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春至1918年夏,毛主席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他不仅目的明确,认真刻苦,而且勤于钻研治学读书的方法。

经过坚持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毛主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治学方法,使其治学过程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反映在这一时期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

在这些文章和书信中,毛主席对其治学方法进行了许多精彩的表述。尤其是他对治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矛盾冲突,如“学”与“问”、“自学”与“共学”、“博”与“约”、“通”与“专”、“精”与“粗”等关系的体认和阐述,更显其独特之处。

1915年9月6日,毛主席就为学之“博”与“约”、“通”与“专”的关系,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仆读《中庸》,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固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中庸(三) 对中庸中的三达德(1)

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

这封信是目前所见的毛主席谈及《中庸》的最早文字。实际上他早在私塾时期就已精读了《中庸》,因为《中庸》为“四书”之一,是当时私塾的“必修课”。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后经宋儒朱熹选注而成为一部独立的著作。

《中庸》相传为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司马迁说:“子思作《中庸》。”但其中的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社会情况,有些明显地带有秦汉统一中国后的色彩。故而当代学者一般认为此篇当为秦汉时孟子一派之儒者所作。

《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中庸》认为,作为道德修养境界的“诚”是天赋予人的,努力追求“诚”是人生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须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便成为修养的方法和过程。通过博学深思,增广知识,提高素养,以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中庸》所倡言的这一修身治学之道,对于正在寻求济民救国之真理的毛泽东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启迪意义,因此深受他的推崇。

由于毛主席对博学之于心性修养和治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深刻的体认和理解,因此,博览群书、广泛涉猎、精进不已便成为青年时期毛主席读书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

从国学到西学,从历史典籍到新潮学术,从人文、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毛主席几乎都有所涉猎。正如他与黎锦熙的信中所说: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易达到深湛。”

在治学的过程中坚持博学的方法,不仅体现了青年毛主席求知的特点,而且贯穿于毛主席终生的读书生活。后来,无论是兵马倥偬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以至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博览群书一直是毛主席的兴趣所在,也是其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

中庸(三) 对中庸中的三达德(2)

《中庸》承续孟子一脉,吸取和改造了《老子》“道”的意蕴,从内在心性切入,构建起天人相通的世界观。

《中庸》首章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把“人性”提升到“天命”的高度,把人与天联结起来,提出人性来源自天命,所以普遍必然地具有先验的善;发扬固有的善的人性就是道;发奋修养以自觉意识到道的存在以及自己时时在行道,就是教,即教育和教化。

《中庸》强调了道与人生的关系:“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是说,人生一刻也离不开道,人们时时刻刻都在行道,道与人生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中庸》所言之“道”,看上去似乎有些玄奥,但其实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中庸》中说: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这里所谓“达道”,即是封建社会中的五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所谓“五伦”。而所谓“达德”,即指封建社会中的个人道德品质。就是说,道的内容就是按照伦理准则处理好五种社会伦常关系。而要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则须具备知、仁、勇三种优良品质和道德修养。

对于《中庸》中宣扬的这些“道”“德”观,延安时期的毛主席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并予以了应有的批判。

对于《中庸》中的“三达德”,毛主席曾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中庸(三) 对中庸中的三达德(3)

1939年2月20日,毛主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写给张闻天的信中说:

“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中庸》中的核心思想就是“中庸”。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

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

《中庸》中充分发挥了孔子的观点主张,认为修道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中和”。《中庸》说:“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

《中庸》将封建社会的五伦关系,道德标准之“不行”、“不明”,归结为于人们的认识和行为出现或“过”或“不及”的偏差;要求人们不要太“过”也不要“不及”,而要追求所谓“中”。

那么,在毛主席的眼里,“中庸”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在写给张闻天的信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关于“中庸”的解释,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陈伯达认为:“孔子在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一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中庸(三) 对中庸中的三达德(4)

陈伯达

针对此论,毛主席指出: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种状态了,这就是另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致张闻天信大约半年以后,毛主席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部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中庸(三) 对中庸中的三达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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