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建构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的，表现在文学方面更是明显。
西方文学如同西医，东方文学如同中医，从起点就开始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以至于影响到文学批评方面，东西方文化所走的道路以及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也大相径庭，各具特色。
具体来说，东方多以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所代表的文学理论开展文学批评。
“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本身又是相冲突、相矛盾的，但这也正符合中华五千年文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
“以意逆志”注重文本对意义的生成作用，而“知人论世”注重的是作者对文本意义的生成作用。
与西方的文学批评相比，这两者的共同点却都是不局限于作品本身，前者重点从读者方面来分析，后者重点从作者方面来入手。
可见“知人论世”这种批评方法能够从外在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角度出发，联系作品产生的背景和根源，结合作者生平，对作品进行深入解读。
而“以意逆志”就是“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用自己的心灵去追寻作者的心灵踪迹，明了作者之用心所在，“诗无达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不是一味地拘泥于字面之意义。
这就和西方现代的文本批评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现代的文本批评注重的是文本自身，当他们接触到文本的时候，作者已经处于“缺席”状态，不需要通过了解作者来解读作品，只需要从作品本身出发即可，如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等。
我们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带有作家的自传性质。作品中的人物再多，却一定会有一个人物和作者本人最最相似。
分析路遥的两部自传体小说《人生》和《平凡的世界》，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高加林和孙少平，几乎就是作者影子式的人物。
今天，我们对缘起于西方的比较文学进行一个改造加工，把作者放之于与他社会环境，人生经历极其相似的作品人物高加林、孙少平中间，在同一时空下对三人进行一个粗线条的比较分析。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人生的本质就是平庸，甚至说，人生是毫无意义的。而影响一个人成长的因素不外乎大体分为四种：一是遗传、二是家庭、三是教育、四是社会。
这四要素涵盖了内因和外因两大方面，但所起的作用会有所不同。
正所谓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这些遗传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教育因素等等，交织在一起，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成长。
当然，影响一个人成长的因素，也不在一个方面，也不是一个方面就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只要一个人来到世上，他就有着和别人一样的人生基础，但也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权利义务，这就要看他如何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扬长避短了。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大多时候结局是可悲的“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但如果你能自觉和不自觉地去努力和发挥，一心一意去坚持，坚持自己的道路，坚持自己的原则，坚持自己的观念，持之以恒，“郁郁涧底松”最终越过“翩翩山上松”也未可知，更不要说那些“离离山上苗”了。
我们先从三个人所经历的社会大环境来一个管中窥豹。
首先，以时间为轴，先看一下三人所经历的时代。
路遥生于1949年，青年时期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他经历了轰轰烈烈“激情燃烧的岁月”，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高加林应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生人，经历的重要时期应是农村的大集体时代，而他又游离于这个大环境之外，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躲进的小楼成一统。”
而孙少平应是六十年代末生人，经历了从大集体到“包产到户”的转变。
很明显，路遥的青春岁月正蹉跎于那狂热的年代，他的一切都烙上那个时代深深的足迹。
而高加林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伤痛中挣脱出来，带着一身的疲惫与潦倒，慢慢舔舐伤口，认真开始反思的岁月。
到了孙少平的时代，已经希望之光初现，改革号角已经吹起。
而路遥真正算是生不逢时，是三人中出生时间最差的一个；孙少平可以说抓住了青春的尾巴，赶上了好时候，是三人中出生时间最好的一个；高加林所处的时间有点骑墙，属于三人中不好也不坏的一个。
但最后的结局，高加林最失败，孙少平最后会坠落于平凡，甚至平庸，而路遥却绝对是最成功的的一个，成为了一代文学大家。
其次，看一下三人的文化程度。
路遥为工农兵大学生，高加林和孙少平都是高中毕业生。
高加林以能当上民办老师为荣，本想成为一个坐稳了的奴隶，没承想最后却阴差阳错，更上一层楼，差点成为了“国家人”，这身份当时要比孙少平的煤矿工人不知好上多少倍，但最后却因“命犯桃花”，丢了这个金饭碗，灰溜溜地回来了。
命运对路遥是眷顾的，一而再，再而三从天而降“乌纱帽”，使其最终成为象牙塔的“天之骄子”。
但也因性格因素，福祸所依，虽然靠文学成名成家，但也最后由于不注意保护身体，落了一个英年早逝的可叹结局。
而孙少平恰恰对于自身文化的利用率是最不高的，但最后却得到了一个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美好结局。
三人都是靠知识改变了命运，但路遥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高加林真正应了一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化使他“飞黄腾达”，文化也让他“身败名裂”。
而最后利用文化知识和文化身份最少的孙少平，却成了最幸福的一个。
由此看出，知识改变命运，此话一点不假，但有时能改好，有时却改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