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曰：“胡，牛颔垂也。从肉古声。”
许慎说，“胡”字本义，是牛脖颈的下垂之肉。“肉”为“义旁”，“古”为“声旁”，“胡”是个“形声字”。
段玉裁《注》说：“引申之凡（下垂）物皆言胡。如老狼有胡、鹈胡、龙垂胡髯是也。”
“垂髯”，就是“长须”。于是有了“胡考”一词，意为“长寿”。
《诗.周颂.载芟》：“有椒其馨，胡考之宁。”《传》：“胡，寿也；考，成也。”
又《周颂.丝衣》：“不吴不敖，胡考之休。”
因此有“胡寿”一说。
《仪礼.少牢馈食礼》：“主人受祭之福，胡寿保健家室。”
春秋时齐国离宫称“胡宫”，亦称“寿宫”。齐桓公亡于此宫。
这当为“胡须长的老人高寿”引申而来。“胡子”一称，也由此形成。
不知是否因为古时北方边地和西域族群之男性多蓄须，且“蓄长胡子”的不少，遂被称为“胡人”。这大约与“色目人”“虬髯客”的用法相近。
《史记.秦始皇纪》引贾谊语：“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
原来，中原“王朝”称周边的“化外之民”为“羌戎狄夷蛮”，不是民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大约从春秋战国始，称北方边地和西域族群为“胡人”。
此时，与“胡人”相关的“器什物件”亦冠以“胡”字。
《战国策.赵策二》载，赵武灵王倡“胡服骑射”即是。《史记.赵世家》记入此事。
屈原《离骚》云：“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xi）纚。”“胡绳”，香草；“纚纚”，长垂貌。战国时的楚地，与西域及至南亚已交往不少，“胡绳”这种香草，应为从彼地而来。
汉以后，“胡人”成为“外国人”的泛称。
《后汉书.西羌传》中有“湟中月氏胡”；而晋干宝《搜神记》曰：“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
这时，域外传入之物，亦多冠以“胡”字。
“胡人”之少女，称为“胡姬”。
传说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北方族群的管乐器，名“胡笳”。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是以此种管乐伴奏的古乐府。
还有“胡琴”，现在俗语常加“儿化韵”，其实泛指京胡、二胡、四胡、板胡等等。
“胡鼓”，是现在所说的“手鼓”。
“胡马”，指古大宛一带名马。至晚于汉代即已引进。
唐杜甫诗云：“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王昌龄诗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段成式《酉阳杂俎》考证过“胡椒”的传入过程。
“黄瓜”原称“胡瓜”。一说，隋炀帝忌讳“胡”字而改为“黄瓜”；另一说，东晋时即以“黄瓜”为名了。但无论如何，其传自南亚无疑。
现在的“香菜”，又叫“芫荽”，原名为“胡荽”。传入与地中海或中亚地区。
“胡葱”，即“洋葱”，唐代传自地中海一带。
“胡麻”，亦传说由张骞出使西域时，与“胡荽”等一并带回。
东汉明帝朝以始，西域佛僧大量入华，带来了一种“胡跪”拜坐之法，即右膝著地，竖左膝危坐。
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耆域》载：“以晋惠之末至于洛阳，诸道人悉为作礼，域胡跪，晏然不动声色。”
还有不少，比如“胡床”，也叫“交椅”“交床”。
《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不过，带“胡”字的并非皆与“胡人”有关。
春秋时有“胡国”，后为楚所灭。
“以国为氏”有“胡氏”。
水有“胡苏”；山有“胡丘”；虫有庄子梦蝶之“胡蝶”。
礼器有“胡簋”，此“胡”当为“瑚”之假借。
说到假借，“胡”与“何”同韵，古时多借为“何”。
梅赜所献《古文尚书.太甲》：“弗虑胡获，弗为胡成。”
又从“何”之“不确定”，引申为“乱说”“乱来”，即所谓“胡说白道”和“胡作非为”。
如前述及，一些外来族群入主中原后，忌讳说“胡”，清朝亦是。
《康熙字典》，本以“全”著称，一个字，几乎不漏一义。但在“胡”字条下，却绕来绕去绝不谈一个与“胡人”“胡物”相关的义项。
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有过不少恩恩怨怨。然而，不同的族群，实际上又同属一个大家庭，冲突的过程本身就是融合过程。而且，中华民族始终对一切外来的东西，只要是积极的、有益的、美好的，都敞开怀抱，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兼收并蓄的巨大能量。这大概正是这一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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