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司是从唐代就开始设立的通商口岸机构。主要负责谏察出入海湾的贸易船只，征收关税，收购政府专用品，管理进出口货物贸易等对外事务。明代开始，市舶司制度发生改变，不再是用来进行海外贸易管理的机构，而用意在于“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因以消其衅隙也。”
明代的市舶司制度主要为勘合、关税和贸易管理制度三个方面。勘合制度在明代广泛实行，用于海外贸易事务，可以区别外国官方与民间的贸易船只，维持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但是正德之后，进入市舶司港口的外国船只远超过之前朝贡贸易的数量，勘合制度遭到破坏。
外国朝贡德船只中，运送的不仅仅是贡品，其中还夹带了很多的私货。贡品作为国外使节朝贡给明朝的货物，市舶司不能征税，但是对于私货，可以用官府高价收买的“给价收买”制。由于财政吃紧，到了正德之后才开始征收进口税，针对私货的税率一直维持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明朝的对外贸易线路
在此之前市舶司港口的贸易，一直由市舶司机构组织进行，平且负责平准物价。正德之后，牙行逐渐代替了市舶司管理贸易的职责。本文将根据正德时期，市舶司制度发生的变化，来分析明朝前期关于闭关锁国的各项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对明朝国情造成了哪些影响。
一．明初，对外保守造成闭关锁国的局面- （1）怀柔政策，抗拒外来冲击
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商舶亦居其一焉。”而元代的统治者也清楚地认识到，“有市舶司的勾当，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所以宋元两代设置市舶司的目的在于，从海外贸易中收取征税，获得需要的财政收入，但是明朝并非如此。
根据《明史》记载洪武四年，明太祖 “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同年九月，“户部言高丽、三佛齐入贡。其高丽海舶至太仓、三佛齐海舶至泉州海口，并请征其货。诏：勿征。”
《明史》史料内容
说明几次外国船舶都被免去了进口关税，明朝在港口贸易上无利可得，源于明太祖将关税视为侮辱国格的举动。
同时《明太宗实录》中记载“今夷人慕义远来， 乃欲侵其利， 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所以明朝设立市舶司，只是为了“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也。”
这种怀柔远人的政策，并不是敞开国门接受外国的表现，反而说明了明朝浓厚的保守主义思想。明朝建立以来，一直深受北方遗留的元朝势力和海上的残余势力的威胁，对于外来势力的冲击格外担心。
所以在对外的食物上，他们体现了地主阶级的狭隘民族主义，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以怀柔的政策来抗拒外来冲击。这一点可以用明代市舶司的变迁沿革过程中看到，沿海的局势如果进入紧张的状态，第一个停摆的就是市舶司。
泉州市舶司遗址
- （2）限制海外来华贸易，只许官商贸易
宋元两代对于海外来华贸易都呈现出欢迎鼓励的态度，不仅如此还要热情的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但是从明朝洪武时期开始，海外来华的贸易船只，就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控制在朝贡船只之内，只允许官方贸易的存在。
进出港口的船只，必须持有明朝发布的“勘合”和本国的“表文”，另外必须遵守明朝关于贡期、贡道、朝贡人数的规定。有些外国的朝贡商人会在贡品中夹带私货，除了大部分被官府售买外，剩下得货物也必须在会同馆或市舶司的见证下与中国商人贸易。由此可见，明朝对于外来力量十分小心今生，明朝初期恶劣的沿海局势，让明朝不得不防。
市舶司遗址门口
- （3）颁布禁令，严禁私人出海
宋代市舶司有一项职责为：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意思是中国的商人只要得到官府的批准，手持官府颁发的公凭，就可以出海进行贸易。元代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是到了明初，国家出台了禁止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海禁政策。
明太祖在洪武四年诏令“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之后的几位明代皇帝也对此三令五申。显然明朝完全排斥了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的行为，在明朝统治者看来，允许国内商人出海贸易，势必会引起内部统治的不稳定，为了以免后患，必须趁早隔断内部与外部的这种联系。
- （4）贸易垄断，舶来品只供统治阶级
在宋代，从海外回港的中国商舶，在 “抽分”和“官买”后，商人可以到社会销售，外国商人亦可以持市舶司公凭到各地贩易。元代则是队官商、外商货物实行政府统治，但是对民间商船货物，仍可以自行交易。所以在宋元时期，海外的舶来品基本在社会上流动。
明代的海上贸易
但是到了明朝，只允许贡朝船只驶入，所以海外的舶来品都为贡品，完全归属于皇族消费。而剩下的夹带私货，则是经官府给价收买之后，所剩无几。当然这些由官府收买的私货，也进入了上流社会人群的手中。偶尔会有收买的私货超过统治阶级的需求，官府也会允许民间商人博买，也就是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来收买海外货物。
单从买卖上来看，明代的博买制度是市舶司对海外进口货物的一种专卖制度。货物从官库中流出，受到官库的库存量和统治阶级消费需求的现之。所以明代的博买制度是一种很少见的现象。这些舶来品主要流向统治阶级的消费领域，也说明当时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统治十分强大，甚至连经济上都会有中央控制。这种贡品专用的权力，象征着一种独享的欲望，于是海外的贸易接口，就成为了封建统治阶级垄断的一个专门领域。
对明代市舶司的描绘
二．明末，对外贸易进行改革实现互利正德初年后，明王朝先后改革了一些原来的市舶司规章制度。因此，在市舶司制度方面，这个时期又有许多与前期不同的特点。
- （1）海外贸易成为财政收入，增加中外互贸机会
正德之后，市舶司正式发挥贸易作用，将海外贸易与财政收入联系起来，增加了中、外商人互市贸易的机会，使海外贸易日渐发展起来。
市舶司也在发展中逐渐分出了一些只能，只保留了检验出口船舶和征收关税的只能，而对于市场的管理职能，则交给了中间商牙人进行。封建官府为了控制这种发展了的海外贸易，组织了一些官方牙行。从而，这些官牙逐渐取得了垄断海外贸易市场的特权，经过一番发展，终于形成了清代的行商制度，海外贸易市场完全被行商所垄断。
泉州市舶司遗址
- （2）民间开放贸易，进口商品结构改变
由于船舶贸易开放，贸易的内容货物也发生了改变。过去以奢侈品进口货物为主，专门进贡给统治阶级使用。但是后来海外贸易对普通百姓展开，使得货物除了要满足统治阶级得奢侈生活外，还要由适用于普通百姓得生活需要。因此，原来得奢侈型进口结构得到了改善，代之的是社会生活必需品为主体的结构。
- （3）舶税成为明朝财政来源之一
抽分制的实行，让国家财政得到了缓和，使国家税收大增。根据《广东通志》的记载，广东市舶提举司征收的舶税每年约饷银四万余两。福建的“督饷馆”，每年征收的水、陆饷也在万金左右。
这些收入对于后期，濒临财政危机的明朝来说，确实是解决财政困乏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在征税制度从实物转为货币的过程中，不但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也帮助大量金银输入中国，在万历六年到崇祯十七年的七十多年间，输入中国的银元就超过一万万两以上。
宋代的市舶司条例
结论纵观明代的市舶司制度，不难发现在明朝初期和末期都有很大的改变，影响这些变化的原因都是国情所致。首先是中国航海贸易的势力，直接冲击到了明代的市舶司制度。虽然国家三令五申海禁制度，但是早在洪武时期，就遭到了中国私人航海贸易势力的挑战。
《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
私人航海贸易势力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原因。当时土地兼并达到最高限度，商业资本主义向土地转化的情形就会受到局限，势必会往海外贸易发展。
明朝对于这些私人航海贸易的发展也加强了控制，最终逼得嘉靖时期，在东南沿海爆发了倭患问题，大多数都是中国沿海居民。反映出当时私人航海贸易和明朝直接得斗争，这场斗争的结果直接影响了市舶司制度的改变。在私人航海贸易不断向经济性演变的过程中，明朝不得不扩大贸易范围，开始征收进出口关税。
另外，由于市舶司规定，朝贡贸易有勘合，有定期也有国家之间的界限。但是为了表现大明朝的博大胸怀，对于前来中华进贡的海外国家，一概对进口货物免去了关税，并且实行高价收买。
明州府发放的公凭
这就导致海外的朝贡商人在获取高额利润之后，千方百计的寻求朝贡的机会，朱明王朝对于这种违制朝贡大多是开恩纳贡，这种例子越多，明朝的财政负担也就越来越重。如果依制阻回，海外商人便集于中国沿海，寻求走私贸易。稍不小心还可能有武装走私蒙混其中，所以海防安全也受到影响。
由此看来，明朝前期的市舶司制度，对于明代社会有很多消极的影响。由于海外贸易被官府垄断，市舶司呈现出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特性，海外的货物也主要进入统治阶级中上层的消费领域中，甚至有郑和下西洋的活动中，为国家寻找宝物的任务。
另外明朝前期中国私人航海的活动屡遭禁止，使本来遥遥领先的中国航海事业，失去了先机。从此日益衰落，一蹶不振。另外对于高价收买的贡品，明朝也为之付出了一笔不小的银两，成为后来的财政累赘。
参考文献：《明史》、《明太祖实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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