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赵庆云研究员于2019年11月21日主讲复旦大学历史系第15期“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携其新著《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以“史学史（学术史）研究中的‘学’与‘行’”为题，和到场师生分享了自己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本次读书班由复旦大学戴海斌副教授主持。本次读书活动还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教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叶毅均特聘研究员与主讲者对谈。得益于专业领域相邻，两位与谈人为在场者道出了主讲者研究背后的甘苦，也拓展了既有的学术议题。本文系赵庆云研究员演讲整理稿，末附两位与谈者发言的简要整理稿，发表文字均经发言者审定。
讲座现场（主讲人：赵庆云研究员）
机缘：近代史所“十七年”档案与旧人摭忆
《创榛辟莽》这本书，我酝酿了很久。写作的机缘，是2008年刚进入近代史所的时候，所里派下任务，要为所庆60周年整理大事纪。借着这个机会，我看到了所里封存的一些资料，包括“十七年”（1949-1966）时期遗留下来的档案。所里的老先生，都惊讶于这批档案的存世——他们一度以为这些档案在“文革”中早已佚失殆尽了。但事实上这些档案被保留了下来，而且种类还比较丰富，比如整风的文件、互相之间提的意见、会议记录、计划、总结。就是这样一批意外发现的资料让我决定，以它们为基础，再进一步搜集其他的史料，以近代史所这个学术机构为中心，来写一本书。
但根据个人研究的经验来说，这些档案虽然珍贵，也不可偏信。尤其是1949年之后那些整风的档案、计划总结，其实都必须拿去与其他资料对照。计划总结每年都有很多，里面构想也很多，但最后能够落到实处的，可能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又像整风的材料、自我检查这一类档案，夸张失实的地方，也不在少数。
我用来研究“十七年”史学另一些重要的资料，就是私人文献和口述访谈。所里仍健在的老先生们对此提供了不少支持，有几位老先生就提供了自己当年的日记供我参考。另外，做口述访谈亦花了不少心思。这项工作也带有抢救史料的性质：现在一些将及暮齿的老先生，其实都还是当时1960年代才进所的年轻人；真正1950年代初进所的，现在已经寥寥无几。而且有好几位，访谈后不久便故世了。
我总的构想，就是从近代史所的筹设、人才集聚、科研组织、机构的运作——尤其是党组织在一个学术机构中具体的运作方式——这些方面来叙述。同时也会涉及学科建设，研究理念诸方面。另外，当时近代史所的地位高，而且因为权力集中，强调自上而下地推动，所以很多事情可以影响到全国史学界。一些大的史学活动，我也挖掘了一些资料，尽可能地呈现出来。
另外一点，当时的史学不是纯粹的史学，它是文化斗争的武器。所以近代史所确实和民国时期史语所那种纯粹的书斋学问不同，它更强调革命性、实践性。就学论学，不仅显得呆板，也往往会导致缺少历史感。所以这本书，主要是把“学”和“行”结合起来探讨，挖掘动态史实，以“见之于行事”，进而由“行”观“学”，以“行”论“学”，力图拓展史学史的研究视野，展现十七年史学丰富复杂的面相。
赵庆云研究员新著书影
为什么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
为什么1950年代中科院率先成立的是一个近代史研究所这个问题，书中单独写了一小节。我总体的论述是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强调“厚今薄古”，说史学要为现实服务——这确实是让范文澜将研究重心转到近代史的一个根本原因。但是为什么到1950年代中共建政之初，要在中科院率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而不是一个涵盖更广的历史所呢？
这牵涉到一些个人的考虑和选择。范文澜个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我考察得出的判断是，这主要是基于人事方面的考虑。范文澜的基本想法，就是近代史积累薄弱，研究的人不多，而那些著名学者基本上是研究古代史的，那么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就可以把那些从事古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名正言顺地排除在外面。其实当时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还是倾向于先成立一个综合的历史研究所，在1950年还让陶孟和写信，有意把陈寅恪延请过去。但陈寅恪也没有积极回应。之后高层很快便敲定，要成立的是一个近代史所。从《竺可桢日记》看，竺可桢对此也表示很不理解，还对郭沫若很有意见，说中科院是大家的，不是你郭某一个人的——他以为是郭沫若做的主张。其实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范文澜。
范文澜的考虑是，民国过来的那些著名学者，有的甚至比他还年长，资历比他老，若同在一个研究所怎么相处，怎么领导，是比较伤脑筋的。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陈垣、向达、杨树达等人对这此举措很是失望。陈垣在1950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指着范文澜，当面批评说，为什么先成立一个近代史所，让我们这些人都不能进入中科院系统？向达就说得更挖苦了，1957年“鸣放”的时候他讲：“史学界为什么奄奄一息？那就是因为范文澜的宗派主义。”宗派主义的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先是成立一个近代史所，把他们都排除在外。
这件事情到1953年有了变化。到1953年最高领袖看到史学没有繁荣起来，近代史所重在培养新人，成果产出不太令人满意，所以由最高层介入，成立了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让陈伯达领导，明确说中国历史很长，最好是分三个时段：上古、中古、近代，三时段各设一所，同时三个所合办一个权威杂志——也就是《历史研究》。所以近代史所筹设，前前后后，其实牵涉到新旧史学界不少微妙的关系。
1961年在云冈石窟。前排左起：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提供者：刘潞）
难以钩沉的语境
在考察学者学术研究的同时，我将相当笔墨放在钩稽学人的具体学术活动和人脉关系，通过结合时代政治、社会语境来窥探文本的背面，力求对这些学者有了解之同情，不做批评与苛求。
其实一些史学学术观点的争论，又和背后的人际关系纠结在一起。有时候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表面上是学术观点的争论，其实后面牵扯到人事关系、人际矛盾。比如范文澜、黎澍、刘大年对人民大学尚钺的批评，既有学术上的见解不同，也有此前的人际关系牵扯其中。至于范文澜与尹达的矛盾，更直接影响到近代史所与历史所两所间的关系。
这些学界人物之间的关联，有时候很微妙，很难把握。而十七年的材料中呢，恰恰有一些相关材料：整风的档案、党小组会上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它会涉及到个人的恩怨。像这样的材料，怎么在书里呈现出来，也比较费脑筋，所以最后还是做了取舍。
1950年代去今虽然不久，然而对当时的时代语境，又实在很难真正做到了解之同情。比如1950年代党小组的会议上党员之间的相互批评。其实今天党组织里也有这种互相批评，但大家顾及和气，批评就比较形式主义，或者明贬实褒，或者兜兜圈子。但当时牟安世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年轻，还是范老招进近代史所的，范文澜则德高望重，而牟安世在党组织会上对范文澜的批评，就非常尖锐，涉及工作方法、待人的方方面面，而范文澜也只得态度认真地回应了九点。在今天这是不好理解的。再如当时非党员面对党员的那种惧怕心理，以及一位学者在政治运动中冲击别人，却觉得自己承受了很大心理压力，以致于患上神经性疾病等种种事情，都是现在很难体会到的。
范文澜先生1969年摄影。（提供者：刘明远）
“十七年”的全国性史学活动
另外书里面也写到几次涉及到全国史学界的一些活动。这个面就远远超出了近代史所本身，而且因为涉及到整个国家，牵涉到成千上万的人。比如社会历史调查，“四史运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史学反修，它们都和政治相纠结，同时又确实有学术的成分，也结出了一些成果。口述史要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那个时候。社会历史调查与当今的田野调查确实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时的人调查做得很认真，去农村就同吃同住同劳动，交上朋友之后，再做访谈。
我手头也有一些特别的资料。当时一个后来很有名的人物，沈元，那时候本来因为翻译赫鲁晓夫的报告被打成右派，后来因为写了《<急就篇>研究》发在《历史研究》上，引起轰动，郭沫若、范文澜看了都大为嘉许，然后就调他到近代史所工作。沈元在当时也深受写“四史”、做调查的风气影响。他和张振鹍两人到山东黄县下丁家大队口子村劳动，历时八个月，两人一个一个访谈，留下一包记录的手稿。这些手稿由张振鹍先生提供给我。他们当时想写一个村史，但后来没有写成；因为写“四史”的基本要求是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但是从他一一收集的材料来看，和这个总体要求还有距离，所以就放弃了。而这个材料还是留了下来。
还有史学反修正主义。当时把30至50岁之间不少做学问做得不错的学者都召集到北京，成立了一个史学反修正主义的小组，让他们到全国收集苏俄侵华的史料，收集来了几万册。然后也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写了一些文章，要从历史学方面来批判苏联修正主义。这和后来近代史所的中俄关系史学科、及《沙俄侵华史》的撰写，是有密切关系的。这时候很多史学著作，其实往往起始于某项政治任务。
再一个是中国史学会。1949年有一个新史学筹备会，然后1951年正式成立史学会。成立之后第二年秘书长向达就发牢骚，他说：范文澜和胡绳，应该思索一下自己的功过，史学会刚一成立就被他们搞得奄奄一息，没有实际的活动。这其实很难怪哪一个人。事实上，范文澜利用这个史学会作为号召，还是做了不少实际的事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我们说它编得很好，背后其实是范文澜整合了全国多个方面的力量，他给一档馆写信就有十几封，同时柴德赓、陈垣这些旧派学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当然这后面最核心的，还是近代史所自身的编辑组，关键人物就是聂崇岐。编这套丛刊，聂崇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讲座现场（右排前一：李孝迁教授；左排前一、前二：叶毅均研究员、张仲民教授）
进一步研究的设想
政治运动的影响是本书目前研究未尽的一部分。就近代史所这一学术机构而言，政治运动连绵不断，不同背景的知识人在运动中如何因应，如何自处？这种研究，不仅仅是史学史，也是知识分子史、政治史。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有必要与政治史、党史、革命史结合起来探讨。
比如这本书初稿写到的1953年“反小圈子”运动。原本行政上一件小事，被上纲上线到一个政治问题，最后把荣孟源、漆侠、沈自敏、何重仁被打成一个反党小集团，漆侠本来很受器重，这时也只能被迫调离。李瑚、张振鵾两位先生都回忆说，当时这个“反小圈子”的政治运动，对他们这些年轻人震撼很大。从相关资料来看，“反小圈子”本来当然是莫须有的事情，但背后牵涉到复杂的人际矛盾，也有权衡博弈。据我研究，事情后面其实有范老的影子。这也涉及到范文澜书生形象之外的另一面。政治运动在一个研究所内部具体如何进行，如何影响到学者的心态及学术机构的长远发展，如何影响到史学研究的生态环境，都值得进行具体而微的探讨。
另外再可研究的是当时的劳动锻炼制度和学习制度。这直接影响到当时学术研究的环境，也可以看到老先生们诉苦说不能长期潜心研究学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很多的学习要求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就是所谓的“滚泥巴”。而劳动锻炼的安排，条文是一回事，实际运作起来，就有很多蹊跷。比如党员、积极分子可能就锻炼得少一点，而政治方面有包袱的人员，所有的锻炼他都得不折不扣地完成。还有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从李瑚先生的日记来看，内容是以学习毛泽东著作为主，通过学习毛著来学习马列理论。不过后期政治学习的情况就有点疲沓，尤其时事学习往往成为闲聊，借此机会大家还会传播一些敏感的信息。总的来看，虽然1957年说强调要保证研究人员5/6的研究时间，1959年说要保证有4/6的研究时间，但根据他们年终总结的清算来看，实际上用于研究的时间往往无法保证，有人甚至只有1/6的时间在做研究。
再者，集体研究是近代史所的一大特点，这也导致了一些著作署名方面的微妙问题。聂崇岐自己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最后他自己署名第三作者，第一范文澜，第二翦伯赞，聂崇岐他也心里也愤愤不平，所以还是留下文字把这个事情记了一笔。当时很多人对集体协作模式有不少批评和反思。所以到1980年代以后，集体研究就难以为继了。1980年代那个集体项目《帝国主义侵华史》和原来的《中国近代史稿》进行得相当艰难，后面也就不了了之，未竟其功。
讲座现场（发言者为主持人戴海斌副教授）
李孝迁教授发言：庆云兄很自谦，说这本书只是解决了一些“是什么”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这恰恰是这本书的优势，而不是它的局限，毕竟任何一项历史研究首要的工作总是史实重建。这本书在史实重建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采用了大量一手档案文件、书信日记、私人访谈，呈现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为了重建史实，书中颇多大段引述一手资料，一般读者或觉得累赘，甚或认为是凑篇幅的，但我认为这是庆云兄在材料处理方面的匠心独运之处。这些史料大多为作者独家所有，在其他地方不易寻见，整段披露史料，才有可能完整透露历史信息，读者可从中体会把玩，以检验作者的判断。就我来说，读他的书最大的乐趣，就是读这些整段资料，“断章取义”式裁剪史料，倒不是我最想看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比较特殊，要找到公开发表的学术论著之外的材料，有相当大的难度。他们的书信或日记，通常很难见，公开整理出版的部分很少。赵老师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条件，披露很多外人没办法看到的资料，是相当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庆云兄分寸拿捏得很好，不轻易褒贬、批评——就把事实摆出来，让读者自己来评判。
与其他史学领域相比较，“马史”研究进展相对缓慢，研究思路过于陈旧，除了受研究者视野局限之外，与相关文献的局限也有很大关系。有时候不是研究者不努力，而是研究者没法努力，没有抓手，使不上力气。像延安时期的马史文献留存的就很少，抗战时期在重庆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相关材料也很零散，这种史料状况跟胡适、傅斯年之类人物研究很不一样，前者所凭借的文献太少，难免捉襟见肘，不易施展拳脚，会影响研究进一步的拓展。像马克思主义史家五老研究，虽然均有评传，有的还出版多种，但总体来说，读来“不过瘾”，所依托的文献大多是公开出版物，不容易看到这些出版物之外的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就是说“文外之意”大多无法呈现。研究“马史”经常会碰到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献，很多是门生故旧回忆写的，有的则是晚年建构式的记忆，删除了太多历史细节，史料价值大打折扣。
做学术机构的研究，近来也有不少。比如陈以爱对北大国学门的研究、尚小明老师写北大史学系等等。研究各个高校的历史系，包括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也陆续都有人去填补空白。但是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局限——都比较关注1949年之前，而1949年之后的，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人做过。所以像赵老师这本书是很有突破的。几十年来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民国这个时段，其实大可以把战线往后拉一拉，1949年到改革开放这个时段的史学史、学术史，空白点很多，有价值的题目也多，大有可为，大家不必都挤在民国，赵老师这本书的成功，就给我们很好的指引。
叶毅均研究员发言：庆云兄书里讲学术机构中的党组织那一节，写了应该有四十几页，篇幅相当长，对我们生长在台湾地区的人来说，党组织当然很遥远、很陌生，但这本书把其中的门道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读那一节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但庆云兄这本书的副标题，“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就我的感觉，其中或许还缺少了一小块“遗失的环节”。因为除了大陆，台北也是有自己的“近代史研究所”的。
其实我们可以拿台北的“中研院”近史所，和大陆的中科院近代史所做一个对照。如果要说“中研院近史所的十七年”，那可以从1954年开始筹备算起。郭廷以先生1955年当筹备处主任，正式设所后任所长，到1969年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被迫离开台湾，把自己一手创立的近史所拱手让人，一年之后正式辞去职务，到1971年正式办理退休。那这个1954到1971年，就是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十七年。比起中科院近代史所的“十七年”（1949-1966），仅仅晚了五年左右才开始。此后双方平行发展，但仍不时或虚或实地有所交集，甚至带有某种“竞争的焦虑”。
台湾地区的这个小十七年，借用近史所成立40周年所庆出的那个回忆录的名字来说，就是“走过忧患的岁月”。忆及近史所的这段岁月，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不但一开始筹备设所时受到来自史语所的强大阻力——这一点和中科院近代史所率先创设所遭遇的史学界反弹异曲同工——就连郭廷以所长筚路蓝缕创办了这个所，外面的人还说他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因为美国的费正清是中共的同路人，郭廷以又是费正清的同路人。甚至最后被指责勾结外人，出卖档案；在白色恐怖的那个年代，台湾的情治人员直接进到院里来抓人，问郭廷以所长，你为什么没有处理手下的人？你是不是“庇护匪谍”？除了“外患”还有“内忧”。郭廷以嘱意李国祁来接他的班，但是他的大弟子王聿均等“三公”（王聿均、李毓澍、黄嘉谟）就不满意，极力杯葛。这不像范文澜可以根据党组织主导的原则找刘大年来接班，同时又不会产生异议；台北没有党组织，在郭氏二代弟子中就会有接班人问题。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40周年所庆特刊：《走过忧患的岁月：近史所的故事》
台北的小十七年里，学术和广义的政治，也有产生龃龉的时候。沈云龙在近史所出一本专刊《黎元洪评传》，因为把黎元洪抬到太高的位置，就有在台湾报刊的读者投书说，“黎元洪哪有那么重要，我们的总理孙中山才是最重要的人，建议应该查禁这本书！”。又比如张存武，那时候他原本要研究清季的反美运动，但是当时情治单位找到他的书稿，就要去抓人。怎么可以反美呢！相较于当时大陆“怎么可以亲美”，当时在台湾是“怎么可以反美”——反美就是中共“煽动”的嘛。所以原先的书名《清末中国反美运动》，郭廷以教他改成《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这样子一改就没问题了。
我常常在想，以后可以做的进一步工作，就是去思考两岸史学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在冷战隔绝对峙的大局势之下，同样是政治对学术的影响，两岸史学有着怎样不同、以及雷同的表现方式。而且我们大可以把战后美国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建立，放进来一起比较。因为就是为了要理解1949年之后大陆为什么会“赤化”，为什么会“沦入共产党之手”，所以美国才要花这么多的钱，包括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去建立这个研究。也是因为政治，才会有所谓从汉学到中国学的这个转变，才会让费正清等人有机会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而台湾地区在各方角力之中，扮演一个比较特殊的角色：一方面是“军事反共”的基地，一方面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实验室（借用已故台大教授陈绍馨语）。把“中研院”近史所这个基地建立好了，美国人就可以把它新一代的汉学家送到中国台湾去训练，再加上台湾地区自己近史所能够掌握的档案，它就可以成为学术冷战对抗的最前线。多年前张朋园先生的专著《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廷：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一书，对于此一问题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好的、言简意赅的示范研究，在比较小的范围里或许可以和庆云兄此书对读，未来应该是我们可以综合地去研究的一个课题。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青年学者读书班”不定期邀请海内外学者发布新作、分享新知，澎湃新闻将陆续刊载这一系列讲座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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