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期主持人 | 董子琪
近期，一位名叫陈直的农民工因为阅读翻译海德格尔的事件引发了不小的讨论。事情缘起是谷雨公众号刊发了自述体文章《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文章记录了陈直放弃大学学业、一边打工一边进行哲学研究的经历。随后也有媒体针对此事发表文章。互联网的讨论中大概体现出两拨意见：一方批评者主要从生活与学术的关系以及男人对家庭的责任出发，认为陈直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对妻儿的疏忽是不可以用学术的名义原谅的；而另一方人士主张捍卫农民工研究哲学的正当性，认为人们不理解农民工阅读翻译海德格尔本身是充满偏见的，工人与知识阶层之间不应当有如此难以逾越的壁垒，而这篇文章本身恰好证明了这种壁垒的存在。陈直本人也在豆瓣对此事件有所回应。
这件事的讨论让我想起几年前对余秀华以及“我的诗篇”系列中打工诗人的讨论。在车间诗人诗篇借助纪录片大火之时，有人表示反对，认为人们对打工诗人的关注不过是因为打工题材而非创作本身，质疑工人形象经过了美学包装、这样被整合过的声音是否还具有反抗性。针对这些讨论，我最赞同北京大学教师肖涛的反应，要讨论工人诗歌如何，应当去看他们到底写了什么以及写得怎么样，而不是急忙套用深刻的批判理论。
我们或许暂时无法直接评价陈直的海德格尔研究，但许立志、乌鸟鸟、陈年喜的一些诗歌是非常震撼的，陈年喜新婚时写下的“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难道不是发自内心的？跟矿工劳动又有什么直接关系？他的诗歌根本不像是批评者担心的“被美学包装的、被整合的”。况且，真诚或是不真诚，词汇与意象水平如何，受过基本文学训练的人都能读得出来。一个体会是，在讨论纷扰不可开交的时候，先回到最基础的文本，单看诗歌带给人的感受，或许比从身份、阶级、性别等外部角度评价会更直接也更公平。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意见交锋在我今年参与的一个论坛中再次显露。曾经的矿工、现在的诗人陈年喜就坐在我的正前方，他的腰间有一串钥匙，发言时有点咳嗽，道歉这是他的职业病。他的自述与另一位学者所说的“去附近豪华小区探访保安诗人”的经历，形成了奇怪的对照。一个是“我”，是一个是“他们”。学者论述要注重“附近性”、要去接近“他们”、要真正地“屁股粘上灰”的时候，陈年喜在想些什么呢？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学术术语指导下被接近围猎的对象？我为他感到局促。
学者的论述在很多会议上大概都是通用的、合适的，因为与会者都是“我们”，而问题是，当“我们”区分的“他们”就在眼前时，还这样谈论如何接近“他们”，不借助理论我也能看出“我们”对“他们”不怎么在乎。大胆地怀疑一下，如果连坐在同一排的人的身份、经历和表情都可以忽略掉，连这基本的会场人物关系都可以无视，人们又如何用“附近性”指导自己的研究呢？还有一个细节是，某位学者之后评讲时表示，为农民工锻炼出来更好的文艺品味、诗学神经感到担忧，理由在于：他们更敏感了，可是醒了之后无路可走该怎么办？比起反对《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篇文章，这种说法似乎更加坦荡地展现出了双方的壁垒。我不知道这位学者是怎么看待自己清醒以后无路可走的，还是说他抱持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反智意见，认为对大众来说绝圣弃智是最可靠的。
又想起王威廉今年出版的科幻小说《野未来》里那个天才保安，他住在广州城中村的陋室里，想用他的理科天分自学成才博一个好未来，结果却被合租室友友情提示，不按照“正规途径”走，这样下去未来即使到来，也没有他的份儿。
由知识改变命运到担心诗歌哲学不够挣钱
潘文捷：陈直翻译海德格尔，初衷是通过出版译作来实现以”同等学力“入读大学的目的。这条道路目前看来是没走通的。农民工、保安想要读书，有上进心，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关键就是看有没有给他们机会。我外公就有通过学习从校工当上教师的经历。当时他贫困失学只读到初中，当兵退伍后在上海某校当门卫和校工。解放初期，文化水平普遍低下，大城市里举办了一些夜校。外公看到《解放日报》的一篇招生广告，就考进去学习，据他回忆，那时候他们虽然没有固定的教室，总是到处借教室——陕西路、复兴路、科学会堂都去过，也没有固定的老师，有时候是同济有时候是交大的老师，经常换。即使是这样，动力学、热力学、材料力学、机械零件什么都学了，还到厂里去做实验。单位也支持他们学习，如果某天有讲座，单位还会批假。通过半工半读，外公念完高中念大学，后来当上了班主任。
不过，现在的校工还能够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吗？现在的大门还为他们敞开吗？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曾经指出：今天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国民教育里最好的资源都退出了教育，每个家庭因此而为市场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孩子从小就明白，拿高分是用资源换来的。在日趋稳定的社会结构里，想读海德格尔的农民工引发热议，我想也是因为他代表了找不到门道攀登社会阶梯的人。
董子琪：关于上世纪的夜校，保罗·索鲁在《在中国大地上》也有记录。他曾在1980年代的北京夜校教英语，那段描写也非常感人。他能体会到当时在夜校读书的同学们迫切渴望念书的心情，鼓励他们说，人人都知道夜校是个好东西，但是坚持上夜校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因为他们白天全部都要工作，就连他这么刻薄的作家都为这种精神感动，“只能说他们是值得的，他们在尽他们所有地寻找自己在中国大众中的出路。”
赵蕴娴：这次媒体上的争论，我多少觉得有些无聊，好像双方都争抢着当农民工的代表人，宣称自己客观平等，批评对方视角有问题。就像子琪说的，这些争论说来说去还是在套用“高级”理论分析，试图通过理论来接近农民工群体。说难听一点，这种讨论有点像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说某圈层的“自嗨”，因为发生在圈层之内，外人不知道，所以无伤大雅。但这种假设正确吗？陈直不也和陈年喜一样在场吗？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会想什么呢？
至少在谷雨的文章发布后，陈直已经在豆瓣上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对自述体裁以及由此引发的围观是不适的。作为一种新闻人物稿的写作方式，自述当然可以说有自己的一套规范，但我还是很好奇，自述的内容到底是怎样生产出来的呢？是记者一开始就和受访者沟通，确定要写一篇自述稿，请对方事先准备，还是两个人闲聊漫谈，最后由记者整理出受访者第一人称自述？尽管文章开头就写明了记者编辑信息，标明下列文字的归属，但自述这样的视角岂不会将责任又引回到自述者身上吗？告诉别人你需要公开地讲一段自己的经历，这和跟他闲谈，再把自己的话抽掉，按照自己的逻辑来组织对方的话语，这是很不一样的两件事。
林子人：我对农民工读海德格尔”能引起如此多的争议这个现象本身感到悲哀，它说明了我们离那个全民求知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远，知识和文化资本日益被精英阶层掌握，而且这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之前读乔姆斯基的访谈集《乐观而不绝望》，乔姆斯基感叹过新自由主义加剧了工人文化的消逝。回顾工业革命早期，工人文化曾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乔纳森·罗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一书中研究当时的工人阶级的阅读习惯，发现“广大无产阶级的自学者们对获取知识的渴望和激情”与“弥漫在英国贵族阶层中的市侩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氛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据乔姆斯基回忆，在1930年代，他的家族成员虽然基本都没上过学，只是劳动阶层，但也会积极地参与高雅文化活动，讨论最近公演的戏剧、心理分析领域刚刚兴起的各种理论以及他们设想的各种政治运动。当时工人教育机制颇有活力，有很多在各自领域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和数学家都直接参与了各种教育活动。我们90后虽然没有亲历过80年代的“文化热”，但根据亲历者的回忆来看，蓬勃的工人文化也在中国存在过，各大城市的“工人文化宫”或许是那一时期的物质证明。我们说了那么多年要提高人口素质，我们羡慕一些欧美国家的全民文化氛围，我们希望能重回人人明德知礼的盛世，却对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大惊小怪，岂不怪哉。
陈佳靖：“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觉得这是一句实话，其实应该说，每个人思考哲学都挺正常的，即便大部分人没看过《海德格尔导论》也应该多少对一些生命的本质问题有过思考，因为这就是人的本能。但之所以把农民工和海德格尔放在一起会让人更有点击欲，是因为这个组合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为什么农民工思考哲学不够正常？为什么打工人写诗不够正常？这篇文章里多次提到，陈直从不和人聊哲学。他的母亲和妻子是因为不懂哲学所以没法跟他聊，而面对其他农民工，他更多是担心他们知道后会嘲笑他。说起来，哲学和写诗好像是最容易被嘲笑的两种趣味，这不仅仅是因为哲学难学，诗歌难懂，也因为它们不赚钱，没有现实目的。人们无法接受一个人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去做一件没有现实目的的事，除非Ta已经拥有了世俗观念中认为应有的一切，比如房子、车、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幸福的家庭等等。人们也默认了像农民工这类底层人士就只能求生存而顾不了精神需求，或者根本没有精神需求。
谁是业余者，谁是农民工
潘文捷：大学门口的天桥上总是有很多民科民哲摆出自己写的东西，期待过路人的赏识。但是我至今也没有看到哪位的理论被采用。可能翻译还好一点儿，不会出太大的岔子，但是一些民科民哲自创的理论如此宏大，如此超乎想象，一方面觉得好笑，另一方面觉得有点儿辛酸。自学成才和正规途径成才都好，关键是思考问题不能陷入自己的天地，而是应该在一定的脉络里进行。否则不要说有没有人赏识，连对话的人都没有，不是很孤独吗？
姜妍：想到以前做记者时也碰见过几位文捷提到的民哲民科想要报道自己的研究，无一例外都有点偏执和超级自信，后来想想，要不是这样的性格，大概也很难坚持多年做这样的事情。说到野生或者素人创作者，会想到以前上海的金山农民画，虽然参与者没有进行过专业学习和训练，但是作品里有很天然的粗犷的美感，同时这种美也是协调的。以前台湾地区有位素人画家叫洪通，曾经他的作品也非常受欢迎。
至于自学成才和“正规途径”是不是都能走得通，我觉得还是要看具体的学习领域，比如前几年自己练太极和最近一年跟着老师学习还是觉得差别很大，有的人可能练习太极多年，都始终在门外打转。但是像画画，有些人即便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可能线条这些部分会有不确定感，但是能看到作品里其他部分的可取之处，比如色彩的冲突与和谐，比如想要表达的主题和内涵等等，甚至很多时候觉得儿童画几乎没有“丑”的，里面都带有质朴的童趣。反倒是有些成人想要去模仿那种拙，出来的作品很丑。
陈佳靖：这件事发酵后，我在朋友圈看到有位编辑转发相关文章，没有评价这件事，而是感叹陈直的书单实在厉害，一个科班出身的编辑也自愧不如。我想这样的反应才是正常的。所谓的不带偏见，就是抛开一个人的身份去看他到底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底层身份不能为作品的质量背书，作品的价值也不应该由作者的身份来定义。
叶青：我总觉得用人的职业或身份（像是这件事里的农民工身份）来界定他们应该做什么、喜欢什么是一件很无礼的事情。毕竟身份是暂时且可变的，而（对写作和阅读的）喜爱和热情却不一定是谁都有的。这两天在看《清洁女工手册》，作者露西亚·伯林就有过许多不同的身份，其中也包括纯体力劳动的清洁女工。但恰恰是因为她的这些不同经历，她笔下的故事和人物都充满了真实感。当下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写作的阻碍，反而可能带来某种优势。
黄月：在今天，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民工或许也需要新的划分和定义（或取消定义）。农民被认为是落后的阶级吗，还是和知识分子截然对立的阶级？如果两个农民的孩子都进城读了大学，毕业后一个去了工地，一个去了大厂，同样都是打工，所以前者就是农民工、后者就是白领吗？农民工的身份到底是由其来历和父辈决定，还是由工作地点和薪资水平决定呢？
担心因阅读思考“变得痛苦”是保护还是垄断
黄月：这条新闻也让我想起之前屡上热搜的一系列把农民工/农民和书/知识/写作并峙的新闻，农民工去图书馆、去书店、买书、写作、画油画，都是奇观，都那样感人。里面似乎包含着一种奇特的关于书/知识/审美的悖反。之所以农民工看书上热搜，刷抖音和拼多多不上热搜，定是因为读书这事儿有些出人意料的地方，书是超出了这一身份的逾矩之物吗？阅读和学习并非建筑工人或保安所能企及之事吗？但另一方面，书之所以特殊、总被用以区别于其他雅致闲趣，又因它内在的本质之一是面向所有人完全开放，书籍面前人人平等，大部分可得、易得并且比一台电子设备还便宜，这样想来，农民工看书又有什么奇怪呢？
我们一方面相信书的开放，一方面又把读书当做特权——因为有些人没基础读不懂，因为有些人物质基础尚不具备，因为忙于糊口的人不应有精神的奢望，这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我们愿意相信俄国人普遍具有文学性、普通人接受街头采访都能说出两句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句托尔斯泰四句高尔基，而不相信这是普世的需求和能力，读写可以是任何人的素养、追求也是生活方式（感谢教育普及，2020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文盲率降至2.67%）？为什么我们宁愿相信文学科学巨匠传记写的在困厄里阅读思考的励志部分，但又隐隐觉得农民工读不懂书、不需要书，甚至觉醒很麻烦呢？难倒不是不读写、不思考、只需要面包才是不正常的吗？
当然，醒不必然在书里，日复一日的生活锤炼阻挡不住你认为将昏睡至死的人醒来。至于知识分子对醒来后他们无论可走的担忧，历史上没有哪一次进步不是靠醒来推动的。纵然推不动，痛苦又有什么不好？你自己为什么不睡回去？李沧东的《鹿川有许多粪》为什么精彩，正是因为知识分子执着地向内看，痛苦着自省，而不是把醒来的人打晕。
林子人：鼓励打工人写作会让他们因觉醒而痛苦反而无路可走，这是多么居高临下的傲慢之语呦，第一次听子琪讲起论坛见闻我就很生气。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能够学习、思考、反思自己的处境，这和阶级地位、教育程度无关，也不以“上位者”的意志而转移。生活艰难，命运无常——人生的重压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是几乎所有人都面对的难题，每个人都要找到应对不确定性的出路。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本应最明白的一个道理是，似乎“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但无知无觉的幸福是非常虚妄的，懂得更多、思考更多虽然有时候是一种负担，但也能给人带来活下去的勇气和做选择的指引。稍微读一点历史就能明白，无知者只能被时代潮流推着懵懵懂懂地往前走，但他们也往往有更大概率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认为工人就应该不去看、不去想超越他们日常生活的东西，可以说隐含着某种要求他们“认命”的恶意。在一个以平等为愿景的现代社会里，谁都不应该“认命”。前段时间采访调查孟买贫民窟的美国作家凯瑟琳·布，她的看法对我颇有启发：“我们能够对腐败、冷漠或性别不公如何剥夺人们的机会夸夸其谈，但如果我们不去理解那些被否定的人的智慧，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这个社会每日在浪费多少潜能……如果我们只把那些社会中的输家看作被动消极的受害者，其实也忽视了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绝望的时刻，哲学对人类是有意义的，它甚至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
叶青：和子人一样，我看到那位学者的发言也是一阵无语。说得好像不觉醒人生就不会有痛苦了，务农生活就一定是什么无忧无虑的田园牧歌吗？再说了，常年劳作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难道就一定比“变得敏感”而带来的痛苦更容易忍受吗？应该是反过来，他们的“耐痛性”才更强吧！从地里出来的人，他们的韧性可能远超这位学者的想象，连那样贫瘠破败的荒地都能开垦、丰收，觉醒后未必就一定“无路可走”。我会很cynical地觉得这是借“保护”之名，行“智识垄断”之实。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甚至邪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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