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江山鼎革之际,清朝占据北京后,能迅速在关内站稳脚跟,除了明朝内乱不止,清朝自身武力的强横之外,最重要的是,清朝对明朝官员、士绅群体,采取了拉拢、合作的友好态度。

明末十大文臣(理性和感性的挣扎)(1)

当我们在怀念北京城被李自成攻破时,史书上记载的那数十位携家人殉国的明朝忠臣时,也不能忽视,当时,在北京城内的数千名官员中,绝大多数并没有跟随崇祯皇帝殉国。

未来,他们先投降李自成,后来又投降清朝,成为清朝入关之初,能迅速稳定北方乃至全国局势,并帮助清朝真正成为关内之主的最大功臣。

这数千名滞留在北京的官员,包括后来献南京城投降的弘光朝官员,以及各地陆续投降清朝的前明朝官员,统统都有一个称呼,即“贰臣”

后人当然更欣赏史可法、夏允彝、夏完淳、阎应元、张煌言这样的忠臣义士,但不可否认的是,明朝灭亡之时,绝大多数官员,还是选择成为了“贰臣”

这些不愿意殉国,甘心侍奉新朝的官员们,投降的动机,也未必就是因为怕死,因怕死投降的有那么一部分,更多的还是因为不甘心。

明末十大文臣(理性和感性的挣扎)(2)

他们为何不甘心?宁愿背上“贰臣”的身份,也要为清朝效力?

而且,清朝的特殊性还在于,这是一个由异族主导建立的政权,做明清更迭之际的“贰臣”,在名声上可比如汉魏、隋唐这样的王朝更迭时的“贰臣”难听得多,受到的指责也更多。

或许,从儒家老祖宗孔子曾经的言语中,能找到一丝端倪。在《论语》中,有一段孔子跟子贡谈论管仲的对话: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知道,管仲本是齐国贵族公子纠的门客,齐桓公杀了公子纠,管仲没有殉主,而是投奔了齐桓公,还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明末十大文臣(理性和感性的挣扎)(3)

而根据历史记载,当时,有一位跟管仲齐名的公子纠门客召忽,却在公子纠死后,自杀殉主。

由此看,管仲这位历史上著名的贤相,就是个典型的“贰臣”

但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是正面的,他认为,管仲留待有用之身,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才是真正的有利于民,这种大格局,不是“匹夫匹妇”之辈能看懂的。

虽然并非绝对,可《论语》中的这段对话,很难说不是诸多明朝官员愿意为清朝效力的最重要理由之一。

毕竟,他们全是熟读《论语》,并以其中的道理为人生准则的。

对于以儒为本的士大夫们来说,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人生最高的追求。

当清朝对他们递出橄榄枝,愿意以儒家理念来治国,并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时,大多数人刚开始肯定是矛盾的。

从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留下的诗词中,都能看出“贰臣”们强烈的矛盾心理。

但理性终究大于感性。

明末十大文臣(理性和感性的挣扎)(4)

比如,对清朝统一全国,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洪承畴,他在投降清朝之前,也在重重围困中,于孤城松山坚守长达半年之久。

洪承畴在松山城守至弹尽粮绝,且是被松山副将夏承德背叛后才被俘。

最重要的是,不管后人对洪承畴的评价是好是坏,根据史书中的记载,我们还是可以知道,“松山之战”大败的主要责任并非在洪承畴身上。

而是从崇祯到陈新甲(时任明朝兵部尚书),主张的速战论导致的。

他在被俘后的投降,在我看来,就是因为不甘心。

当时的洪承畴还不到50岁,在官场上,正是“年富力强”之时。

他又有一身才华,感性上,他应该殉国,可理性上,他还是希望留待有用之身治国平天下。

这或许才是洪承畴投降清朝的主要原因。

明末十大文臣(理性和感性的挣扎)(5)

再比如东林党大佬钱谦益,对他的投降,很多人的观点就是因为怕死,他说“水太凉,不能下”,还说“头皮痒”,这些实在是太有名了。

这两则典故是钱谦益因怕死投降清朝的绝对证据。

但他晚年,在清朝的严密监视下,为反清复明的四处奔走,不但体现出了他的矛盾心理,也证明他未必就真的怕死。

对于钱谦益不愿意殉国,甘心投降当“贰臣”的动机或心理,后来有位叫沈德潜(康熙年间生人,一生共参加科举17次,乾隆朝时,以67岁高龄考中进士)的文人,在他所著的《清诗别裁》中,是这么分析的:

牧斋(钱谦益字牧斋)不死,一以明史自任,一以受温体仁攻讦,未得相位为恨,佐命新朝,庶展抱负也。

在沈德潜看来,钱谦益不是因为怕死降清,而是因为这辈子没当过宰相,不太甘心,还想着留待有用之身,继续施展抱负,还想着治国平天下。

明末十大文臣(理性和感性的挣扎)(6)

沈德潜对钱谦益的分析或许也是一种说法,至于正确与否,还是要看读者自己的判断。

洪承畴和钱谦益的选择,大概也是当时大多数“贰臣”们,在理性战胜感性后的选择,矛盾自然是有,不甘心一身才华无处可施展的心理占据主流。

在投降清朝,并甘心效力新朝的明朝官员中,有两种典型。

一种是刚进入官场,还没来得及施展才华,明朝就灭亡了,这种官员以崇祯十六年时的科举进士为主。

根据历史记载,在崇祯年间,所有的进士科中,崇祯十六年的这批,降清的是最多的。

他们全是刚进官场才一年多,就面临着国破后的选择,寒窗十年苦读出来,想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终究战胜了感性的殉国。

明末十大文臣(理性和感性的挣扎)(7)

当科前三甲,除了状元杨廷鉴后来是否在清朝为官有争议外(杨廷鉴的儿子为清朝效力),以榜眼宋之绳、探花陈名夏为首,比较著名的,如高珩、王崇简、梁清标、姚文然、白胤谦、成克巩等人,都是主动为清朝效力。

如陈名夏,他在被宁完我弹劾致死前,都混到了大学士的位置上。

还有一种早就进入官场,但依旧是年纪轻轻,还没有走上高位,渴望继续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的。

其中比较著名的,比如跟钱谦益齐名的“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当时才28岁,周亮工32岁,曹溶32岁,陈之遴39岁。

如上等等在官场上算是比较年轻的明朝官员,最终都是主动选择了理性,选择为新朝效力。

明末十大文臣(理性和感性的挣扎)(8)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之际,在我们敬佩诸多忠臣义士,以他们的行为当榜样之时,还是要知道,投降的到底是占据大多数。

抛开所谓的民族矛盾,明末清初的大多数读书人,到底还是选择的理性。

古代读书人当官从政的积极性之高,是很难想象的。

不管是为荣华富贵,还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或是因为怕死,清朝递出的橄榄枝,在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大多数明朝官员还是积极拥抱的。

明末十大文臣(理性和感性的挣扎)(9)

就像陈名夏在一首诗中写的:“为儒不为吏,安用读书人......莫谓花封小,遍生天上春。”

他认为,读书人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要当官,否则读书干什么? 只要能当官,哪怕先当个小吏,也要心甘情愿去接受。

抱着这种思想,不去选择感性的殉国,就很正常了。

在我们鼓励和学习明末清初出现的,那些忠臣义士的同时,稍许不那么遗憾的是,清朝毕竟不同于元朝,不管有多少争议,到底是彻底被融合了。

这么一想,“贰臣”也就不“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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