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名人，脱去名利的外衣便都只是普通人，便也拥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喜怒悲欢、众生苦等，近代最有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也是如此。
顾维钧曾为中国的外外交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 1919年因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就山东的主权问题据理力争，他成了为中国争取利益的英雄人物；1945年，他参与了《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宪章上签字。
名利外衣之下的真实顾维钧，曾有过四段婚姻，他的四个女人里，一个是青梅竹马，一个是总理女儿，一个是首富千金，一个是顶级名媛。但这看似丰盛的婚姻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和谐美好的晚年，顾维钧晚年的家庭生活多少是带着缺憾的。
顾维钧第三、四任夫人
顾维钧晚年的缺憾，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子女。
顾维钧一共有三子一女，其中，他的第二任妻子，即总理女儿唐宝钥为他生育了一子顾德昌、一女顾菊珍；他的第三任妻子，即首富千金黄蕙兰为他生下了两子顾裕昌、顾福昌。
因为婚姻等原因，这四个子女与顾维钧的关系并不如普通父子、父女那般好。
顾维钧晚年时，一直拒绝继承他衣钵而选择从商的二子顾裕昌、三子顾福昌皆英年早逝，这无疑为他的人生披上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外衣。
相比之下，他与唐宝钥所生的两个孩子多少算是给了顾维钧安慰：毕竟，他们都继承了父亲衣钵，且伴他终老。
但相比晚年以大孝子身份出现的顾维钧长子顾德昌，他唯一的女儿顾菊珍在与父亲的关系上，多少带着几丝隔阂，这隔阂的由来，似乎在她出生后不久便被注定了。
顾菊珍生于1918年，她出生几个月后，她的母亲唐宝钥便因为替父亲出席社交活动染病辞世了。这以后，年仅三岁的顾德昌和年仅几个月的顾菊珍便都成了没妈的孩子。
顾维钧与唐宝钥及女儿
人说，“宁跟讨饭的娘，不跟当官的爹”，这话果然没错，母亲过世后，父亲便为了工作匆匆将他们交给了公使馆人员。可怜，这两个刚刚失去亲娘的孩子，马上便迎来了失去亲爹的日子。
或许是感觉长期将孩子交给公使馆人员照抚不妥当，又或许是因为爱情，又或许是因为外界传闻的为了金钱，总之，爱妻死去两年后，顾维钧便与南洋富商黄仲涵之女结成了姻缘。
自此，顾德昌与顾菊珍便都有了后妈，这年，顾德昌5岁，顾菊珍2岁。
无论从哪种角度来讲，母亲死后，父亲再婚对子女多少是有益的，因为这至少代表：家是完整的了。这以后，两兄妹便跟着父亲、继母生活在了伦敦。
这个完整的家曾给过顾菊珍幸福，这点从她晚年的讲述便可知，她觉得后母黄蕙兰曾给过她照顾。但若真指望这位富家千金能给他们母亲般的照顾，那显然是有些过分的。
黄蕙兰自己后来在回忆中是这样讲述她和孩子们的相处的：
“我只是在每天早上孩子们打扮整齐、欢欢喜喜的时候看见他们，还有晚上我偶尔在家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黄蕙兰实际很少管顾孩子们。毕竟，她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忙。
相比黄蕙兰的“忙碌”，父亲顾维钧更“忙”。当时的他成天天南海北地忙，他先后出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兼关税委员会主任，还代理过国务总理……
从这一连串职务就可以看出，顾维钧的生活大概和陀螺差不多。在这样的忙碌中，他还与妻子黄蕙兰生下了另外两个孩子，这真真是相当不容易。
黄蕙兰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顾德昌和顾菊珍能从她这里得到的“照顾”自然也更少了。实际上，整个童年、少年，顾菊珍感受最深的便是孤独无疑了。
顾菊珍在回忆中曾讲述过她与继母生活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深院的过往，他们住的这个院子实际是陈圆圆的老院，这个院子最大的特色便是大，有多大呢，这么说吧：房间就有两百多个。
房子多，人少，自然就很有些空旷、寂寥了。她说：
“房多人少，院子空旷，就更显得距离父母遥远。”
在这样的环境里，顾菊珍的寂寞可想而知。但事物从来两面，这样的寂寞却也让她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同时，也间接培养了她不怕困难和坚韧执着的特性。
顾菊珍
人在有了思想之后，会进步，会更有成就，当然也会有各种想法出来。有了思想后的顾菊珍开始对父亲顾维钧有了想法，她虽然理解父亲的忙碌，却始终为父亲没有太多时间管顾他们而耿耿于怀。
女孩从来细腻，自然，她们往往也需要更多的呵护，当这呵护得不到响应时：她的想法便会开始生出各种不好果子来。
看着周围的同龄人都有父母陪伴，顾菊珍羡慕极了，她经常幻想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她总是想：“若是母亲未病逝该有多好！”
原本，幼年丧母的孩子便比寻常孩子需要更多的呵护，可这点顾维钧即使想得到，也终究做不到。乱世的外交官，其工作强度和难度远非寻常人想得到。
小小的顾菊珍知道父亲很忙，但在心里她觉得自己应该也是很重要的，毕竟她是他唯一的女儿啊。可即便是“唯一”的，她也经常不得不用信件和父亲沟通。即便回到家，他也总是行色匆匆。
成年后的顾菊珍每每想起这段缺乏父母陪伴的成长岁月，就很有些神伤。她对父亲，多少是有些怨恨的。这怨恨越深，她的痛苦便也越深。尝过那种苦痛滋味的她做了母亲后总是尽可能地抽时间陪伴孩子，尽可能做到家庭、事业兼顾，她似乎在用这种方式弥补自己曾经的缺憾。
回头看，顾菊珍的一生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父亲的影响。1940年，一次偶然间，她得到了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机会。拿到这个机会后，顾菊珍惊讶极了，她意识到，父亲没有给她安排的路，她却在冥冥之中与它撞上了。
为了得到这份工作，顾菊珍尽心尽力地细化着手头的事情，果然，不久后，在她的努力下，她顺利通过了联合国秘书处的相关审核。当顾菊珍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顾维钧时，他很有些意外。
也正是在得到联合国这份工作的这年，顾菊珍还邂逅了自己一生的最爱、她后来的丈夫钱家骐。钱家骐便是后来被同行誉为“放射治疗中剂量计算机化的伟大之父”的物理学专家，他与妻子顾菊珍一样任职于联合国。
1941年顾菊珍与丈夫结婚照
后来，顾菊珍还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为了联合国秘书处政治托管及非殖民部非洲司司长。
当时，顾菊珍主要负责的是调查研究当时处于殖民状态下的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以及南得罗尼西亚等葡萄牙殖民地的政治形势，及时向联合国报告。同时，她还兼管联合国退休基金委员会。
更让顾维钧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这个女儿最后还亲自更改了他父亲参与起草的《联合国宪章》。
原来，初入职不久后，顾菊珍便发现尽管《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实际上，《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就有违规处，最显著的是福利待遇。
这些影响到女员工切身利益的“差异存在”让顾菊珍和女同事很不满，为了改变现状，很快，她便和联合国女性员工成立“争取平等权利专门组织”（即后来的“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组织”）时，她被选为主席。
这桩轰动世界的维权案中，顾菊珍外柔内刚、敢于反传统的形象开始深入人心。在她和同胞们的坚持下，《联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中涉及性别的条文全部得到修改……
这期间，世人从始终穿着各式精美旗袍的中国女人顾菊珍身上，看到了她父亲昔日的风采：她头脑灵敏，应答自如，并且她和父亲一样，始终有一颗“高傲的中国心”。
在任何情况下，顾维钧都始终保留着他的中国国籍，顾菊珍亦是如此。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正在联合国工作的顾菊珍开心极了。为了这一刻，她曾多次出面为中国代表团做过不少工作。当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顾维钧时，他的眼里放着光，那光里，写满了对国家、对女儿的骄傲。
到此时，顾菊珍便真正地完成了她一生的理想：活成父亲的模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顾菊珍与父亲的隔阂也在慢慢变小。
1979年，在联合国工作整整32年后，顾菊珍从联合国岗位上光荣退休。此后，她开始将更多的时间放在父亲身上。这一年，顾菊珍61岁，父亲顾维钧92岁。
这期间，顾菊珍经常带着儿子钱澄清、女儿钱英英看望年迈的父亲。有时候，顾菊珍和父亲从容地拉着家常，有时候他们并肩在纽约街头悠闲地散着步。
远看去，像是顾菊珍在陪伴父亲顾维钧。实际上，更多的时候，是顾菊珍在通过这种迟来的陪伴弥补自己过往那没有父亲陪伴的岁月。慢慢地，顾菊珍似乎真的享受到了少年时代没能享受到的那份父爱。她的心，在慢慢痊愈。
1984年，顾菊珍父亲97岁这年，她竟意外找到了父亲晚年一直设法寻找的那装有70多个信封的珍贵保险箱。
当顾菊珍打开这个保险箱时，她怎么没想到，她竟就此解开了自己心里的情结。
当顾菊珍小心地打开一个信封时，她竟惊讶地发现，信封里竟有她读小学时的一张成绩单和她写给父亲的信件。那一刻，往事一点点被唤醒。她这才意识到，父亲对她的爱竟是这般深沉、凝重。
只是，这爱，顾菊珍一直都未察觉，那一刻，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
人说父爱如山，因为山从不言语，但不言语的山，他的爱，却从来一分也不少。顾菊珍拿着成绩单，想起昔日父亲看到自己成绩单时的责备才猛然明白，那责备里藏着的是对自己的更大期许，这期许便是父亲对自己的不易察觉的爱！
彻底释怀的顾菊珍想给父亲一份惊喜，这之后，她和丈夫遍访欧美各地，收集了其父外交生涯中最有代表性的活动照片七十九幅，准备在父亲生日的时候为他展示。
然而遗憾的是，未等到1985年98岁生日那天，顾维钧便意外摔倒了，这以后不久他便辞别了人世。
顾维钧与唐宝钥
父亲死后，顾菊珍开始将她找到的父亲照片做成大型板块运回国内，她还将父亲的遗物，如世界法治和平奖章、纪念章等都运回了国内，创办了全国首个著名外交官的陈列专室……
想来，若顾维钧知道女儿为他做的这一切，他内心当是十分欣慰的。对于顾维钧而言，女儿的释怀是他的大幸，子孙的繁荣昌盛也是他的大幸：
今天，顾维钧的孙子辈们大多生活在美国，且都事业有成。他们中既有哈佛大学的博士，也有加州大学的教授。他们中还有人，将祖父的事业定为了人生理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