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白尼和他的日心说几乎无人不知，按照传统的历史叙述——哥白尼和他的日心说“推翻了教会主张的地心说，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圣经》里并没有“地心说”，也根本没有提到地球和太阳谁绕着谁转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写圣经的人根本不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赫茨尔有句名言说，“你不可能用古希伯来语去买一张火车票，因为古希伯来人不知道什么是火车”，这句话用在这里就是“你根本不可能从圣经里找到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因为古代的希伯来人根本不知道大地是球形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哥白尼名字怎么读?以下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哥白尼名字怎么读
哥白尼和他的日心说几乎无人不知，按照传统的历史叙述——哥白尼和他的日心说“推翻了教会主张的地心说，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圣经》里并没有“地心说”，也根本没有提到地球和太阳谁绕着谁转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写圣经的人根本不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体。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赫茨尔有句名言说，“你不可能用古希伯来语去买一张火车票，因为古希伯来人不知道什么是火车！”，这句话用在这里就是“你根本不可能从圣经里找到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因为古代的希伯来人根本不知道大地是球形的！”
那么谁知道大地是球形的呢？古希腊人是知道的，古希腊人生活在地中海边，据说他们总是先看到海上的船帆、后看到船，然后从这个现象中推导出了地球可能是球形。甚至通过同一时刻里两个地方不同的影子长度估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而且估算结果和现代人的卫星观测结果大致相当。不过谢天谢地古希腊人的这个估算结果，哥伦布并不相信或者装作不信，总之1492年他凭一个错误的计算，大大低估了从西班牙向西航行前往印度的航程，才发现了新大陆。
那么既然希腊人知道了地球是球体，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摆在古希腊人面前，天上的星星是怎么回事？关于这个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教育家马修斯·阿诺德的解释是“把星星看作是镶嵌在黑色丝绒里的钻石也没什么不可以。”好在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们不像阿诺德那么浪漫，他们从月亮出发推论出天上的星星可能是一系列和地球一样的球体，它们和太阳一样不断起起落落，说明它们在运动，而地球显然是不动的，那么它们有规律的起起落落无疑说明它们在围绕着地球转动，于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地心说”诞生了：宇宙是球形的，地球处在这个球形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所有的星体都围绕地球以圆形轨道运行。
至于为什么是圆形轨道？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今天看起来也相当率性，亚里士多德主义认为圆形是完美的，所以天体运行必然也是以圆形为轨道。但既然确定了地球是圆心，星体以圆形轨道运行，也就衍生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星体的运行轨道是已知的，那么星体的出现和升落应该是可以预判和推演的，就是说依照规律计算出来的数据应该和观测数据能够一一对应。但遗憾的是，这两个数据总是对不上，经常有偏差。偏差的原因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行星根本不是绕着地球转嘛，但古人并不这么想。相反他们从大地是不动的这个直观的感受出发，认为既然大地不动，那么就只可能是“天动”。所以在找不出更好的解释的情况下，就从现有的知识出发，对观测数据进行解释，于是天体运行的方式就变得越来越复杂。
比如说本轮和均轮的理论，就是用来调和地心说理论和实际观测数据之间的矛盾而诞生的。所谓均轮就是以地球为圆心的那个正圆形轨道，星体理论上都应该围绕这个轨道运行。但是理论和观测数据对不上，就只能对理论进行进一步细化：古希腊的天文学家们提出本轮的概念——星体以一组非常复杂的轨道围绕地球运行，他们的每一个圆形轨道叫本轮，本轮的圆心刚好处在均轮上。依靠这种理论来解释观测数据的结果就是本轮变得越来越多，于是作为亚里士多德学派天文学知识集大成者的托勒密，在前人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套更加精密复杂的本轮和均轮体系。当地心说的理论被发展到如此复杂精密的程度时，它虽然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却完美地解释了古代世界有限的观测数据。通过托勒密，亚里士多德理论和现实实现了和谐，而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也就成了亚里士多德体系里天文学的权威著作。
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体系、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还是地心说，都跟基督教毫无关系。古希腊人和希腊化的罗马人之所以会支持天文学研究，其实是服务于一个基督教从根本上就反对的事业，那就是占星术。只有当天文学服务于占星术时，才会有人慷慨赞助天文学观测和研究，否则在农业还很原始，航海也基本上局限在风平浪静的地中海的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怎么可能养活那么多人专业研究天文？而基督教其实根本不在乎什么天文学，更从根本上就反对占星术。即使是那些皈依基督教的希腊化世界里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实际上也是反对占星术的，他们仅仅是把天文学知识当作古典世界的遗产保存下来。如果你抓住一个五世纪的主教问他，地心说对？还是日心说对？他最大的反应应该是“这俩是什么鬼？”
那么基督教是怎么跟地心说搅到一起的？从教义上基督教反对宿命论和各种预言、占星和算命。但现实情况往往是，教义是一回事、信徒的需求是另一回事。整个罗马帝国随着三世纪的大动荡进入了一个迷信时期：在学术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衰退了，迅速让位给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而新柏拉图主义构建了一个以最高主宰为核心的世界，也就是说古典世界开放式的多神教信仰，实际上随着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而让位于一种一元化的神秘主义。当然我们不能说新柏拉图主义本身是基督教的变体，毕竟基督教要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要等到四世纪初，但是到三世纪，罗马帝国在精神上实际已经做好了基督教化的准备。公元208-235年之间的罗马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的寝宫里，摆放着七个他心目当中伟大圣哲的塑像，其中一个就是耶稣。
新柏拉图主义的世界观是以最高主宰为核心的，而这个最高主宰即使不是居住在地球上，也是时刻关注着地球的，世界的其他万物都是地球的陪衬。而托勒密学说里以地球为核心的宇宙观，无疑和这种新柏拉图主义的世界观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如果因此就认为基督教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的世界观，在把新柏拉图主义的“最高主宰”替换为“上帝”的同时，顺手接纳了托勒密的天文学理论，那就太想当然了。
基督教虽然从四世纪开始摆脱了受迫害的地位，甚至逐渐成为罗马帝国之内唯一合法的信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帝国也进入了衰退和崩溃期。在这个阶段里，罗马帝国西部领土里的西班牙、意大利和高卢纷纷被蛮族统治，而日后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的波兰，则根本不在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内。在这个充斥着衰退和动荡的年代里，如果有人跟统治着意大利的信奉阿里乌斯派的哥特国王说“日心说是异端，地心说才是正统！”哥特国王很可能回答“异端怎么啦？我就是异端！”
而且在这个动荡的早期中世纪，罗马帝国西部还发生了另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那就是虽然正统派教士千方百计让法兰克人皈依了基督教。但阿拉伯帝国的兴起又断绝了西欧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柱，那就是埃及纸草。即使在五世纪和六世纪的衰退时期，西欧的基督教修道院依然每年从埃及进口纸草。罗马帝国的书籍是用纸草抄写之后做成书卷的，所以古代著作经常都以“卷”为单位。但是西欧的气候潮湿阴冷，纸草书卷不易保存，所以修道士们就要不断购买新的纸草来抄写损坏的书卷。可随着阿拉伯帝国切断了地中海的贸易，西欧就买不到埃及的纸草了，所以只好用成本极其昂贵的羊皮纸来抄写书卷——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的书籍逐渐从以“卷”为单位变成了以“册”为单位。
一只羊的皮只能出四张羊皮纸，写成对开本正反面页也写不了多少。于是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西欧的书籍越来越少，而且除了雷打不动的“圣经”之外，其他一概精简。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古代著作都只有残卷了，就因为当年负责抄写的修道士把他们觉得不重要的部分给放弃了。或者是修道士抄写了全本，但是后来的修道士觉得这书为什么要全本，抄一个摘录不就行了。于是做了一个摘录之后把其他的羊皮纸上的文字刮掉重新抄别的了。
这样的局面下，服务于占星术的天文学和天文观测资料与知识到十世纪西欧进入复兴时期的时候，在西欧已经所剩无几了。但还是那句话，有市场就有供给，任何一个人内心深处总是希望能够预知未来，所以自然就有人想要提供类似的服务。而且随着欧洲的复兴和日耳曼人的东进运动，基督教欧洲的范围不断扩大，很多过去根本不在罗马帝国疆域之内的地区都被并入了基督教欧洲，比如说哥白尼生长的波兰。而这些地方的气候相比意大利要严酷的多，对指导农业的历法需求就更强烈。于是占星和矫正历法的双重需求，就催生了基督教欧洲天文学的复兴。
在中世纪的欧洲占星和历法的服务都肯定只能由一类人来提供那就是教士，这些教士随着工作的开展，日益感受到自己学识的不足。因为他们手边只有些语录体的节选。他们既没有图表、也没有观测记录，只能靠自己的研究和观测来尽可能的理解古人的只言片语。但他们愣是依靠这样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为欧洲的君主和社会提供了几个世纪的服务，直到西班牙的教士们打着反对伊斯兰教的旗号开始翻译阿拉伯语的古代著作。
这些阿拉伯语的著作除了少数是宗教文献之外，其实绝大部分都是阿拉伯文的亚里士多德著作，而作为亚里士多德体系的两大补充——托勒密天文学著作和盖伦的医学著作也相继被翻译成了拉丁文。然后你感受一下这个时期在方兴未艾的欧洲大学里，突然拿到整本的《天文学大全》的西方教士内心震动是何等的大。
但他们都是教士，不可能天天学亚里士多德，但又想学怎么办？最简单的就是给亚里士多德贴上一层基督教的色彩！随着这批干私活，放着神学不看去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教士的兴起，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才第一次和基督教建立同盟关系。“经院哲学”日后成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靶子，但在它兴起的那个年代，实际上是欧洲最先进最开明的一批人所挖掘研究的。1200年诞生的“神圣的全能博士”大阿尔伯特，就是一个研究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人，他的学生被封为“六翼天使博士”的托马斯·阿奎纳也是一个“阿韦罗伊主义者”，阿韦罗伊这个名字是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拉丁文之后的读音，这个名字的阿拉伯语发音是伊本·路世德。
所以在13世纪的经院学者的持续造神运动中，亚里士多德的地位越抬越高。经院学者喊出的最颠覆性的一个口号是“《圣经》里有的听《圣经》，《圣经》里没有的听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天文学上的托勒密和医学生理学上的盖伦，被赋予了不亚于圣徒的地位。这才是基督教和地心说合二为一的时刻，而此时距离哥白尼出生只剩下二百多年。
这二百多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西欧的天文学获得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意义就体现为欧洲到处出现的天文台，当然这种天文台还非常原始，但原始的天文台也能积累观测数据，一旦数据增加，理论就必须跟上。古希腊的观测数据依靠托勒密体系可以完美的解释，但到中世纪晚期观测数据变得更多了，结果就是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的时代变得惊人的复杂，和托勒密体系刚刚诞生时的精巧准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然也就引发了争论和批评。
哥白尼发现如果宇宙真的是按照这套体系设计的，那么宇宙就实在太复杂了，而在他这样一个教士的心目当中，被设计出来得宇宙不可能如此复杂，相反它应该简单而优美。所以哥白尼提出只要把宇宙中心从地球变成太阳。让太阳在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让包括地球在内的其他星体围绕太阳运转。那么整个宇宙的体系一下就变得和谐、简洁而且充满秩序了。
那么哥白尼的观点实际上究竟冲击了基督教的什么教义呢？什么也没有！哥白尼体系唯一冲击的是那些天主教会内部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也就是13世纪以来，在两百多年里逐渐在教会的神学思想上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经院哲学家。因为哥白尼体系冲击了托勒密学说，而托勒密、盖伦和亚里士多德刚好是经院哲学树立的三个楷模和典范。
如果托勒密会错，就意味着亚里士多德体系有问题，如果亚里士多德体系有问题，为什么还要花费这么多时间去研究？而且经院哲学此时正遭受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那就是人文主义。哥白尼的时代已经是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叶了。达芬奇比哥白尼早死了二十多年，米开朗基罗比哥白尼小两岁。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越来越多的希腊文著作开始传入欧洲。当这些希腊文著作被拿来跟几个世纪以前从阿拉伯文转译的著作做比较的时候，就发现拉丁文版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错误百出。于是以希腊文为学术语言的人文主义者就开始大肆攻击经院哲学。进而从根本上否定经院哲学的价值，如果我们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取笑教士和神学家是这些作品里常见的桥段。
但人文主义还不是经院学者和整个教会的最大威胁，真正巨大的威胁是1517年马丁·路德在德意志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几乎要从根本上颠覆天主教会在信仰和世俗两个领域里的权威地位。而哥白尼自己既是一个教士、又是一个经院学者、还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他的作品并不是要颠覆亚里士多德主义更没打算要颠覆天主教会。他只是认为通过他这个小小的改革，就能够真正证明宇宙体系设计的精巧和伟大。基于这一点就能感受到哥白尼在出版他的《天体运行论》的时候那种纠结的心情了。
哥白尼没想要过要反对基督教，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神父，而且《圣经》里根本没有地心说或者日心说。哥白尼甚至也没有想过要颠覆托勒密天文学体系，他只想修正托勒密天文学体系。他更没有想过颠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统治地位，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遗憾的是，他的著作依然遭到了他的同行和同类的坚决抵制，因为他们三个世纪以来树立的亚里士多德体系的权威地位，到16世纪已经危在旦夕。而他们最强的力量就是他们作为教士所掌握的宗教权威，于是他们利用了宗教改革时期紧张的局面，来压制哥白尼体系。这就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的神父哥白尼，会在今天获得了一个科学革命者的形象。虽然这个形象毫无疑问是违背哥白尼的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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