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7日，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强调：以意识形态割裂世界是历史的倒退。
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议题，都被西方意识形态化，比如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等，本来是主权问题、反恐问题，但都被异化成意识形态问题，变成了所谓“民主和人权受打压”的问题。这其中有何玄机？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日前通过所谓“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针对的重大目标只有一个：中国。这个充斥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法案一旦落地，美国选择“与中国对抗”将从政策层面拉升到战略高度。这是否意味着大国竞争将更加激烈？美国朝野两党一致反华，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美国政客患上“中国恐惧症”，是意识形态偏见，还是为了搞国内政治动员？
对于美国继续打压中国的政策，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在5月9日发文《华盛顿正与北京玩一场注定失败的游戏》，称美国发动贸易战和军事施压，效果是适得其反的。美国的农民、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大损失，而中国并没有停止大踏步前进的步伐。如果美国继续对抗，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美国已然损失惨重，拜登上台后，为何还要延续“遏华游戏”？除了贸易战科技战以外，中美意识形态对抗为何加剧？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近日就一系列中美关系新焦点，专访了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孙兴杰。
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孙兴杰教授接受《直播港澳台》节目连线访问（资料图）
深圳卫视直新闻 万霞：拜登上台后，除了贸易战科技战，意识形态对抗为什么也被放大？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孙兴杰：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中美战略竞争的一个新的议题，甚至就是一个新的战场。最近十多年，中美的矛盾其实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应该是从2009年开始。
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实际上我觉得中美关系是搁置了意识形态的，这种搁置将近30年。然后2009年以后，开始在贸易、汇率、台海的问题上出现意识形态的冲突。当时还是一些分散或者单独的问题，没有连在一起；到2020年，我觉得中美关系在发生一个质变。
在最近这大半年时间，尤其是拜登上台之后，已经把意识形态作为一张很重要的牌来打。中美之间除了经济、地缘政治军事竞争之外，意识形态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议题，我觉得甚至是根本的议题之一。
美国在挑战中美关系的基本底线，包括所谓新疆“人权”议题，包括这两天炒得比较热的所谓“中国媒体”议题（注：《纽约时报》5月10日发文《中国正如何改变全球媒体格局？》），其实质就是美国人还承不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就好像两个人，过去虽然理念不同，但还能搞搞合作，虽然有过节，但很快翻篇了。但现在是，其中一人翻脸了，说“你这个人品有问题”，或者说，“你为人处事这个方式，我接受不了”。就有点类似这种对“人品”的彻底否定。
目前，中美双方可能已经到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境地，这可能是严重性所在。我认为，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进入一个全新的大周期。
万霞：现在中美在气候问题上展现合作姿态，拜登政府上台，中美关系会不会低开高走，出现缓和？就像当年克林顿、小布什阶段那样？美国拜登政府会不会因为面临的现实矛盾和困境，在对华关系上做一些回调？
孙兴杰：这可能太乐观了。我觉得，因为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周期。之前的经验，比如说低开高走，那是在美国所谓的“接触”周期里面，他们没把你当做对手，有些小摩擦就解决了。当时中美共同的前提还是要维护发展双方的关系。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定位明确，就是战略竞争对手，有些方面甚至是“敌人”。所以，以前的一些经验，可能没法用在目前中美关系的大周期里，比如通过经贸交流来促进关系的和缓。
包括美国对华商业利益上，实际上，商界的影响力在降低。现在美国人更关注的是一种相对的收益。他不是说挣了多少钱，而是说只要中国别挣钱就行。所以，美国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才会打得这么厉害。
万霞：现在是美国两党是空前一致地在反华，是把中国当成了类似苏联那样的对手吗？
孙兴杰：差不多，不过中国是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种新型对手。它既像苏联，也像日本，还像德国，但既不是苏联，也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就是一个复合型的对手，所以美国人也不知道怎么办。
另一方面，美国从长期战略来讲是有很强的持续性和连续性的。就是说，如果把你当做一个对手，那么两党尤其是参议员，是相当一致的。4月8日，美国参议院提出的“2021战略竞争法案”，要求拜登政府采取与中国“战略竞争”政策，以保护和促进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这将是美国未来对华的一个长期战略，反华变成了两党共识。其实我观察，是从2020年初特朗普首次弹劾案结束那时候开始，反华变成了华盛顿朝野的一个政治正确，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万霞：问题是，美国朝野似乎“充满正义感”地这样做，他们真的认为是有利美国的吗？他们是对中国有意识形态偏见，还是“中国恐惧症”，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的一种需要？
孙兴杰：我觉得这两个目标是不能分开的，从国家利益来讲，除了物质利益，就是实实在在的贸易金融这些东西，还包括认同感，国家形象，包括美国的霸权地位。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偏见，与此同时，中美之间是互相不理解，双方都没有理解对方的意愿，就是按照彼此的想法去想象对方。
这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把所有中国的动作都视为是在挑战美国的霸权，中国会把美国做出的所有动作都视为是打压中国，所以这里双方是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这是很大的问题。
美国出台的一些法案，要不说“中国不行”，比如说“人口普查不行”，“疫苗也不行”，要不说“中国很厉害”，“舰艇都超过美国了，取代美国是分分钟的事情”。
法国知名作家马克西姆·维瓦斯在两次赴新疆考察后写下了《维吾尔假新闻的终结》，反映了新疆的真实生活。
万霞：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三观”？
孙兴杰：我觉得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一种合法性的基础，就是说大家都能接受的理念。比如说，所谓“新疆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美国政府说是“强制劳动”“打压人权”；我们认为，这是反恐、反分裂的问题，是主权的问题。所以说中国人跟美国人之间相互理解非常难，就像狮子跟鲨鱼之间，一个在陆上，一个在海上，环境和历史完全不同。
所以我觉得，新疆问题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我们中国的领土，维持当地的政治秩序没得说的。就好像美国的一个州，如果要搞独立，美国人也不会愿意。而且，我们是有法律依据的，犯罪事实就在那，按照国家法律就该判刑。
万霞：为什么中美建交四十年后，美国却抛弃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接触政策”，倒退到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
孙兴杰：这里面我觉得，一个是中国的实力在增长。对美国来讲，我再不遏制你，我的地位都不保了。这种霸权的焦虑，这不是说中国让点利，就能够消除的。中美之间现在是地位之争，不是利益之争，或者说，是超越了利益之争。
而且，中美之间还有信任危机。比如，哈德逊研究所中国所所长白邦瑞写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把中国刻画为美国最主要的“敌人”。这本书2015年出版后在美国影响非常大。（注：白邦瑞曾长期从事情报工作，此前已被时任总统特朗普当成美国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参谋；2020年12月9日，白邦瑞又被任命为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他的观点主要是“阴谋论”，比如“中国一直在欺骗美国”等等。）
《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及其作者白邦瑞
另外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进行“冷战”式的动员，这是肯定的。但是，美国想这么搞，想跟中国打冷战，我们就打吗？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的战略选择问题。
就是说，美国想把你当成苏联去打，美国想把中美关系变成冷战，给你挖了坑，我们要不要一起跳？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所以，这种大国竞争，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主动塑造或者选择主场。在别人的主场，你很难赢。
万霞：我觉得中国也在做主动塑造两国关系的努力，前段时间，就举行了“中美乒乓球外交50周年纪念”的活动，驻美大使崔天凯还有一个情真意切的发言。我们也邀请很多西方的官员和学者到新疆，但似乎难以扭转西方这种舆论态势？
孙兴杰：有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双方是存在错位的。我们距离美国的要求、美国的想法已经很远。双方的意愿和想法已经大相径庭。我们都按自己的理解来想象对方，互相已经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继续交流？所以中美的外交与博弈，外交官只是其中的正规军，是先头部队，但又不能仅仅靠“先头部队”。我觉得大国外交真是得协同，不仅是外交部或者政府部门，还需要学者、记者，尤其是媒体、具有国际传播能力的媒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019年5月，CGTN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女主播翠西·里根“隔空辩论”。
万霞：基辛格的《论中国》里面，对中国发展的道路还是有认识，还是比较尊重中国的传统和文化的。现在的美国政客，是对中国缺少认识吗？还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社会主义”怎么在西方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原罪”呢？
孙兴杰：美国对中国的研究其实在迭代，新一代中国问题的专家和操盘手，包括现在拜登政府内的布林肯、坎贝尔这些人，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跟老一代完全是不一样的，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崛起之后的状态。基辛格可以理解，中国是一个挺古老的文明。但新一代的美国政治人物会认为，中国在强化意识形态。
像去年的“7·23”蓬佩奥发表所谓新的“冷战”讲话，（注：蓬佩奥在这次讲话中宣称，过去50年美国对华政策“失败”，中国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旨在“谋求全球霸权”。他还声称，“近40年来，趁美国睡觉的时候，中国在壮大”，并唆使盟友对中国采取“更激进的举措”。）这确实代表了美国两党一些政客真实的对华心态。
虽然我们想的是民族振兴、国家复兴，但是他有可能认为这威胁到了美国。因为中国的利益，中国在世界的存在，已经不受限在国界范围以内了。
万霞：但美国这样大搞意识形态对立，把中国臆想成一个对手，不是损人害己吗？
孙兴杰：美国按照那个套路，让中国变成第二个苏联，再打一场冷战，美国人相信自己不需要50年，就可以赢得这场博弈。但是事实上，中国可以用更大的开放，来破解这个套路。我们现在手里是一把好牌，当年的苏联跟我们是完全没法相比的。
前几年我提过一个概念，叫世界历史性的国家，中国一个是大规模地开放，再一个就是真正是内部有创新意识、有活力的一个社会。那么在一个长期的这种赛跑或者竞争过程中，我们将通过自身的强大，来赢得这场竞争。
之前我也说过，中美是具有全球文明底色的两个国家，如果两个国家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竞争合作关系，可能会形成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当然这是最理想的一个方向。
记者后记：
对于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质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研究员崔立如4月底在2021年中华美国学会年会上也表达了类似判断，可以和上面这篇访问对照来看，相互补充。
崔立如的核心观点是：“中美两大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新的关系格局，其实质性变化就是，战略竞争成为这一关系的主导面”。
但崔立如特意强调，中国官方迄今没有用“战略竞争”这个说法。因为我们始终强调，中美关系发展的正途应该是合作共赢。我们发展的主旨和目标，是国家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是要跟美国搞战略竞争。
崔立如还分析指出，美国整个对华政策已转向强硬，但是在拜登和特朗普两届政府之间，还是可以有所区分。特朗普政府是一帮反建制派的右翼势力，采取完全敌视中国的强硬政策，可以称之为鹰派强硬。拜登政府则是相对务实的建制派回归，力图采取有区分的强硬政策，可以称之为务实强硬。
崔立如认为，我们对拜登政府还是有一定的期望，这个期望不是幻想美方改变对华强硬政策，而是认为双方还是可以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务实对话，比如气候问题，并通过这些对话，两国建立新的相处方式。
作者：万霞，深圳卫视直新闻《慢点·观察》高级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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