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典籍里，把夏朝之前的时代称为“大同之世”，是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而夏朝则算是小康时代。
一、“天下大同”的时代是对夏朝之前的想像《 礼记.礼运》引用了孔子的话，来描述他想像中的大同时代的状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大意是，大同社会里，人的道德觉悟很高，权力为公，而且能做到选贤与能，重信义与修和睦。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儿童能健康成长，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能得到抚养。男人各有职责，女人适时婚嫁。既没有人会糟蹋财物，也不会那么贪婪自私一定要占为己有；大家都厌恶那些不尽力而为的人，也不会把能力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不会有阴谋诡计，也不会有盗贼，社会秩序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大门）的美好状态。
可以看出，孔子把夏朝之前的社会称为“大同社会”，其实是想像得过于美好，只强调了道德和秩序的美好，但忽略了生产力这个最重要的基础，所以，大同社会只是用来反衬春秋战国时期王道不兴、礼乐崩坏的一种对比。
孔子把西周之前的夏朝称为“小康”时代。虽然从夏朝开始，禹把权力交接给了自己的儿子启，打破了以前尧舜禹时代的“天下为公”传统，开启了家天下的制度，但因为礼乐制度健全，称为小康：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尝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礼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段话的大意是，虽然大道消失了，天下被一家一姓据为己有，人们只亲爱自己的亲人，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财产权力也为自己所用。统治者世袭已经成为常规，用城墙沟池来巩固统治，把礼义作为纲纪，端正君臣、父子关系，使兄弟和睦、夫妇和谐。在此基础上，设立制度，划分田里，表扬勇智，功劳归于自己。阴谋开始大行其道，战争开始发端。夏禹、成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陆续成为统治者，这六位都是君子，恪守礼义，表彰道义，考察信用，彰显过失，倡导仁爱与谦让，使人民视为常规。这就是小康的状态。
很显然，孔子描绘的小康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康大不同，孔子处于春秋战国时代，是比较糟糕的乱世，而往前推是“小康”时期，再往前的远古时期是“大同”。因此，儒家经典所指的的小康之世，就是没有战乱，纲纪尚在。而“大同”时代，虽未亲历，只是想象中的一个
可以说，小康与大同社会的理想，通过儒家经典已经深入我们中国人的内心。但我们的小康目标，既源于传统文化，更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即建立在生产力发达、人民群众物质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状态，是消灭了绝对贫困的社会。
比如我们在划定绝对贫困线时，并没有以多少的现金收入作为尺度，而是以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如果对应于孔子所提的小康标准，我们今天的小康目标要实惠得多，坚实得多。
也许有人说，我们的小康标准是不是过低了，我们比着发达国家，似乎生活水平还有差距。但别忘了，我们的国情，14亿人口，建国后也就只有70多年，我们能和美国、西欧、新西兰等国的国情相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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