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伏羲、神农以来，直至周朝、汉代，莫不是以五行作为朝政的根本，以蓍草、龟甲来占卜善恶先兆。所以《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说：“天生五材，偏废哪一种都不可以。”《尚书·秦誓下》说：“商王接受天命，轻狎、侮慢五常教化，最终放弃所有政权。”由此可以知道，得到五行者昌盛，失去五行者灭亡。
从前中原地区没有统一的治理，西晋时很多人向南迁徙，作为国家根本的书籍明显不足，如同枝条般的边缘学说盛行。空谈虚言、巧笔华词，流行于一时；渊博学问、治国名言，抛弃于万古。后代跟随前代，相沿成习，风俗习惯于是形成。虽然占候的方术依然流行，但都遵从旁门左道之说；卜筮的方法一直存在，但爻象的道理已经不能分辨。
《月令》历法没有被作为依据，时节制度必然出现差失。失之毫发，必定差以千里。水旱灾害兴起却不能分辨其由来，妖异祥瑞出现却没法知道其旨趣。不是因为具体事物千差万别，而是很少有深入研究的人。看到他们的荒谬与迷惑，感叹这些学者，都是信奉技末之学而忘记根本之道，都是把握住了粗略大概而遗漏了细微精致。
古人有句名言：“登上高山时才发现天之高，面临深谷方感觉地之厚。没有听闻过先圣的道理，就无法知晓学问的广大。“况且五行之学幽奥深邃，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显著明了。
如果能够专心静意，研究其中精微的义理，便可以怡悦心神涵养天性，保持品德保全自身，还可以辅佐协调各种治政，有利于安定万物，这是至人所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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