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伯研究讨论拾零✦
李频
编辑出版理论当然不能不专章讨论出版人。在“出版人”一讲中，我设计的课堂讨论内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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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陈翰伯或沈昌文或董秀玉或别的你组同学共同认可的某编辑出版家为例，解释你们组对出版人、出版人生的理解，包含但不止于以下内容：
▶ 出版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出版人与社会的关系
▶ 出版人知识、能力与其贡献、成就的关系
想到我的出版观念可能老化，对讨论的出版人选我留有另选余地，讨论内容也定得较为宽泛。课堂讨论首先是讨论过程，要把讨论开展起来把讨论进行下去；其次才是思想碰撞的力度强度和知识传授的效度。
没有想到该组同学选了陈翰伯。他们选择的理由在汇报中说得简明有力：陈翰伯是沈昌文、董秀玉的前辈。
陈翰伯多重要啊，我拜访过的出版界前辈几乎都叮嘱我关注研究陈翰伯。我曾请董秀玉先生在发表前审阅拙文《“读书无禁区”：<读书>创刊影响分析》，董秀玉先生几次重复：陈翰伯写的篇幅太少了，应该更多写陈翰伯。我内心很委屈，我此前四脚朝天地找陈翰伯的资料，就那文章的主题而言，我已经尽了最大限度了。但我由此知道了陈翰伯在董秀玉心中的崇高地位。董秀玉在出版界佩服的人未必很多，她敬服陈翰伯。言说陈翰伯又多艰难，如缺资料，研究基础薄弱等等。
课后回想，这一结果好于预期。讨论同学组就总体而言，较全面地阅读了已有的陈翰伯研究成果（在占有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呈现他们自己的思想及其思想水平达到何许程度另说）。更有意味的是，抽签决定的“瞭望者”苏欣雨还举着技术不很完备的“望远镜”真的苦苦寻觅“瞭望”——她作为该组第一名汇报者，报告了陈翰伯研究的总体思路和分工。这让我高兴，我当然不会放过对“思想者”的鞭策。课堂评点中与她及她们组对话，课后又要求她就此整理成文字，以书写的形式（见附文）再逼“思想者”进行人内传播。人类传播有人内传播、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形式，就“思想者”培养而言，更理想的方式就是创造各种思想境遇，激发其思想，使其更充分体验、更多维经验各种类型的传播，使其自身成为“融媒体”。数字时代人即媒介，已为常识。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基础理论命题也转换成——人是媒介的延伸，在此传播背景下，把时刻准备成为媒介（或者说时时有可能成为媒介）的人规训（而不是一般的培训）为思想者，是数字时代人类解放（套用“疫情”话语也可称为“中国人解封”）的根本途径。
大概是时刻准备着给讨论者“挑刺”，以“诱逼”他们时刻准备着“深入—-深入—-再深入”，我绷紧心弦把硕博士生对出版家陈翰伯的讨论听下来，油然想到，出版家的职业生涯中伴随着好些身份转换，出版家以其一连串的身份碑铭他的人生，因而从出版人到出版家的多种相关身份及其交错重叠也可以用于出版家分析。当然一个出版家的思想发展是一个累积过程，往往前一个身份时的经验成为后一角色行为的思想基础。片断和截面意义上的身份难以与出版家整体截然分离，但身份确实可以组合、结合其他分析方法而成有效分析路径。有一位同学讨论1972年至1988年的陈翰伯。陈翰伯1978年7月至1982年4月就任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那是陈翰伯奋发有为的光辉时段。在历数陈翰伯这四年的出版业绩后，讨论者以“出版人—读者—出版物”的三维框架予以小结。我评点这个同学的讨论时脱口而出：“出版人—读者—出版物”的框架是普遍适用的，但只用这个分析工具去分析1978年以后的陈翰伯恰恰是低效至少是难以充分解析的。这时的陈翰伯固然还是出版人，但他的身份是国家出版局代局长，他的出版行为可不是一般的出版人行为，而是代表政府的出版行为，因而对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的分析要适时适事导入出版与政府，或者说政府管理与出版发展的维度。
以后对宋木文、刘杲等出版家的分析均须导入出版政府的维度，以辨析其出版行为中的政府行为和个人行为。可惜那天晚上有网课，没有教室的空间局限便放纵时间，拖堂了半小时，临下课时忘了交代那位同学课后书面反省了。
人物分析路径讨论有感✦
苏欣雨
昨天（11月15日）是编辑出版理论课程第二讲，本小组成员遵照教学进程安排，报告了对于出版家陈翰伯的思考。在汇报之前重点讨论了分析路径的拟定与选择。
我们起初想到的一条路径是按照时间线去追述并分析陈翰伯。人生由时间组成，用时间做什么，大概率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且社会发展大背景与个人的人生进程密不可分。于是我们便提出了“按照时间线分析——以陈翰伯个人一生的时间线为主线，以社会历史时代大背景为辅线，探究理解陈翰伯作为出版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出版活动。”这是第一条初步的分析路线。
第二条分析路径的思路是杨序暄师姐首先提出的。师姐给我们分享了一篇李频老师的文章，题为《林穗芳编辑学研究的理论品格》，文中给林穗芳界定了两种身份，分别是“编辑学家”和“编辑学导师”。我们便想，能否仿照此法，把陈翰伯剖分成多个立面去阐释，比如作为思想家的陈翰伯、作为革命者的陈翰伯、作为领导者的陈翰伯等等，通过对陈翰伯不同身份的清理与其出版活动的关系，探究他以这些身份做了哪些贡献和成就。这是我们第二条分析路径的初步想法。
在进一步思考第二条分析路径时，我们无法确定陈翰伯截面剖分与合成阐释的合理性，即具体怎么剖分，把陈翰伯剖分成哪几个截面最理想，什么行为活动是他作为思想家产生的，什么行为活动又是他作为出版领导者产生的……其中界限模糊，先无法剖分，后无法归类合成，我们便就此作罢，转向了对第一条分析路径的完善。最终确定了“从时间线切入，以主要时段加重要时点的方式，紧密结合社会发展时段，划分陈翰伯的人生阶段。探究‘出版人—出版活动—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出版人与出版人生”的分析路径。当然，之后采用“时间线”这一分析路径的钻研思考也并非一帆风顺。对于时间段的划分、时间节点的选择，我们花了些力气去处理，并且处理得貌似也并非非常妥当。
11月15日晚汇报结束后，老师特别点评了此块内容。首先肯定了我们开始时提出的两条分析路径：一条将陈翰伯人生按阶段划分去研究的时间线、一条将陈翰伯个人剖成多个立面去阐释的空间线。指出我们放弃后者而选择前者，且并不结合后者是“知难而退”行为。确实如此，无法反驳。我们最终放弃第二条分析路径的原因就是“难”，但难在何处、如何破难，我们不得要领，只觉得相较于第一条时间线的清晰逻辑，第二条空间线难免不明确，过于模糊，不知道该如何去剖分陈翰伯，也不知道剖分后对理解阐释陈翰伯是否科学具有说服力等等。老师的课堂点评，切中要害：“你们对陈翰伯立面的剖析过于宏大。”！！！是呀，“思想家”“革命者”“领导者”，正是这些概念的内涵过大，才导致我们有种“模糊不定”的感觉，一个领导者不单是领导者，他采取的某些领导行为可以被界定为思想家，也可以被界定为革命者。此般宏大的概念，难怪我们不知从何下手。老师随之提出了“从社会身份的视角去剖析”（这是人物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比如，作为总编辑的陈翰伯、作为总经理的陈翰伯、作为国家出版局代局长的陈翰伯、作为社会团体领导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首任主席）的陈翰伯等等，然后再导入总编辑、总经理、出版领导者等的分析方法，看他在不同身份下怎么做的、做了什么……这种以职业身份、社会身份为切点的剖分方法简洁明了且科学合理，不再是我们凭借个人主观去给陈翰伯下定义，而是利用他本身就有的社会身份、大众认可的社会身份去界定他、分析他，此种研究方法确实科学有效。在面对我提问的“什么是总经理的分析方法？什么是总编辑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我们从何得知？”的问题上，老师简明扼要：“翻找词典等工具书，浏览相关职业、相关出版家研究的文献资料，看出版学界对这些社会角色的理论定义与实践分析，学界对编辑家出版家的某些有效研究对自己的启发。一句话，把已有的理论解释自觉地转化为自己的分析方法和路径（工具）。”
责任编辑：褚欣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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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频，1962年生，湖南新化县人。现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编辑出版理论、期刊史论、出版专业阅读理论等。主要著作有《龙世辉的编辑生涯》《编辑家茅盾评传》《期刊策划导论》《大众期刊运作》《出版：人学絮语》《中国期刊史（第4卷，1978~2015）》《期刊：连续出版的逻辑》等；主编《茅盾研究和我》《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NO.1市场分析与方法求索》《中国期刊发展报告：NO.2区域发展与类群分析》《共和国期刊60年》《弘征：人与书》等。出版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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