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至12月,时年20岁的毛主席进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预科班学习,教修身可的是杨昌济先生,教国文课的是袁仲谦先生。毛泽东在上课时,用毛笔小楷认真做了听课笔记,这就是流传到后世的《讲堂录》。

青年毛泽东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随校并入第一师范学校。他在一师求学时有多种手迹留存。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为防反动派迫害,毛氏族人们将毛泽东存放韶山家中的书籍信札笔记等物搬在后山焚烧了。毛泽东幼年时的私塾老师毛宇居冒险留下了两册课本和一万余字《讲堂录》手稿。这样才使我们今天有幸目睹毛主席早年的书法真迹,以及重温他当年课堂学习的内容。

《讲堂录》手稿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内,原件四十七页,九十四面。笔记用的是直书九行纸本,前十一页是毛泽东手抄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后三十六页是冠名《讲堂录》的听课笔记,主要包括修身课和国文课的记录,也有个别算术课笔记,以及一些读书札记。

1913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上杨昌济讲授的修身课时,《讲堂录》中记录如下内容:

毛泽东20岁时的课堂笔记(毛泽东20岁时的课堂笔记)(1)

十二月十三日 修身

练达世情皆学问。

应世接物之道大难,吾人所当研究者也。

常识 ,英文为Comon sense

人立身有一难事,即精细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则由小及大,虽为圣贤不难。不然,小不谨大事败矣!克勤小物而可法者,陶桓公是也。忽小败大而可鉴者,恺撒是也。恺撒以不谨于先夜,明日被杀于议场。某军之将不察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可不懼哉!

青年毛泽东这段课堂笔记的主要思想是:应世接物之道很难,值得认真研究;一个人立身处世,能做到事事“精细”更难。

青年毛主席所说的“精细”,用当今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为了阐述这一思想,毛泽东举了历史人物正反两方面的事例。

正面的事例是“陶桓公”,即东晋名将陶侃。

陶侃(259年~334),字士行(一作士衡),出身贫寒,初任县吏,后出任武昌太守、荆州刺史,官至侍中、太尉、荆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咸和九年(334年),76岁的陶侃去世,朝廷赠他“大司马”,谥号“桓”。

陶侃在任荆州刺史时,因战备需要造一批战船,他经常去现场视察督导。一次,他发现大量的剩竹头和木屑,扔得到处都是,觉得很可惜,便命下属全部登记收藏起来。别人见他这样做,心中都暗自好笑。

但是,那年春节期间荆州官吏集会,恰逢雪后初晴,大厅前泥泞难走,陶侃便命人把木屑拿出来铺在地上。这时,微不足道的木屑发挥了作用。后来,东晋大将桓温命令陶侃率军讨伐蜀地,需要赶造不少船只,船板锯好了,但缺少竹钉,没法把船身装起来。陶侃便命人把藏着的竹头取出来送给桓温,削成竹钉,船于是很快组装起来了。

后来,人们都感叹陶侃身居要职,能够如此心思缜密,关注细节,便把这个故事演化成一个成语——“竹头木屑”。

毛泽东20岁时的课堂笔记(毛泽东20岁时的课堂笔记)(2)

青年毛主席所举的反面事例,是古罗马的恺撒的“忽小败大”。

恺撒,即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拉丁文:Gaius Iulius Caesar,前102年7月12日-前44年3月15日),古罗马共和国末期杰出的军事统帅、政治家。撒是罗马帝国的奠基者,因而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罗马帝国的“无冕之皇”,有“恺撒大帝”之称。但是当他的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因为骄傲而疏忽大意起来。公元前44年,已经有一些迹象向恺撒暗示他将被杀,而且占卜师斯普林纳明确地提醒他,要他“当心3月15日”。甚至他曾收到一张揭发阴谋的纸条,但他却因为过于高傲自信,没读这张纸条。由于“不谨”,恺撒终于被阴谋者杀于“议场”——元老院。

值得注意的是,青年毛泽东为了论证“精细”的重要性,还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某军之将不察于蹬,亡身及军,以至危国。”

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英国民谣:

失了一颗马蹄钉,丢了一个马蹄铁;

丢了一个马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损了一位国王;

损了一位国王,输了一场战争;

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

可见这个英国民谣,在上世纪20年代就在中国流传开了。

《讲堂录》一万余字的手迹里,只出现一个由十个英文字母组成的词组——“comon sense”非常罕见。书法功底深厚的毛主席用毛笔写的英文单词,也显得那样遒劲潇洒!

毛泽东20岁时的课堂笔记(毛泽东20岁时的课堂笔记)(3)

虽然将common sense少写一个m,但清晰地反映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基础。他能在用汉语讲的修身课里,别出心裁地特地记下“常识”这个词的英文写法,足以体现他对英语的浓厚兴趣。

1918年,湖南一师毕业后的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时,仍然坚持自学英语。

延安时期,陆续有外国记者来访,这给毛主席创造了接触纯正英语和学习英语的机会。据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回忆:“他向我的秘书学普通话,向我学英语。”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常常在日理万机之余挤出时间自学英语,还多次提倡领导干部学习英语。1958年,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他重申了这一建议。上世纪70年代,他还提倡60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晚年毛主席为了学习英语,还先后请过两位英语老师——林克和章含之。

毛主席逝世后,工作人员在清理他床头上的书籍时,发现有六本《共产党宣言》,其中有两本是英文版,都留有毛主席的圈画和批注。

毛泽东20岁时的课堂笔记(毛泽东20岁时的课堂笔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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