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颁布使用的部编本《语文》，不仅大大增加了古诗文的篇数，而且进一步要求学生课外大量读书。这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不少人担心这是不是会加重学生的负担？
应该说，确实有加重学生负担的可能，但未必一定会加重负担。关键是怎样引导学生的阅读。对此，教材总编温儒敏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鼓励孩子“连滚带爬”地读。“不要每一本书都那么抠字眼，不一定全都要精读，要容许有相当部分的书是‘连滚带爬’地读的，否则就很难有阅读面，也很难培养起阅读兴趣来。”
这一说法，很有价值。“连滚带爬”地读，首先是读书时暂不去查字典，而是通过字词的上下文猜测这个字词的意思。温儒敏讲：“小学生认字还不多时，要读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不能碰到生字生词就查字典，可以根据前后文意思猜着那生字生词读下去，只要大致能读，就不要中断，最好一鼓作气读下去。这样才有读书的兴趣，也才读得快，读得多。想想，我们小时候读《西游记》等小说，不就是这样跳读、猜读的？”
读书确实需要“识字”，但有一些字暂时不认识，也并不妨碍读书。周谷城曾讲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识字不是文字教育的基本，而且识字与读书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心理过程，甚至于会相互冲突。因为读书重了解意义，识字往往斤斤于形音的认识。读书时太重形音，则读不快，甚至于不易获得全篇意义。反过来说，一篇文中或一本书中有若干字不识，只须大意可懂，尽可以不去管他，至于字的音不识更不重要，技术字的形记的清楚，也情有可原。”这是有深刻道理的。
特别是少年儿童的阅读，更需要保持一种强烈的兴趣，而读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就马上去查字典，不仅阅读时时被中断，而且也体验不到“猜测”而发现的喜悦，读书的兴趣会大半消失。
跳读、猜读，这是温儒敏的经验，也是中国学人读书的共同经验。如作家冰心回忆童年读书生活时，讲过她读《三国演义》的情形：“我囫囵吞枣，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许多字形，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居然字义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到兴趣，一口气看完《三国志》，又拿起《水浒传》和《聊斋志异》。”
阅读确实是一个不断“猜测”的过程，凭借自己猜测到一个字的意思，会有喜悦之情，有成就感。人做一件事情，往往是不完全会做的时候更有兴趣。一本图书，待书中所有的字都认识之后再读，这已经是晚了！
允许读错，不计较错读几个字，以求取阅读的高速度、大数量，这是很聪明的做法。作家贾植芳讲到自己小学读书的情形时也说：“在进入高小时，一位同学从家里拿来一本石印本的绣像本的《封神榜》给我看，书里的字虽然许多都不认识，但书里的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却大体看得懂，并且使我入了迷。也可以说，以此为契机，书开始对我具有吸引力，因此把读书变成一种生活需要，最终由一个山野的顽童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他也是在“书里的字”“许多都不认识”的时候，开始读这些书的。
钱谷融回忆小学读书时，说：“四书五经之类我没有什么兴趣，也读不懂，最能吸引我的自然是小说。不知怎的，我第一部拿到手的竟会是半文不白的《三国演义》……那时我大约正读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看《三国演义》，自然也是似懂非懂。但故事情节是看得懂的，而且很有兴趣。”“读过《三国演义》以后，我对小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就把家里所有的小说书，一部一部地找来读。那时也不能分别好坏，自然更不懂得选择，只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像《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说岳全传》《封神演义》《野叟曝言》《金台平妖传》……等等，就都是小学里读的。”这也是“连滚带爬”阅读的一个例子。
这种情况，古人也早就有过。周作人讲，嘉庆时人郑守庭《燕窗闲话》中就写道：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乃自旁门入。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阴雨兼旬，几上有《列国志》 一部，翻阅之，解仅数语，阅三四本后解者渐多，复从头翻阅，解者大半。归家后即借说部易解者阅之，解有八九，除夕侍祖母守岁，竟夕阅《封神榜》半部，《三国志》半部。这位学人初读《列国志》时“解仅数语”，但读着读着，就“解者渐多”，再从头阅读时，已是“解者大半”。
孩子只要多读，养成酷爱阅读的习惯，当初即使是读错了字，日后也会纠正过来的。据杨绛说，钱锺书小时候酷爱小说，“家里的小说只有《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等正经小说。锺书在家里已经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把‘獃子’读如‘岂子’，也不知道《西游记》里的‘獃子’就是猪八戒。书摊上租来的《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之类不登大雅的，家里不藏。锺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直到伯父叫他回家。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后来，钱锺书成为大学者，自然不会再把‘獃子’读如‘岂子’。当初虽然有的字错了。
“连滚带爬”地阅读，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读书方法，值得提倡。
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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