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敦煌的汽车票已买好，在候车室等车的时候，有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大姐进来直接就坐在了我身边。她短发，穿一黑色的短袖T恤，军绿色户外速干裤，彩色旅行运动鞋，白细精致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优雅干练。她从背上取下双肩包，又把藏蓝色的旅行箱往身边拉近一些，扭过脸用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普通话问我去那儿？我说去敦煌，她回我，我们同道。
汽车启动了，三十多个座位的豪华轿车就坐了我们俩人。我们坐在右边最前排。车出嘉峪关城后，我问司机，如果不是我们俩人买了去敦煌的票，可能这个点的车会取消吧？司机说了，就是没有一个人坐车，他也得出车。这是市际最晚的一班车，今晚在敦煌住站，明早第一班返回嘉峪关。这样啊，我脱口而出，心里也踏实了，之前总觉这么大的车浪费了。
通过聊天,身边的大姐的确比我长两岁，56年出生的她，四个月前才退休。退休前她是上海一家国营企业职工医院的一名医生。喜欢旅行的她，一边旅行着一边实现着她退休之前的梦想。我们坐了近四个小时的车程，到了敦煌已经很晚了，因为都喜欢一个人出行，并且对一个人出行的看法和想法有着很多相同的一致，一路上又聊的很愉快，很自然就同意共同出资由我在手机上订了一个酒店标间。
住进宾馆后，我联系好之前报的旅行团，并把我住宿的定位发过去，以便明早来接我去出行。我都睡下了，大姐洗漱完铺好她自带的床单和被罩，并没有马上睡下，而是站在硕大的落地窗前朝着夜色凝视……我催促她说，大姐时间不早了睡吧，明早你比我还要走的早。她十多天前都在网上购好了参观莫高窟的票，凡参观过莫高窟的人都知道，在参观莫高窟之前要先看电影，电影院人数和时间都是精准确定的，错过这个点一切重头再来。她是先去参观莫高窟再去鸣沙湖，她说她要在鸣沙湖等西阳落山时看驼骆行走；看晚霞贴着浩瀚沙漠的余辉。当时她说这话时，我笑着说她，你不像个医生，像个诗人。她没有接我的话，沉默许久后她说，这次回去后，可能会写一些东西。我完全相信她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一路上，她说出的话都带着诗意的词汇，不时还冒出一些唐诗的诗文，说实在的，我基本都不敢怎么讲话，怕她笑我没文化。
她终于关灯休息了，我似睡非睡中，她又和我说话了，她说真对不起，影响我休息了，她又起身站在了窗前。我也坐了起来问她：你有心事？她说自从见了她父亲的难友后，只要一闭眼就能看到他父亲挨饿的模糊形象，她的心跳就会加速血压会升高，浑身烦躁不安。我不解地问了声：挨饿？是。就是在这里，饿死过几千人你不知道？我懵了！可能是我迷茫的眼神，剌激了她：夹边沟，夹边沟劳教农场你听说过吗？听说过，那是很远的事情了，我看过在甘肃饿死过右派分子的报导。于是她给我讲了她和她父亲的故事……
他们家是湖南人，父母亲都是医生，国家号召知识分子支援西北，他父亲从湖南岳阳来到了西北兰州当医生。那时她刚出生不久，外婆不让母亲跟随父亲来兰州，说等她大些了再来。谁都想不到，还没等她长大，父亲就成了右派分子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从此，她们家人再也没有见过她的父亲。六十年来，她心里一直有个结，总想知道父亲的模样和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她说她已六十岁了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模样，她家里连一张父亲的照片都没有留下，文革的时候母亲怕右派分子父亲的问题给家里亲人惹上麻烦，把父亲所有的信件和照片全烧毁了。就因为母亲烧毁了父子的一切，她几十年来不肯原谅母亲，在母亲离世前，母亲向她诉说了不得已的做法，她原谅了母亲，并向母亲说出了藏在内心许久想法，退休后，一定要去寻找父亲在世的难友，找不到难友找他们的子女，她想在这些人群里寻求父亲的模样和信息。她给我讲了在兰州找到了一个叫和风鸣的老人，老人的丈夫叫王景超，他们夫妇曾经都是夹边沟劳教的右派分子，不幸的是王景超也在夹边沟饿死了。
和风鸣老人后来出版了一本书《经历—我的1957年》，她找到了老人后，请老人和老人的儿子一起吃了一饨饭，老人送她了一本书。八十多岁的老人，日子也很艰难，住的是黑黢黢屋子，身体很弱，走路得人扶助，身上还散发出难闻的味，她说要带老人去洗个澡，老人的儿子说，老人遗尿不是洗澡能解决的问题。她说老人不认识她的父亲，从老人那里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蛛丝马迹，但是老人给她介绍了二位还在世的难友，他们都住在宁夏。大姐说她不往前走了，她要从敦煌去宁夏。
那晚我和大姐都没怎么休息，大姐讲了许多夹边沟右派挨饿的故事，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出许多关于夹边沟的纪实的文字。她所知道的其实也是来自网上，包括《经历—我的1957年》的作者和风鸣老人也是在网上看到后才找到的。我很理解在旅行的路上偶遇这位大姐的寻父心情，其实她是在寻找父亲的灵魂。
把这一段写出来，算作我行走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小插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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