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写的是石头的故事，故本名《石头记》。“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大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这就是宝玉的前身。这一设定是耐人寻味的。这块无缘补天、无才补天的石头，在这一神话结构中虽仍有其存在的时间和空间，但却异于我们普通人的生存时间和空间。他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被一僧一道携至“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走了一遭，而他来到这个凡俗的世界时，“一落胞胎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还有许多字迹”，令我们不得不刮目相看；说起孩子话来也奇僻异常，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贾宝玉不折不扣地是一个另类，用我们常人的思维无法理解，无从阐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贾雨村以一种参透人类历史的口吻划分出三种类型的人物。第一种是仁人君子，如尧、舜、禹等；第二种是大凶大恶，如蚩尤、共工、桀、纣等，“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第三种则介于仁人君子与大凶大恶之间，“上则不能为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如许由、陶潜、阮籍、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米南宫、柳耆卿、唐伯虎、祝枝山、李龟年、红拂、薛涛、崔莺等。
贾宝玉自然属于第三种类型。但第三种类型也不是单一的，或“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或“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或“生于薄祚寒门，甚至为奇优，为名娼，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甘遭庸夫驱制”。比照这三种情形，与贾宝玉最为吻合的是“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因而与他对应的同类型人物，经过严格筛选之后，应是：
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
将贾宝玉列入这样一个人物谱系，表现出曹雪芹的独特见识。陈后主在史家眼里是一个以不理朝政著称的帝王。身为帝王，却不理朝政，这种定案足以使陈后主成为被讽刺的对象，而他所喜欢的《玉树后庭花》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亡国之曲，即杜牧《泊秦淮》诗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是史家的看法只是就某一层面、从某一角度立论，如果换一个层面、换一个角度，结论会显然不同。明末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其《陈后主集题辞》便更为公允，更见深度。他首先指出：
世言陈后主轻薄最甚者，莫如《黄鹂留》、《玉树后庭花》、《金钗两鬓垂》等曲，今曲不尽传，惟见《玉树》一篇，寥落寡致，不堪男女唱和，即歌之，亦未极哀也。
《玉树后庭花》今存，其词曰：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汉魏六朝的诗，就其题材的迁移演变而言，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汉魏诗题材广泛，凡室家、行旅、悲欢、聚散、感叹、忆赠，均为诗人歌咏的对象；晋宋诗以谢灵运为代表，山水题材成为关注的重心；齐、梁、陈诗以宫体诗为代表，侧重于表现女性之美。由广泛的社会人生向山水和女性迁移，这种题材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风格的变化。汉魏诗苍凉，晋宋诗超拔，齐梁（含陈）诗绮艳。宫体诗以表现女性之美为宗旨，其风格之绮艳是明摆着的事实。但我们不必斥之为趣味低下，事实上，这是齐、梁、陈诗人试图在汉魏、晋宋诗之外另辟蹊径、别开生面的必然结果。以女性之美为题材，可能与作者的趣味高低有关，但更与诗坛整体的审美风尚有关。以唐太宗为例，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作诗却仍不免梁、陈之习：
武德贞观间，太宗（讳世民）及虞世南（字伯施）、魏徵（字玄成）诸公五言，声尽入律，语多绮靡，即梁、陈旧习也。王元美云：“唐文皇（太宗）手定中原，笼盖一世，而诗语殊无丈夫气，习使之也。”
就这样一些情况来看，陈后主即使写了《黄鹂留》、《玉树后庭花》和《金钗两鬓垂》等曲，也并非大不了的事，因为这类作品在当时甚多。只是，陈后主身为末代之君，不幸成为讨好新朝的文人集中讽刺的对象，于是《玉树后庭花》便成了他荒淫无道的一个罪证。但这个罪证其实是经不住推敲的。张溥以他卓越的鉴别力和胆力否定了《隋书·乐志》关于陈后主诗“绮艳相高，极于轻荡，男女唱和，其音甚哀”的断言，指出《玉树后庭花》只是普通的歌词，并无格外荒淫的意味。接下来，张溥进一步就陈后主的为人指出：
史称后主标德储宫，继业允望，遵故典，弘六艺，金马石渠，稽古云集，梯山航海，朝贡岁至，辞虽夸诩，审其平日，固与郁林、东昏殊趋矣。临春三阁，遍居丽人，奇树夭花，往来相望，学士狎客，主盟文坛，新诗方奏，千女学歌，辞采风流，官家未有。
所谓“史”，指《陈书·后主纪》。其中有这样一段：“后主昔在储宫，早标令德。及南面继业，实允天人之望也矣。至于礼乐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艺，广辟四门。是以待诏之徒，争趋金马，稽古之秀，云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贡者往往岁至矣。”张溥认为，即使这一段记叙存在夸大之嫌，也足以表明后主为人不俗，与齐郁林王昭业、齐东昏侯宝卷不属于同一类型。自然，陈后主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艺术化的感情生活。《南史·后妃传下》记载：“至德二年，乃于光昭殿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数十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县栏槛之类，皆以沉檀香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床、宝帐。其服玩之属，瑰丽皆近古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后主自居临春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又有王李二美人，张薛二淑媛，袁昭仪、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并有宠，递代以游其上，以宫人有文学者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后主每引宾客对贵妃等游宴，则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选宫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数，令习而歌之，分部迭进，持以相乐。”看来，陈后主“主盟文坛”、“辞采风流”是一个众所公认的事实。又因为陈后主身为亡国之君，他在这方面的作为往往被视为罪证之一。而张溥不这样看。他举了南朝梁羊侃作为参照。张溥认为，羊侃的所作所为与陈后主有相近之处，但“初不闻以此贬德”，可见“辞采风流”不能成为一个人的罪过。张溥又举了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作为参照。据《南齐书》卷四十《武十七王传》：萧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盛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张溥说，如果陈后主“生当太平”，封诸侯王，亦足以“步竟陵之文藻”，“不失令誉”。这样看来，“辞采风流”、“文坛盟主”也不应成为一个人的罪过。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同样的事情，何以羊侃、竟陵王做了，便是佳话，而落在陈后主头上却是罪状呢？张溥指出：陈后主的不幸在于他是国君：
使后主生当太平，次为诸王，步竟陵之文藻，贱临川之黩货，开馆读书，不失令誉。即假列通侯世阀，鱼弘羊侃数辈，亦扫门不及。乃系以大宝，困之万几，岂所堪乎？鹤不能亡国，而国君不可好鹤，后主盖与卫懿公同类而悲矣。
身为国君，便不能热心于“文坛盟主”、“辞采风流”的生活。或者说，这是角色上的错位。帝王与“文坛盟主”不可一身而二任。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二五则载：
宋太祖曰：“李煜好个翰林学士，可惜无才作人主耳！”秀才郭麐《南唐杂咏》云：“我思昧昧最神伤，予季归来更断肠。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宋太祖和郭麐堪称别有会心。与袁枚同时代的郑板桥也有相近的看法，其《南朝》诗序云：“昔人谓陈后主、隋炀帝作翰林，自是当家本色。燮亦谓杜牧之、温飞卿为天子，亦足破国亡身。乃有幸而为才人，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遇，不在寻常眼孔中也。”的确，陈后主作为一个才人，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作为一个帝王，其结局只能说是悲剧。他因此而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与陈后主列在同一人物谱系的唐明皇李隆基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1985年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丁如明辑校的《开元天宝遗事十种》，集中收录有关玄宗朝事迹的笔记、传奇。从这些记载来看，唐玄宗也以“文采风流”为其基本特色之一。如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所记：
御苑新有千叶桃花，帝亲折一枝插于妃子宝冠上，曰：“此个花尤能助娇态也。”（卷上《助娇花》）
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卷下《解语花》）
一日，明皇与亲王棋，令贺怀智独奏琵琶，妃子立于局前观之。上欲输次，妃子将康国子放之，令于局上乱其输赢，上甚悦焉。（卷下《 子乱局》）
由这样一些片段所构成的生活，是充分艺术化的，具有很高的格调。一个诗人，或者一个承平时代的王室成员，如果在这样一种生活中扮演主角，世人会毫不犹豫地为他喝彩。但唐明皇身为帝王，这样一种生活便足以引起争议。因为，按照相当一部分人的习惯性思维，帝王专注于“文采风流”，其行为本身即是不祥之兆，何况它还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即政治上的不良后果呢？宋乐史《杨太真外传》卷下载：
（天宝）十一载，李林甫死。又以国忠为相，带四十余使。十二载，加国忠司空。长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银青光禄大夫，太常卿，兼户部侍郎。小男胐，尚万春公主。贵妃堂弟秘书少监鉴，尚承荣郡主。一门一贵妃，二公主，三郡主，三夫人。十二载，重赠玄琰太尉，齐国公。母重封梁国夫人。官为造庙；御制碑及书。叔玄珪代拜工部尚书。韩国婿秘书监崔珣女为宗妃；虢国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光公主，女为让帝男妻；秦国婿柳澄男钧尚长清县主，澄弟潭尚肃宗女和政公主。
这一系列事情都是在杨贵妃得宠后相继发生的，表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直接影响到政治上的人事安排和带有政治意味的婚姻关系。后来安禄山发动叛乱，以诛杨国忠为名；马嵬坡军人政变，诛杨国忠、杨贵妃，都不是没有缘由的。一个帝王，他的感情生活是受到限制的。
宋徽宗比唐明皇更为不幸。不只是说他被金人掳走、惨死在北方的结局令人黯然神伤，也指他在说部如《水浒传》等作品中被作为荒淫误国的形象永久定格，漫画化的程度较陈后主、唐明皇更高。《水浒传》第二回这样描述端王即后来的徽宗：“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更兼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球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采办花石纲更是《水浒传》大肆渲染的弊政之一。这样一个徽宗，自是被鄙薄的对象。
在史家笔下，徽宗尽管未被视为“浮浪子弟”，但也是作为反面教员来定位的。他常常被指责为穷奢极欲，是个醉生梦死、挥霍享乐型的皇帝。史家往往忽视或忽略一点，即：徽宗是个真正的艺术家，至少作为画家，他可以进入第一流的行列。徽宗对于画的钟情几乎已成为一种癖。宣和年间，曾修筑五岳观、宝真宫，征集天下名士作画。政和年间，设画学画院，仿旧制定六级官阶，和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一样，画院官员可以服绯紫、带佩鱼；科举考试除诗文策论外，兼试画艺，可说是史无前例。试题多取自古诗，如“踏花归去马蹄香”，以画群蝶追逐马蹄得上选；“嫩绿枝头一点红，恼人春色不须多”，以画杨柳楼头美人凭栏者得上选；诗中求画，画中求诗，注重诗画的沟通或渗透。这些发生于徽宗在位期间的事情，提醒我们：徽宗如果有幸不成为帝王，在艺术领域他必然是一个出色的人物。这个政治上的失败者不乏值得喝彩之处。
徽宗在感情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带有一定程度的传说意味，很难落实。但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事虽不实而神情相肖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清张宗 辑《词林纪事》引《贵耳录》云：“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逐（遂）匿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逐（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櫽括成《少年游》（即‘并刀如水’一词）云云。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宣谕蔡京：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监税。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往哪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即‘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根据这一记载，宋徽宗与周邦彦的关系颇像一出轻喜剧：因周邦彦写《少年游》，徽宗不悦，借故将他逐出都门；又因周邦彦写了《兰陵王》，徽宗大悦，将周邦彦召回做大晟乐正。这一事件的真实程度大约是不高的，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一文曾予辨证，表示不可信。但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问题，即：在这一传说中，宋徽宗被预设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简洁的答案是：情痴情种。宋徽宗幸李师师，两人的调笑和对答，含情脉脉，弥漫着温馨的气氛。第三者周邦彦的介入自然令他不满，也许还含有帝王被人窥见隐秘后的恼怒。徽宗后来何以又宽恕甚至赏识周邦彦呢？除了《兰陵王》在艺术上的功力外，主要是因为它所蕴含的那一份深情令人感动。即使我们承认此乃齐东野语，宋徽宗被舆论预设为情痴情种这一事实本身，已足以表明他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确定。这比个别的确凿证据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红楼梦》将贾宝玉纳入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这一人物谱系，并以之作为小说主角，这是对人情小说传统的一个重大超越。在《红楼梦》之前，人情小说的主角是西门庆一类“浮浪子弟”。其特点是无止境地追逐酒色之欲，对女色的追逐更处于其人生的中心位置。文龙评点《金瓶梅》，曾将男女关系划分为三个等级：重情、重色、重淫。毫无疑问，在情、色、淫三者中，西门庆最不关心的是“情”，他对孟玉楼的冷落即是明证。“若玉楼者，却是因情而不合，因情而大吐，因情而致西门庆之来。乃西门庆仍是以淫报答之，以淫酬应之，此玉楼之所以不能常守在西门庆家也。”（《金瓶梅》第七十五回文龙评语）西门庆似乎重色，“上画般标致”的女子时常引起他的关注。但是，他不是用与“上床”有一段距离的目光去欣赏女性，而是将“上画般标致”与“上床”直接联系在一起，“上画般标致”只是刺激其淫欲的一个因素而已。甚至，只要能满足他的淫欲，女子是否漂亮可以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他所青睐的王六儿、如意儿、贲四嫂、林太太等都既不年轻，又不漂亮，“长处”是可以随时满足他。“淫人”不只忽略情，也可以忽略色。明代中篇传奇小说《寻芳雅集》的一个细节足以表明这一事实。吴生与王娇鸾侍婢春英苟合，“生虽战后，而眷恋新人，愈发豪兴。且其牡丹一朵，肥净，莹腻，窄浅，极是骇人。貌固不及诸美，而此实为最胜者也。生留连不忍去。”春英容貌稍逊，但在满足吴生的淫欲方面，别擅胜场，竟也大得宠眷。西门庆的所作所为，与吴生相较，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红楼梦》中有没有西门庆似的浮浪子弟呢？有，但不是贾宝玉，而是贾珍、贾琏之流。贾珍、贾琏这类人物向来是世情书的主角，正如西门庆在《金瓶梅》中充当主角一样。但在《红楼梦》中他们的主角地位没有了。作为这种地位丧失的一个标志是：他们无缘住在大观园中，且很少有机会参加大观园内的活动，种种诗社更没有他们的份（须知王熙凤尚有“一夜北风紧”的联句）。大观园内和大观园外是两个相互对照的世界。大观园外是世俗的世界，大观园内是超世拔俗的世界，前者较多现实的色彩，后者较多理想的意味。在大观园内活动的多少，以《红楼梦》作者的眼光来看，不仅是一个人才情的尺度，也是一个人品格的尺度。贾宝玉与贾珍、贾琏之间，其距离不可以道里计。
《红楼梦》不再以西门庆的后裔（贾珍、贾琏等）为主角，而选择了贾宝玉这样的情痴情种为主角，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世情书的面貌。与他的前辈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一样，宝玉堪称真正的艺术家。第二十三回写他“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曾作了几首四时即事诗，传出去，大得赏爱，“竟有人来寻诗觅字，倩画求题，这宝玉一发得意了，每日家做这些外务”。第二十九回，张道士也证实，他“在好几处看见哥儿（宝玉）写的字，做的诗，都好的了不得”。第十八回，“天伦乐宝玉逞才藻”，还让我们具体领略了他的学识。他论“应制之体”用字宜“雅”，论人工与自然之别，引《离骚》、《吴都赋》、《蜀都赋》等文献辨认芳草，俱见其词章之学已达到相当水准。
在重情、重色、重淫三种男女关系中，宝玉与“淫”难以联在一起。《红楼梦》第六回写“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宗旨不是展示其“淫”，而是提醒读者：贾宝玉已进入青春期，他在生理上是正常的。所以，第六回以后，类似的情节便不再出现。宝玉与“色”的联系无疑甚为密切。但应该强调的是，宝玉虽然注重感官的愉悦，但这种感官愉悦通常不指向“上床”，而指向一种缠绵悱恻的同情和眷恋，也就是说，宝玉重色，但“淫”的意味很淡，“情”的意味很浓。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是著名的一例。凤姐泼醋，平儿很冤枉地挨打，委屈之极；宝玉把平儿请进怡红院中，又是安慰，又是请她洗脸、梳头、擦脂粉，桩桩件件，极其周到，“宝玉因自来从不曾在平儿前尽过心，——且平儿又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以为恨。今日是金钏儿生日，故一日不乐。不想后来闹出这件事来，竟得在平儿前稍尽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乐；因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这就是回目中所说的“喜出望外平儿理妆”：理妆者，平儿也；喜出望外者，宝玉也。何以喜出望外呢？因为平儿“是个极聪明、极清俊的上等女孩儿”，他一直苦于没机会在她面前“稍尽片心”，现在终于得了此愿，怎么能不高兴呢？看得出来，在起点上，感官的审美愉悦仍是宝玉关注平儿的基本原因，但由此出发，宝玉与平儿的关系却迥异于贾琏与多姑娘的关系，贾琏与多姑娘成为床上的“相契”，宝玉对平儿则止于同情。小说在写了宝玉“歪在床上，心内怡然自得”后，接下来写道：
（宝玉）忽又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帖，今儿还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想到此间，便又伤感起来。
所谓“作养脂粉”，即一往情深的体贴、呵护，即重“情”；贾琏的男女关系以“淫”为圆心，平儿做他的妾，又受到凤姐的威压，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宝玉对平儿的同情深切到如此程度，表明《红楼梦》强烈反对将女性仅仅作为“出火”的对象。与此相似的例子是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裀呆香菱情解石榴裙》。香菱在和同伴玩耍时，被推入水洼中，弄脏了石榴红绫裙。宝玉得知，细心予以关照。事后他“喜欢异常”，“一壁低头心下暗想：‘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姓都忘了，被人拐出来，偏又卖给这个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儿也是意外，想不到的；今儿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又是一次喜出望外。在这两次喜出望外中，我们注意到，宝玉深感愤愤不平的，一是平儿做贾琏的妾，一是香菱做薛蟠的妾。贾琏和薛蟠眼中的女子，无论多么聪明、清俊，都只是“出火”的工具，这是宝玉愤愤不平的关键原因。他自己愿意成为闺阁中的“良友”，也希望所有聪明、清俊的女孩都有这样的“良友”相伴。这就是宝玉！故警幻仙姑称他为“意淫”：“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滥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
“情”与“淫”是相对的，“情”与“理”也是相对的。宝玉因其重“情”，一方面与贾珍、贾琏等人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也与追求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的那一类人（如贾雨村）区别开来。警幻仙姑说他“在闺阁中虽可为良友，却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诞，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就是此意。宝玉无意于追求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这在常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所以《红楼梦》喻之为无才补天的一块多余的石头，并用两首《西江月》词来概括“世人”对他的鄙薄。第七十一回，宝玉对探春说：“我常劝你总别听那些俗话，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没这个清福，应该混闹的。”尤氏反驳道：“谁都像你是一心无挂碍！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饿了吃，困了睡，再过几年，不过是这样，一点后事也不虑。”宝玉笑道：“我能够和姊妹们过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么后事不后事！”这不是颇有醉生梦死的意味吗？宝玉不关心社会地位和事业成功，其人生观是非功利主义的。常人着眼于功利和实际得失，宝玉却总是关心和忙碌那些在常人看来无关紧要的事，因为这一缘故，他在贾府的重大事件中往往像个局外人。第十六回记叙了两桩事情，一是“贾元春才选凤藻宫”，二是“秦鲸卿夭逝黄泉路”，我们来看宝玉是如何应对的。贾元春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贾府上下之所以兴高采烈，在于元春晋封贵妃意味着贾府社会地位的极大提高，“皇亲国戚”四字将带来诸多实际利益。宝玉作为元春的亲弟弟，其利益更直接些，而他却并不放在心上，倒为秦钟的生死而牵肠挂肚。这种非功利主义的感情至上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遵循，惟宝玉信守不渝，故成为一个例外，故“众人嘲他越发呆了”。第十九回，贵妃省亲，《红楼梦》再次提醒我们注意宝玉。“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闲躲静，独他是不能脱得的”；“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总之，所有我们常人眼中的正事，宝玉均不屑一顾。他只需要感情生活，他拒绝责任和功利
以贾宝玉这样一个“情痴情种”作为男主角，这是《红楼梦》别开生面之处。他不是“大凶大恶”，也不是“仁人君子” 而是一个兼具“聪俊灵秀之气”和“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的独特的存在。而这个独特的存在，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其明确的谱系归属：他与中国历史上的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而如果要从小说文本中寻找贾宝玉的前辈，《隋唐演义》中以怜香惜玉为特征的隋炀帝是第一个人选。这一陈述可能面对的质疑是：何以贾雨村在罗列第三种类型的人物时，历数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却未点到隋炀帝的名？理由可能有二：一是从引导读者正确阅读的角度看，曹雪芹有必要淡化《红楼梦》与《隋唐演义》的联系。我们读《红楼梦》，常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即：贾宝玉俨然具有帝王的身份。比如，他生下来嘴里就衔着一块玉，而且这块玉是他的命根子，这块玉是不是象征着玉玺？大观园中住的全是女孩子，仅有贾宝玉是一个男性，这种性别格局像不像宫廷？贾府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必须在外应酬办事，惟有宝玉例外，这是不是暗示着帝王的特权？说实话，这种感觉并没有错。曹雪芹确实是按帝王的生活方式来设计贾宝玉的。但是，这里必须强调：曹雪芹更希望读者将贾宝玉与帝王区别开来。他将《隋唐演义》中的帝王形象置换成贾府的少年公子，意在表现自己卓越的虚构才能，意在超越《隋唐演义》，如果读者老是将贾宝玉想像成一个真实的帝王，甚至直接想像成隋炀帝，曹雪芹的一片匠心就白费了。二是作为历史人物的隋炀帝，他在感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确实不如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可爱。曹雪芹选择后三位作为贾宝玉的前辈而不选择隋炀帝，显示出曹雪芹的严谨。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贾宝玉，曹雪芹确实是用心良苦了。至于《隋唐演义》中以怜香惜玉为特征的隋炀帝，他与历史上的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倒是可以毫不勉强地归入同一类型，但贾雨村说的是历史人物，自然不宜让《隋唐演义》中的隋炀帝阑入其中了。
这里强调《隋唐演义》对《红楼梦》的影响，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即：《隋唐演义》对隋炀帝宫廷生活的描写，颇受晚明齐东野人著《隋炀帝艳史》（又名《风流天子传》）的影响，所以，《隋炀帝艳史》也间接发挥了影响曹雪芹创作的作用。
《隋唐演义》与《红楼梦》的这样一种联系，进一步证实了《隋唐演义》的基本品格：它与人情小说趣味相近，而与历史演义趣味迥异。从对《红楼梦》的影响看，《隋唐演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注：节选自陈文新主编《明清小说名著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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