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对于南方还是北方——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内战的结果是，双方基督教的发展轨迹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在战争爆发之前，梅森——迪克森线（Mason-Dixon Line）以南的基督教开始向旧时北方的基督教靠拢——极端正统并自我孤立的纯粹新教，教会和社区基本是同义词。
之后，当南方人沉迷于自己悲剧性的崇高品格和遭受的迫害，他们愈加依赖教会，以寻求作为南方人的自我定位。修改后的赞美诗和新安装的彩色玻璃窗中的内容混合着基督教与联盟国的图像和主题。南方白人的宗教文化成了联盟国的残余。信徒们愈加相信超自然现象，期盼能够奇迹般地重新开始，能够在审判日和之后获得最终胜利。他们没能正视使自己不悦的现实——蓄奴是不义的，脱离联邦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而是开启了矢口否认的模式。

对于很多美国南方白人来说，战败并没有使他们悔悟或是平静下来（比如说，就像“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而是使他们的怒火持久地燃烧。结果，他们投向了基督教的怀抱，而南方人所投奔的基督教就像清教徒的信仰一样陈腐落后。 在北方人眼中，胜利证实了他们站在上帝的一方，这强化了他们自命不凡的一贯态度，而他们的宗教也渐渐隐退成了优美而令人安心的背景音。去教堂做礼拜意味着安静地坐着，聆听关于美德的教诲。
美国宗教当权派的大本营在北方，而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基督教一样，他们愈加向理智靠拢，重新审视过去的神迹和对未来的预言，把这些都视作说明性的寓言故事。 在20世纪的第一年，“现代主义”成了此类话语中的关键词。这个笼统的词描述了这种更加模糊、更加抽象也更加可信的基督教，而现代主义基督教正在变成主流。“在过去50年的基督教发展中，所谓‘自由派’的兴起，”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写道，“可以被公允地称为一次教会内部的胜利……它战胜了迷恋地狱之火的病态旧式神学。

现在，已经有不少教会的传道人……无视甚至否认永恒刑罚的存在。”新派神学强调个人的善，将超自然元素一笔带过。把历史归结为上帝与撒旦的斗争是愚蠢的。《圣经》是一部杰出的创作，是上帝所默示的，但古代的作者们难免会出错。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现代社会学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1905）对美国的宗教本身并不感兴趣。
韦伯的观点是，新教的一些思维习惯正好与远大抱负和勤奋精神吻合，这些思维习惯适时地教会了欧洲人和美国人创造并运行新兴的市场经济。根据他的猜想和人们的共识，在20世纪来临之后，现代社会的繁荣已经不再需要最初的宗教催化剂，人们最终会摒弃宗教中的超自然内容，将其视为残存的胡言乱语。韦伯认为，对资本主义有利的新教神学实质上已经发展成了现代理性主义。

然而在美国，而且基本上是仅仅在美国，这种理性主义遭到了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反对。他们对不断涌入的新鲜事物持抵触态度，不愿接受花哨的外来艺术和思想、爵士乐、电影、性开放、种族平等和妇女投票权，更不用提科学了，因为科学颠覆了他们对《圣经》第一卷书的理解。
在美国，即使现代的一方宣告内战胜利，坚持魔幻思维的一方仍旧不为所动。并且，他们又一次进入新教徒和清教徒的本能反应模式：如果堕落的精英人士把信徒污蔑为盲目自大的狂热分子，对他们不入时的信仰施加逼迫，那么信徒会变本加厉地强硬起来。 在20世纪的前30年，上百万名抵制进步的美国人越发认同一种对基督教的特定理解：他们认为上帝口授了《圣经》，相信《圣经》是100%的纪实作品，并且反对任何对《圣经》的非字面解释——除非这种解释与他们的信仰不谋而合，可以证实基督很快就会再来，并一劳永逸地终结现代世界的邪恶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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