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1937年2月，红色密使高福源接到师长刘多荃的电话后出去，接着就失踪了。
周公立即打电话给刘多荃询问，对方回答是“不清楚”。
其实对于高福源的下落，刘多荃心里比谁都清楚，但是他却选择了沉默，因为他不能说。
刘多荃是东北军105师师长，张学良的亲信，西安事变捉蒋行动的总指挥，跟我党是一条战线的。
周公
既然如此，他为何对周公隐瞒高福源的失踪真相？高福源到底去了哪里？
高福源，1901年出生于辽宁营口马家屯村一个军人世家，其父高玉麟曾当过袁世凯时期的管带。
然而，父亲并不想让儿子当兵，毕竟子弹不长眼。
在儿子18岁那年，将其送入北京辅仁大学就读，希望他将来当个文官。
然而，高福源身上有从军的基因，做梦都想成为一员战将保境安民。
父亲拗不过儿子，就安排他到东北讲武堂学习。
东北讲武堂是张作霖为奉军培养后备人才的军校，和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以及黄埔军校并称为民国四大军校。
从这所学校走出了很多名将，包括开国上将吕正操。
身上的军人基因，加上大学学历，再经过军校的磨炼，让高福源的军事素质明显高于他人，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很快受到张学良的青睐，成为其亲信，担任了卫队营长、少校团副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将大好河山拱手相让，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占领东三省，这让以报效国家为己任的高福源非常遗憾。
撤退的时候，他一步一回头，泪眼模糊。
面对白山黑水和无助的乡亲，高福源发出誓言：我一定会打回来，报仇雪耻的。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杀回东北的路那么漫长。
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到东北。
因为蒋氏奉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把对付我军当作首要任务。
1935年9月中旬日，蒋氏置外侮于不顾，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将东北军调入陕甘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
时任67军107师619团团长的高福源，成为张学良的马前卒，被迫向驻扎在鄜县榆林桥地区的徐海东红15军团发起进攻。
丢失了东三省，让东北军将士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如今不但不能收复失地，还要跟自己人开战，他们都想不通，士气低落。
结果可想而知，上了战场大家无精打采，不在状态，高福源的部队被红15军团打得落花流水。
619团被一口吃掉，将门虎子高福源也在身受重伤后被迫放下武器，成为红军俘虏。
被俘后，高福源非常绝望，认为自己凶多吉少，因为是自己主动挑衅红军的。
被俘后他不吃不喝，闭上眼睛等着红军将自己拉出去枪毙。
但是一切出乎意料，几天过去，红军根本没有杀他的意思。
徐海东
不仅如此，徐海东还亲自登门跟他交心，向他讲了当时的形势和我军的抗日主张。
“你是张学良的虎将，武器装备比红军好，还有飞机助阵，为何打不过我们？”徐海东提出一个沉重的话题。
“归根结底，还是蒋氏的消极抗日不得人心……”徐海东又说。
一席话让高福源大梦初醒，明白只有我军才是真心抗战，为人民谋福利的，他的思想开始松动。
红军不但没有为难他，而且还请来最好的医生，给他悉心治伤。
在他康复后，彭德怀还把他请进了自己的窑洞，促膝长谈。
听说他曾经在东北讲武堂学习，彭德怀还请他担任红军军事学院的教官。
当时被俘的东北军将领不少，为了帮助他们迷途知返，我军在瓦窑堡举办了东北军军官学习班。
高福源因为思想转变最快，还被指定担任了学习班的班长。
1936年1月，主席、周公、彭德怀等联名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高福源闻听后大为振奋，他连夜在驻地写下了申请书，交给了周公，并且表示自己不想再回东北军。
周公却说，你必须回去。
理由很简单，因为高福源是东北军高级将领，手里掌握兵权，回到东北军之后，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高福源加入组织的事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没有人知道。
1936年2月，红军宣布东征抗日。
红军东征抗日，必然要从东北军辖区经过，于是组织上决定让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兵运工作。
在随军东进时，高福源“打伤”了押送他的红军，“逃脱”返回到了位于洛川的东北军驻地。
听说高福源“死里逃生”回到军部后，张学良喜出望外，毕竟自己的虎将失而复得，是件好事。
但是他转念一想，不对劲啊。
红军做事不会这么马虎，该不是其中有诈，这小子被“赤化”了吧。
不行，我要见见高福源，对他进行盘查，不能让他成为红军安插在自己身边的“特洛伊木马”。
于是，在高福源回到东北军的次日，张学良就从西安飞到了洛川。
其实，我方本来就不想让高福源隐瞒张学良，还让他给张捎了一封信。
重返东北军驻地之后，高福源已经向67军军长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交了底。
张学良
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将军，没有等他发问，就开门见山地说，自己能逃出来本身就是一个遮眼术。
接着，他将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向张学良仔仔细细讲了一遍。
然后，高福源从怀里掏出来一封信，是主席、周公写给张学良的。
在此之前，张学良已经有跟红军接触的想法，但是苦于没有门路。
如今见自己的爱将跟延安搭上关系，自然欣喜。
但是张学良不露声色，他指着高福源厉声说：“好小子，你竟然背着我投靠了他们，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看我怎么收拾你。”
“总司令，我可都是为你好啊，难道你不想杀回东北，收复失地，为张大帅复仇？”
张学良表情严肃地说：“无论怎么说，你背着我跟他们接触是不妥的，现在命令你将功折罪，捎信去延安。”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合影
张学良的信中写道：请贵军速派代表前来，汉卿要跟你们会谈。
张学良和我方开始秘密接触，从此一发不可收。
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周公在窑洞里会见了他。
张学良此去当然不是单枪匹马，孙明久和王以哲也一同前往。
此前张学良跟我方没有共过事，想要建立互信不可能一蹴而就，谈判过程是漫长的。
同年9月，谈判终于取得重大成果，我方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
作为和谈的牵线人，高福源成为有功之臣，进一步受到张学良信任，被提拔为105师少将旅长。
这时候，红军已经走到了重要的历史关头。
在敌人的封锁下，根据地不但没有武器弹药，食品供应也空前紧张，红军每人每天的粮食只有2两多。
为了摆脱困境，延安曾经秘密和南京谈判，表示只要当局停止内战，给红军提供补给，我方愿意跟对方合作，组成统一战线抗日。
而蒋氏咄咄逼人，提出可以接受红军改编，但团长以上军官必须出洋考察，一年之后再回国。
这等于变相让红军放下武器，谈判宣告破裂。
延安曾经决定西进，打通跟苏联的通道，但因为形势变化该计划取消。
为此，延安不得不做出决定，离开陕北根据地一路向南，进行“二次长征”。
张学良得知消息后，对高福源说：“请你转告周公，让他们再等一等，我将会有大动作。”
12月12日凌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
西安事变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学良过去的卫队长、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
刘多荃
12月12日凌晨5时许，正是他奉命做出部署，让部下捉住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蒋氏。
刘多荃在西安事变中立下了头功。
而高福源作为地下组织成员，以密使的身份来回穿针引线，也是西安事变的功臣。
刘多荃和高福源目标一致，属于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但是高福源的失踪，却跟刘多荃有直接关系。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为了维护蒋氏的威信，力排众议送蒋氏到南京。
蒋回到南京后，为了给自己找台阶，竟然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留。
蒋氏此举引起了东北军将领的愤怒，西安事变余波未了。
东北军将领一致表示应该救回张学良，但是用什么手段，大家产生严重分歧。
一派是以孙铭九为代表少壮派，主张对南京动武。
孙铭九任卫队二营营长，乃是张学良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嫡系。
王以哲
1936年7月前后，张学良在军中成立了一个名为“抗日同志会”的秘密组织，张学良亲任主席，以孙铭九等人为首的少壮派军官是其主要成员。
张学良秘密会见周公，身边就带着孙铭九。
这些青年军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而且思想激进。
一派以67军军长王以哲、57军军长缪澄流为代表，他们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
缪澄流也是张学良的亲信，在西安事变爆发后是张学良跟蒋氏方面谈判的全权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王以哲已经在1936年7月秘密加入了红色阵营。
1937年2月2日，以张学良警卫营长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突然发动兵变，将主和派代表王以哲等人杀了。
主战派坚持不让东北军撤出西安，要跟陈诚率领的中央军硬刚。
得知王以哲被枪杀，刘多荃和缪澄流悲痛万分。
此时，刘多荃已经率领部队，按照张杨和蒋氏达成的和议撤到渭南防地。
刘多荃和缪澄流立即派一个团到临潼，去抓孙铭九。
孙铭九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已经走了。
当东北军在西安开始大搜捕孙铭九的时候，他已经坐上了去上海的列车。
不过，枪杀王以哲军长的于连长，没有那么幸运，被刘多荃的部队逮捕，秘密处死。
于连长被杀的时候，说“是高旅长让我干的”。
刘多荃当时正在气头上，根本冷静不下来，一听于连长的话也没有调查，就把账算在了高福源头上。
高福源
2月4日，高福源接到了师长的电报：速到师部开会。
接到命令之后，高福源丝毫没有怀疑。
他跟刘多荃都是少帅的人，大家同一条战线，当时少帅被扣，东北军需要稳定，大家需要精诚团结。
因此高福源没有多想，放下电话就开始安排，只带两名卫兵就驱车上路了。
到了师部，里面空无一人，高福源喊开了：“刘师长，刘师长，人呢？”
高福源这么一喊，预先埋伏好的士兵蜂拥而出，将他绑至院内按倒在地，随即枪杀。
高福源的随行人员也被推入枯井中掩埋。
高福源被杀时年仅35岁，因为当事人守口如瓶，因此我方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高福源失联后，周公曾派特工调查其去向，也毫无进展。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遗体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被找到，掩埋在西安东城门外的城墙脚下，但依旧不知道他死于何人之手。
那么，高福源是否真的参与枪杀王以哲事件？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为高福源是王以哲的得力助手，同时也是公认的红军信使，是红军和东北军联系的桥梁。
而且王以哲也是地下组织成员，我方当时并不主张武力解决纠纷，那样不符合民族利益。
1948年底，在解放战争中担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刘多荃对蒋氏失去信心，举家迁往港岛。
我方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左起：秦邦宪，叶剑英，周公
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多荃在港岛通电起义。
1949年12月，刘多荃返回北京，历任参事、辽宁省交通厅厅长等职。
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多荃终于明白了当时的原委。直到1978年后，刘多荃说出了当年诱杀高福源的经过。
据刘多荃回忆，当时做出杀高决定的，是他和部下二团团长葛宴春，其余人均不知情。
至此，高福源失踪一案真相大白。
【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欢迎投稿，私信必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