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血封喉的(见血封喉饮之必死)(1)

封面图来源 王克伟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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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小说里常有那些致命毒药,如见血封喉的鹤顶红、饮之必死的鸩酒。从史书里看,一部分毒药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历史记载中,毒被用于政治斗争中的记载远多于在战争中的记载。那么毒药真的不适合大规模用于战争吗?

有据可查的是,汉代之时,似乎已经出现了一些烈性毒药,并被用于政治斗争中。如汉宣帝的许皇后便是遭到霍光之妻的毒杀,其时宣帝的宠臣张彭祖也遭到其小妾毒害。到了两汉之交,这种事例便越来越多。西汉末年,王莽毒害大司空王崇,其后甚至被指控“毒杀平帝”(《汉书·王莽传》)而遭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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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画像

据统计,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毒药常常被用于政治谋杀中,仅史书有载的便达58起,其中甚至包括董卓毒害何太后、刘裕毒害晋安帝与晋恭帝以及冯太后毒害献文帝等影响较大的事件。毒药似乎也早早应用于战争之中了。时值公元前667年,当时齐军占领遂地,“遂人共以药投其饮水中,多杀之”(《春秋公羊解诂》),这是我国最早的在战争中使用毒药的记载。《左传·襄公十四年》还载有:“夏,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济泾而次。秦人毒泾上流,(晋)师人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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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的影视形象

根据上面的记载,在春秋时期,毒药似乎已经被应用于战争之中,但我们无法考证他们到底使用了什么毒。而在两晋南北朝时,这种记载也变得频繁起来。北魏时,库莫奚侵扰,齐阴王小新成: “新成乃多为毒酒, 贼既渐逼, 便弃营而去。贼至, 喜而竞饮, 聊无所备。遂简轻骑, 因醉纵击, 俘馘甚多。”(《魏书》)在长生晟出征突厥达头部族时也曾使用毒药,“毒水上流, 达头人畜饮之多死”。(《北史》)南朝也有类似的事例,侯景之乱时,侯景为谋取建康城,“置毒于水窦, 于是稍行肿满之疾, 城中疫死者太半”。(《南史》)宋人在宋魏大战期间欲毒魏军,“募人赍冶葛酒置空村中, 欲以毒虏, 竟不能伤”。(《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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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物馆馆藏北朝时期鲜卑陶武士俑

这些记载都是战争中大规模投毒的案例,一般均是在上游地区投入毒药。大致来说,古代的毒药可以分成三种,动物性毒药、植物性毒药以及矿物性毒药。但由于记载不详,他们具体使用何种毒药我们依然不得而知。曾一度传闻为最毒的鸩酒以及鹤顶红,却似乎并不是动物性毒药。传闻中“鸩鸟,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画酒中,饮之立死”(《两宋博闻·卷4》),然而鸩鸟在生物学上却并不存在。见血封喉的鹤顶红,也疑似为红信石(三氧化二砷,即砒霜)粉末。而动物性毒药用得较多的还是蛇毒与蝎毒。但由于毒液获取困难,一般来说动物性毒药很少用于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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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信石

而非工业化时代,很难获得大量的矿物毒药去大规模应用于战争,起码污染水源这事很难实现。但在古代战争结束以后,人们往往会清理战场,以避免疫病爆发。因此,总有人试图通过人为引发疫病来达到其目的。比如曾有人通过在上游投入动物尸体的方式来污染水源。由于毒药的炼制、提纯相对困难,通过腐烂的动物尸体来污染水源反而更有可能。从侯景谋建康的事例来看,建康城中“疫死者太半”,更可能采取的是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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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动物尸体外,古代也有在箭矢上涂抹粪便,来导致敌方中箭士兵患破伤风而死的方法。相较于提炼相对困难的矿物性毒药及动物性毒药而言,这种可行性更高的“土办法”在战争之中反而更加常见。这样看来,史书中“毒”并不完全等同于“毒药”,而毒药往往被用于一些相对特殊的场景之中——如政治谋杀里或是要投入饮食之中的毒,由于需要毒物本身相对隐蔽,往往都是投入真正意义上的“毒药”。比如砒霜(三氧化二砷)、朱砂(硫化汞、铅等)等都是相对常用的矿物性毒药。但由于提炼困难,很少用于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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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砂粉末

真正意义上更为常用的,其实是植物性毒药。早在公元3000年前,便已经有使用乌头(附子)捣汁涂抹在箭与矛之上用于狩猎的事情。实际上,真正被命名为“见血封喉”的似乎便是一种植物性毒药。在云南及东南亚地区有一种植物为桑科、见血封喉属、见血封喉落叶乔木(又称为箭毒木),被称为世界上最毒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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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竹桃

除了以上两种外,在古代常被用于制作箭毒的还有夹竹桃、番木鳖、相思子等有毒植物。但事实上,上述这些有毒植物并非在全国各地均匀分布,如见血封喉一般分布在我国云南地区,很难出现在北方战场之上。而现可查毒性最强的是明代《武备火攻》中所记载一种毒箭,“箭到身上,不满数步,即毙矣”,具有很强的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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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毒木

毒药的进阶应用是与火药相结合。宋代兵书《武经总要》曾记载一种“毒药烟球”,除了火药之外,其中还大量加入了草乌头、狼毒、巴豆、砒霜等烈性毒药,“若其气熏人,则口鼻血出”。为了防止大规模中毒事件,古代军伍也有一定的防毒措施与防毒规定。《武经总要》在《防毒法》一条中开篇便言:“军行近敌地,则大将先出号令,使军士防毒”,除要求慎重采购物资以及对环境进行勘探外,还特地分出四条准备来涵盖对水源安全性的鉴定,可见在宋代时军伍已经有相当的防毒意识。总的来说,早在春秋时期,毒药便已被应用于战争之中,其应用手段也逐渐多样化。但涉及毒性,不谈剂量都是耍流氓。制约古代战争大量使用毒药的关键因素其实主要就是一点: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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