推动中国政治的现代转化，这就是北京大学的责任。
北大的责任、北大的方向、北大的出路，在蔡元培到任的那一天，其实就已经注定。
从精英政治，转向民众政治，从精英外交，转向国民外交——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决定中国历史转变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19年5月4日，那年，那月，那一天，是关于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
从“二十一条”到“中日密约”，自袁世凯以来，北洋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出卖中国主权的勾当日甚一日，而北京大学的抗争也愈演愈烈，直到巴黎和会的召开。
巴黎和会
北大的学生们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消息，《每周评论》时刻关注着巴黎和会的进程，对和会的过程，进行“实况报道”；而早在4月间，一些学生就凑足了几百块钱，打电报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到底，并向全国通电，反对因为日本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顾维钧，因为顾维钧是谈判中最年轻的，也是最有办法为中国争取权益的一个。
他们等来的却是中国外交的全面失败。
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北大学生们，满腔怒火，感到被欺骗、被羞辱。“青岛原来只是德国的租界，现在我们胜利了，怎么反而变成殖民地了？”
“Concession（租界）不是Colony（殖民地）！”“五国沆瀣一气，我们被美国出卖了！”
“我们是战胜国！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让我们低头，不同意！我们坚决不同意！”“我国外交失败了！彻底失败了！哪有什么世界和平，有的是列强分赃！”
1948年，当时任外交委员会事务员的叶景莘撰文说：
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林长民获悉：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他们这帮无兵无权的像热锅里的蚂蚁，又能忙出什么道道呢？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2]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从北京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得知，钱能训内阁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等，让他们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
蔡元培是袁世凯、段祺瑞的老对手了，他知道，官员大佬们个个都是陆徵祥，皆是“甩锅能手”，即使汪大燮、林长民，他们又能够牺牲什么呢？因此，他们能有什么道道呢？这些老官僚政客，哪一天会牺牲自己一点利益呢？
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如果没有人站出来作出真正的牺牲，那是没有任何办法的，而大人先生都只是在那里说，真正肯牺牲自己的，却一个也没有。
蔡元培想到了牺牲，而举目四望，他痛彻心扉地感到，赤手空拳的自己，也只有牺牲北京大学了，他只有请自己的学生牺牲宝贵的学业了，他只能牺牲北京大学这片学术的净土了——而这个选择，比牺牲自己的性命还令他难过。
学问与国家，个人与苍生，都重要，但是，在国家苍生面前，个人与学问是小账，如今要算大账，只能牺牲北大，这种牺牲是光荣的——说什么“救亡压倒启蒙”，多年之后又说出这种话的张申府，怎么会理解当年蔡校长的痛彻心扉。
抱定牺牲北大决心的蔡元培回到红楼，在北大饭厅召集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等学生代表100多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列强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蔡元培说：“同学们，我们的国家到了存亡的关键时刻！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而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
在场的同学听了无一不悲愤交加，蔡元培将目光看向在场的每一位同学，他的内心百感交集，他想起当年创办学术研究团体，就是为了让同学们在学校里好好读书，而如今，这些年轻的同学们即将失去一张安静的课桌，这真是身为教育者的悲凉啊！想到这里，蔡元培突然向大家拱手，继续用嘶哑的嗓音说：“同学们，孑民彻夜难眠，走投无路了！现在，拯救国家民族的希望就落到了你们青年人身上了！作为一校之长，我虽不愿看到你们放下课本，走上街头，摇旗呐喊，但是现在国家需要你们！四万万同胞需要你们！同学们，拜托你们的发声，能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家，昏庸的政府，唤醒民众，以制造广泛的舆论，阻止北洋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同学们！……”说到动情处，蔡元培哽咽了。
台下的张国焘、邓中夏、段锡朋、傅斯年等人早已激动得热泪盈眶了。
“国家前途不堪设想，只有大家起来救国”，这是蔡校长对学生的交代。当时参加了“五四”爱国游行的北大哲学系学生何思源是学生班长，他参加了这个会，并亲聆蔡校长演说。据他回忆：
五月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我参加了这次会，听了他的讲话，心情非常激动。[3]
许德珩从蔡校长那里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立即约集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当天下午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办法。
当天晚上七点，国民杂志社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会议，与会者纷纷谈起中国在巴黎和会受屈辱的情形，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
在讨论目前救国的步骤时，张国焘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示威游行。他特别强调：与去年不同，这一次我们不是“请愿”，而是代表国民，向北洋政府“吊民伐罪”；如果说是请愿，也不是向政府请愿，而是向国民宣传。
他激动地说：“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第一是时间愈快愈好，不能等到五月七号。第二是不能再静默请愿，要大声疾呼，要演讲、宣传，让民众都知道国家到了何等地位！第三是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一致奋起，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回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
张国焘的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全体到会者的热烈赞成。同学们纷纷出主意：“我们应当趁势组织各校学生会！”“坚决向曹汝霖兴师问罪，以泄民愤！”
为了实现同学们的这些意见，国民杂志社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7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发专等北京12个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讨论目前救国应采取的步骤。会议任易克嶷为大会主席，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人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当晚，国民杂志社的成员撰写了慷慨激昂的布告，张贴于北大校内各公告牌上。同学们纷纷驻足围观，群起响应，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收回山东、青岛主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在北大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回荡着爱国的声音。
1919年5月3日是星期六，学生们没有心思去休息娱乐，也无心去读书。他们怀着满腔的热忱和怒火，奔向北河沿北大三院的法科礼堂，来集体讨论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国。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许德珩等人内心异常激动，他们认为，只有唤起国民，才能拯救民国，没有了民国，也就无所谓国民。
晚上七点钟，学生大会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如期召开，北大一千多名学生几乎全部出席了。北京高等师范等十二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几十名学生代表应邀参加。会议由大会主席易克嶷主持。
易克嶷宣告开会，说明宗旨，国民杂志社特别编辑员黄日葵、孟寿椿作记录。
首揭“二十一条”的邵飘萍又一次站出来。
会议一开始，先由著名记者、京报社社长邵飘萍向大家介绍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邵飘萍大声疾呼：“同胞们！是谁出卖了山东？是卖国的北洋政府！是章宗祥、陆宗舆和曹汝霖！曹汝霖是向日本借钱的，仅仅为了两千万日元垫款就出卖山东，陆宗舆是签订‘二十一条’的驻日公使，现在主持币制改革，偏偏要请日本顾问来改革中国币制，章宗祥是签订‘中日密约’的驻日公使，今天，章宗祥这个卖国贼、亲日派的头子不仅没有遭到唾弃，反而因‘卖国有功’，即将被北洋政府晋升为外交总长！请大家想一想吧，这样的外交总长，能为我们争回山东的一切权益吗？不能！”
张国焘也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以他浓厚的萍乡口音，走上台去，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连一个弱女子都敢在总统府门前为国请命，而况我们新青年呢？”说到痛处，不觉声泪俱下。原来，就在当天上午，有一位女学生刚听到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便伤心而愤恨地跑到总统府门前大哭大喊了一阵。
张国焘此言一出，学生们情绪更加激动。讲演中他反复提到“群众运动”这个词，把这4个字念成“同顿唔顿”。很多学生听不懂，问“同顿唔顿”是什么意思，懂萍乡话的人翻译“就是群众运动”。大家恍然大悟，后来，同学们给张国焘起了个“同顿唔顿”的绰号。
张国焘特别强调说：“没有群众运动，我们什么也办不成，与其向政府请愿，不如向群众宣传！”
许德珩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
卖国的袁世凯政府倒了，继承他的段祺瑞政府参加世界大战，说这样可以收回我们的失地和其他权利。现在收回没有呢？不但没有收回一点什么，反而失去了更多的权利！
这失败的原因竟然是他们秘密的“欣然同意”！看来，现政府不但继承了袁世凯亲日卖国的衣钵，而且更加大胆。
如果现政府执迷不悟，要和民众走相反的道路，它一定会在全国民众愤怒之下倒台的。我们要站在民众的前列，赶快督促政府和专使不要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我们反对秘密的外交，现在要用国民外交代替它。时局很迫切了，我们应该赶快表现出我们民众的意志和力量，我们不能等到七号，我们必须把七号的示威大会提前举行！[4]
外号“大炮”的许德珩洪亮的声音就像一连串噼啪作响的鞭炮，响彻在礼堂上方。他的演讲把段祺瑞与袁世凯联系起来，把这次运动视为反对袁世凯的革命运动的继续。
话音未落，康白情叫道，“讲来讲去，我们还是要先把行动上的时间定下，国耻日也许有人要上课，明天恰好逢礼拜天，谁都不需请假，这样势必方便更多的人加入行动，建议明天就大游行！”
会场上顿时响起“游行去！”“去总统府！”“打倒卖国贼！”的口号声。
游行的时间，就此提出。
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不到一年、还不满18岁的刘仁静，这时坐在角落，他猛然拿出一把菜刀，站在会场上大声疾呼：“如果大家不能作出积极决定，我将自杀以激励士气！”这个日后成为最年轻的中共一大代表的刘仁静，一声呐喊，把全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鼓掌与呐喊声起，同学们几乎眼含热泪，气氛变得凄凉而悲壮。有的同学提议说：“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曹、章、陆三个卖国贼来一下？我们要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大家一致同意。
游行于是成立。
当晚，又成立了由20名委员组成的干事会，下面分成总务、演讲、国货维持等部门。云南籍北大学子王复生分在交通队和口号队，他把标语传单和口号译成英文、法文，便于国际社会了解这次游行的主张。
王复生原名王濡廷，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次年升入法文系。他成绩优异，是北大法文班班会负责人。据他和罗章龙的回忆，五四前夕，王复生通过同宿舍好友罗章龙，就秘密组织了北京多所院校青年学生的秘密行动小组。小组主要成员有罗章龙、李梅羹、易克嶷、宋天放、匡互生等20人。小组没有正式委员会或书记，对外也没有名称，以北大学子为主，平时分散，遇有大事则集中讨论。
罗章龙后来回忆：
我们这个行动小组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京小组成员，或青年团的基干。“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革命的演习，也是一次很好的锻炼。[5]
大会开到深夜十一点，最后做出4项决定：
(1 )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 2)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
(3 )通电全国各省市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
( 4)定于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6]
深夜，西斋宿舍的窗户里，闪着隐隐约约的光。许德珩眼含热泪，奋笔疾书，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文言文版）。
宣言写好后，许德珩紧接着为第二天的游行作准备。当时已近深夜，因弄不到白布做旗子，他扯下自己仅有的一条白床单，把床单撕成条状，用墨笔写下标语和口号，一直忙到天亮。此时，他已完全忘记了这是自己唯一的一条床单。他只是用力地写着标语，时而泪水滴下，氤氲了墨迹。
也许，明天面临的将是一场血腥的风雨，买布造旗已经来不及了，大家只有扯下床单，白布为旗，揭竿而起，以牺牲生命去换得国家的自由，想到这里，许德珩擦去眼角的泪水，他知道，此刻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其他同学也都在为准备示威游行的事而忙碌，有的找竹子做旗杆，有的写标语，彻夜未眠地赶做出了几百面大大小小的旗子。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这注定是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他们压制着满腔的悲愤，静待黎明的到来。
[1]邓野，《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1919年中国的外交争执与政派利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1版，第52页。此书较为详尽地阐述了五四运动前后，北京政府的各项主张与措施，以及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全过程。
[2]叶景莘：《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天津《大公报》，1948年5月4日。
[3]高万娥、刘道慧：《建党伟业——聚焦 1921》，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1 页。
[4]蒙木：《五四风云》，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97 页。
[5]陈占彪编：《五四事件回忆(稀见材料)》，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第283 页。
[6]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文史资料出版社79 19 年版，第 20 页。 20 页。
“红楼星火”专栏
楔子：大槐树下
第一章 红楼-奠基
第一章 红楼-1916级
第一章 红楼-开学
第一章 红楼-引无数英雄
第二章 新文化-新道德
第二章 新文化-中国文艺复兴
第二章 新文化-“中日密约” 第二章 新文化-利刃新发于硎第三章 改造-他来了
第三章 改造-《国民》和《每周评论》第三章 改造-平民教育讲演团监制：皮钧
终审：蔺玉红
审校：张斯絮 刘晓 刘博文
编辑：tama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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